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電網改制有什麼意義

⑴ 國家電網公司應該進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嗎

對於電網企業而言，適時開放哪些領域、選擇哪些企業作為合作方、採用怎樣的混改策略與方式，仍是下一階段需要重點思考的問題。
在國家發改委列出的2016年改革清單中，明確在電力、鐵路、民航、電信等重要領域開展混合所有制改革試點示範，推進國有經濟結構優化和轉型升級。具體到電力領域，歸為商業類國有企業的五大發電集團重點將子公司股權結構多元化作為改革的突破口，積極推進股權架構層面的改革，引進外部投資者；同時伴隨售電側放開後社會資本進入積極性提升，考慮共同成立配售電公司。
從電網企業進行混合所有制改革放開的領域來看，2014年國家電網公司對外宣布放開分布式電源並網工程與電動汽車充換電設施兩大領域。2015年，在發改委電力行業混合所有制改革試點工作座談會上，國網公司進一步提出在抽水蓄能電站、儲能裝置項目中引入社會投資的方案建議。此外，還將重組整合公司上市資源，推動具備條件的企業上市。
相比之下，南方電網公司則率先在增量配電領域成立混合所有制供電企業。由深圳供電公司、招商局地產等5家企業共同組建了國資控股的深圳前海蛇口自貿區供電公司。其重要意義在於整合電網公司電網運營管理經驗、上市公司的現代公司治理結構、新能源公司分布式能源應用以及節能技術服務領域的專業實力，實現優勢互補，促進企業效益提升，著力構建定位清晰、權責對等、運轉協調、制衡有效的治理結構。
電網企業混改的關注點
在新一輪電改背景下，開放合作已經成為電力行業創新轉型的驅動力，而混合所有制改革則是電力行業提速發展的重要契機。電網企業在部分業務領域考慮引入混合所有制改革，獲取外部資源的同時，有利於規范公司治理，並逐步建立市場化激勵約束機制。對於電網企業而言，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需要注重以下幾點：
一是確保關鍵領域國有資本仍佔主導地位。放開競爭性業務，引入民企、外資等非國有資本，但並不代表讓國有資本居於次要位置，對自然壟斷環節的管網仍應堅持國有獨資或絕對控股。
二是針對不同業務採取差異化的混合所有制策略。在競爭性業務和非競爭性業務分開的基礎上，電網企業開展混合所有制改革需要明確哪些是可以全面放開的領域、哪些則是有限度放開或必須確保絕對控股的領域。針對不同的領域，可借鑒中石化、中國建材等改革試點經驗，分別採取股份制改制重組、調整股權結構、合作成立新公司、並購或參股私有或外資企業、上市募股、員工持股等方式。
電網企業實施混合所有制的典型模式
（1）在開放競爭性業務領域組建合資公司
針對競爭性業務，可以放開經營主體，電網企業可組建混合所有制的合資公司，通過採取國有資本與其他社會資本共同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形式,調整與優化資本結構，引入民營資本,盤活存量。同時，建立和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實現不同類型資本優勢互補，相互促進,共同發展。
例如，電動汽車充換電設施做為電網企業承諾對外放開的領域之一，前期投入大，投資回收周期長。但作為車聯網、互聯網、智能電網的「入口」，充電設施在未來優化能源資源、交通資源、帶動相關產業發展等方面顯示出