㈠ 日本有哪些著名的電器公司
松下 索尼
㈡ 為什麼日本的企業做的比中國
當日本家電在中國市場節節敗退 還有什麼理由不支持國貨?
三洋、東芝、夏普、松下、索尼、大金,這一個個曾經如雷貫耳的名字,如今在家電領域卻呈現節節敗退之勢,有的退出了家電市場,有的被中國企業收購了家電業務,其他的在逐漸丟失市場份額——而且是本來已經很少的份額。
盡管還有人說這些日本家電僅僅是「戰略放棄」利潤逐漸稀薄的傳統市場,但這一放棄,卻首先證明的是日本企業已經在家電市場失去了核心競爭力,在以創新引領、服務為先、價值取勝和本土化的中國家電企業面前,正是一進一退的態勢。即使是索尼和大金這樣仍然在苦苦支撐日本家電旗幟的老牌面前,中國家電企業的底氣也依然越來越足。
3月9日,在上海召開的中國家電及消費電子博覽會(簡稱「家博會」)上,格力帶著革命性的節能技術和產品參加了家博會。而這項技術並非是在被日本專家視為已無利潤的傳統家電領域,而是擁有巨大市場空間的多聯機市場。
「基於大小容積切換壓縮機技術的高效家用多聯機」——格力GMV智睿家用多聯機的發布,標志著中國家電企業再一次從核心技術上占據壓倒性優勢。
在業外人看來,也許無法了解其中隱含的意義,也無需了解其中的技術革命在哪裡。用一句話總結就是:目前市場上的多聯機存在的最大問題就是「低負荷低能效」,而這個問題日本空調企業用了10年也沒有解決,如今被中國企業一舉突破!
能源緊缺,是世界各國都一直在迫切解決的主要問題之一,「美麗中國」的建設,也要通過十九大報告提出的推進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的規劃來實現。近年來,多聯機市場份額迅猛增長,而這一增長主要依託於家用市場,也就是說家用多聯機的能耗對整個建築能耗的影響越來越大。
所謂「多聯機」,即一台空調外機帶動多台內機,但消費者往往出於節能意識僅是在「哪屋有人哪屋開空調」。這一意識在使用掛機或櫃機時無可厚非,但在使用多聯機時卻會出現一個問題,就是「單開一台室內機,即整個變頻多聯機是在低負荷運轉時,變頻壓縮機仍然會頻繁開停機,低能耗優勢無法發揮」。
因此,解決這個問題就是降低無意義的能源消耗,是一項真正的節能技術的革命。格力推出的這款GMV智睿家用多聯機,攻克這一難題的核心技術是「基於大小容積切換壓縮機技術」。依託這項技術,格力家庭中央空調實現了相比日系產品「用電省一半」的壯舉。
通過這次正面較量,我們更可以得出結論:一,中國家電企業不缺乏挑戰世界難題、挑戰自我的勇氣和底氣;二,中國家電企業的底氣來源於堅持走自主創新的發展道路;三,在整個家電領域,中國企業正在或已經實現了全面超越,曾經被國人仰視的日本家電,已經被中國家電企業拋在了身後,中國消費者更應該支持這樣的中國家電企業,更應該將國貨支持到底!
㈢ 如何評價日本企業在家電領域的衰落是他們因為利潤低主動放棄的,還是被中國家電業打垮了呢
因為跟中國關系不好
㈣ 你對日本家電業成功進入中國市場有何感受
日本的家電全世界聞名,無論科技含量,質量,價格,售後服務都要比我國家電企業強很版多,現在大權部分中國家庭在選擇購買家電的時候,一般都會選擇在幾個大品牌里挑選,其中這些大品牌往往都是日本企業,雖然日本家電產業發達,在我國市場有很大的競爭優勢,但是作為中國人,我還是支持我們自己的民族產業,希望他們能在與日本企業的競爭中學習對方的長處,發展自己的優勢,早日振興我們的民族工業.
㈤ 分析一下日本家電企業成功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質量 永恆的質量!
還有注重 每一個細節
產品外形簡約時尚
媒體推廣,廣告做的好!我們企業就差得遠,除了惡心人就是膈應人!
㈥ 日本家電主要改革領域是什麼
●日本的改革既需要自上而下推動,又需要自下而上推動;既需要國內推動力,又需要來自國外的推動力。坦率地說,日本改革缺乏這兩方面的動力 ●現在日本改革的目標似乎就是「美國化」,大膽導入自由市場經濟的競爭規則,這當然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日本作為東方文明國家,應依據自己的國情,制定出具有日本特色和東方文明特色的改革戰略 ●對於日本決策者來說,只有在追求「亞洲繁榮主義」的大棋盤上,充分吸取亞洲經濟增長活力,真正實施「入亞開國」而非「脫亞閉國」,日本經濟才能走活,才有出路 馮昭奎 日本與中國都是「改革中國家」,而且兩國改革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因此日本改革的經驗教訓很值得中國重視。本文主要對日本改革中存在的問題提出一些個人看法。 有沒有堅強的領導? 日本的改革是否擁有堅強的領導?就當前日本改革主要指導者小泉首相而言,盡管兼為改革家的政治家無人能出其右,但在筆者看來,他似乎還缺乏足夠權威和高明的改革理念。小泉雖提出了「沒有禁區的改革」等響亮口號,但他對日本改革的總體設計令人感到仍不清楚。 當前小泉的高支持率盡管大幅下降,廣大日本國民對小泉改革的期待依然很強,但可惜的是小泉和廣大國民之間有些脫節,或者說他缺乏必要的政治支持層,特別是小泉自己的政黨──自民黨內相當多政治家並不支持小泉改革,甚至成為對立面。譬如,本應為小泉改革出謀劃策的自民黨智囊就因同小泉改革唱對台戲而被小泉甩在一邊。 在自民黨本身對改革比較消極的情況下,在自民黨外也找不到真正有能力推進改革的在野黨。有人甚至說「日本缺乏強大的在野黨或反對黨,已使日本的民主受到威脅」。 有沒有強大的動力? 日本的改革既需要自上而下推動,又需要自下而上推動;既需要國內推動力,又需要來自國外的推動力。坦率地說,日本改革缺乏這兩方面的動力。 就改革大方向而言,小泉迎合了廣大國民要求改革的願望,但隨著改革進入具體設計和實施階段,小泉改革遇到越來越大的障礙。這是因為小泉推行的改革,包括醫療、社會保險等在內的各項改革實際上在減少當代國民的利益,換句話說,小泉改革未能將日本改革同當代日本國民的實際利益增長結合起來。 當然,日本的改革,比如財政、養老金改革的一個重要宗旨是考慮到子孫後代利益,至少是不要給子孫後代留下很重負擔。但這些作為改革的未來「受益者」,或者正在呀呀學語,或者還沒出生,當代政治家當中也很少人願作他們的代言人。盡管父母大多疼愛自己的孩子,但這種疼愛卻不能「合成」為當代人為愛護後代人而作出犧牲的決心。 如何使改革能在總體上給當代人帶來利益,不僅伴隨「陣痛」,也伴隨「歡悅」,是日本改革的一個重要課題。當然,如同特殊法人改革那樣,觸動少數人的利益是不可避免的,正如馬克思所說:「幾何公理觸犯了人們的利益,也難免要被推翻。」 在國際化時代,當前日本改革似乎也缺少外力推動。本來,一些亞洲國家無論是吸引日本直接投資也好,還是向日本出口廉價工業品也好,歸根到底是在幫日本的忙,通過「介入」日本的產業結構調整過程,為日本傳統產業結構「創造的破壞」提供了外壓和動力,然而日本卻往往把這種外力看作是「威脅」,有拒絕利用這種外力的傾向。 有沒有明確的戰略? 現在日本改革的目標似乎就是「美國化」,向「美國標准」看齊,大膽導入自由市場經濟的競爭規則,這當然有其合理的一面,因為美國經濟發展確有很多成功經驗值得借鑒,自由市場經濟體制也是現實可行的經濟體制。但日本作為東方文明國家,有沒有依據自己的國情,制定出具有日本特色和東方文明特色的改革戰略,仍然看不清楚。 真正符合日本國民利益的改革戰略,應是能夠增強日本在經濟上獨立自主性的戰略。但是我們回顧一下十幾年來日本經濟發展的歷史,可以發現日本在「獨立」方面做得不夠:1987年以後日本為滿足美國「協力穩定匯率」要求而導致泡沫經濟膨脹;20世紀90年代,日本政府不斷動用財政、增加公共投資,這導致了日本財政極度惡化;1990年日本和美國經過「日美結構協商」後出台《公共投資基本計劃》,而該計劃與當時的政策思想緊密相聯……這一切使人們感到,整個日本國民為之付出極其沉重代價的泡沫經濟,在一定程度上可說是日本為美國利益作出的犧牲。日本政府的很多經濟政策失誤存在著「美國因素」,特別是在金融領域美日之間似乎形成了一種「上下關系」、「命令關系」。正如日本有學者指出,「日本在戰略上和安全保障上對美國的依賴招致了經濟的混亂」。也有些人對日本政府的某些決策究竟是「為了日本的政策」還是「為了美國的決策」而感到迷惑。由此可見,增強日本經濟的獨立自主性應是日本改革戰略的一個重要課題。 中國人經常把「改革」、「開放」兩詞連在一起,說「改革開放」,這是有道理的。許多國家改革的事實也證明,沒有真正的開放就沒有真正的改革。然而,現在小泉的改革主張主要局限於國內,對「開放」提得很少,更缺乏具體措施。這反映了小泉路線存在著改革與開放不配套、對內改革政策與對外開放政策互相割裂的內在矛盾。而對於日本這樣一個仍存在著「閉塞感」的社會來說,不擴大對外開放,其改革也就難以進展。 所謂「對外開放」,實際上是指向原來對之開放得很不夠、根據本國發展需要又急需對之開放的那部分世界擴大開放。如今日本需要擴大開放的主要對象應該說是亞洲,是發展地區性經濟合作,這才是日本為自身發展和推進改革所急需的。 有專家說得好,「中國和日本合起來將會成為亞洲地區經濟發展的火車頭」,這種「中日火車頭模式」很可能成為所謂「雁行模式」之後的亞洲經濟增長新模式。對於日本決策者來說,搞「內向型」經濟結構改革難以行得通。只有在追求「亞洲繁榮主義」的大棋盤上,充分吸取亞洲經濟增長活力,真正實施「入亞開國」而非「脫亞閉國」,切實加強長期成為日本對外政策弱項的「地區經濟外交戰略」,那麼,如同陷入「死棋」的日本經濟才能走活,才有出路。 加強改革戰略與科技戰略的一體化是日本改革的又一重要課題。現在日本一方面擁有競爭力仍很強的汽車、家電、機床等出口型製造業,其勞動生產率比美國還要高;另一方面卻存在著十分缺乏競爭力的農業、一部分面向國內的製造業以及流通等國內服務業,其勞動生產率較低。由於這部分低效率產業的存在,不僅拖累了整個經濟,也阻礙了日本的改革開放,因為對改革的阻力主要來自這些長期得到政府保護的低效率產業領域,來自代表這些低效率產業領域的特殊利益、以這些領域作為選舉「票田」的政治代表。 現在,農業問題成為日本同亞洲各國建立自由貿易區的主要障礙,因此,運用IT、生物等最新科技成果盡快發展現代化大規模農業,對於日本的結構改革、對外開放(包括推進東亞自由貿易區)乃至政治體制改革都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有沒有思想上的飛躍? 為推進「沒有禁區的改革」,首先要打破思想上的禁區。小泉首相也說過,為推進經濟結構改革首先需要推進「精神上的結構改革」。在我看來,日本也需要來個「思想解放」,如果仍被陳舊的條條框框束縛著,沒有思想上的解放、飛躍,就難以推進真正的改革。 當今日本人需要打破哪些「思想禁區」?這的確是個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筆者不揣冒昧提出以下幾條:其一是「反省障礙症」,比如至今未能對「失去的10年」進行深刻總結和反省;其二是「無責任意識」,比如至今未能徹底追究巨額不良債權問題的責任(包括政府的和民間的)所在;其三是「求穩心理」,企求一種「四平八穩」的改革而忽視平穩背後的潛在危險;其四是「受害者意識」,自己沒把經濟搞好卻埋怨外國加害於自己,甚至出現什麼「中國威脅論」;其五是過度的不安心理,日本人的危機感很強,對經濟形勢評估過分悲觀。從某種意義上說,有遠慮有危機感是日本人的優點,但人不能總生活在「遠慮」之中,凄凄惶惶地過日子。 最後,還值得討論一下景氣與改革的矛盾問題。已故日本前首相小淵留下了一個著名的「兔論」。他說:財政改革和景氣對策不可兼得,又要改革財政又要刺激景氣無異於「同時追兩只兔子,結果將是一隻也追不上」。小淵的「兔論」雖指出了景氣與改革之間存在矛盾的一面,但也帶有過於狹義地理解「改革」、忽視改革與景氣之間也存在相互促進關系的偏頗:其一,過於看重改革表層而對改革深層把握不夠,比如對財政改革只強調削減赤字和債務,而忽視了改革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中央財政與地方財政的關系等深層次結構問題;對金融改革只強調處理不良債權問題,不斷為不良債權增減而一喜一憂,卻忽視了諸如銀行體制、銀企關系、金融活動慣例、直接金融與間接金融的關系以及圍繞金融的社會意識等深層制度問題。其二,過於看重宏觀經濟改革而對微觀經濟改革把握不夠,既未能充分把握許多大企業在重組和改革方面取得的成績、進展和經驗,又未能大膽觸動諸如農業等低效率產業(多為自民黨重要政治地盤)改革的「禁區」。其三,過於看重國內改革而未能將改革與開放結合起來。如果日本政府能真正糾正對改革理解上的偏頗,或許可能走出「時而追景氣這只兔子,時而追改革這只兔子」的怪圈,同時實現既激勵經濟增長又推進改革深化的雙重目標。
㈦ 日本家電企業 為什麼虧損
消費需求轉變,人民從注重功能變為注重外在,這就是蘋果為何成功的原因。
中國和韓國的製造業迅速發展,參與到國際市場的競爭。
日本企業龐大的研發和生產機構,成本過高。
㈧ 為什麼日本在家用電器方面非常厲害,有很多跨國公司
日本人在製造企業很多都是二戰時期遺留下的軍工企業,實力技術非常強大,加上後來的發展,已經屬於世界先進水平了
㈨ 日本都有哪些著名企業
1、索尼
是日本一家全球知名的大型綜合性跨國企業集團。索尼是世界視聽、電子游戲、通訊產品和信息技術等領域的先導者,是世界最早攜帶型數碼產品的開創者,是世界最大的電子產品製造商之一、世界電子游戲業三大巨頭之一、美國好萊塢六大電影公司之一。
2018年12月18日,世界品牌實驗室編制的《2018世界品牌500強》揭曉,索尼排名第100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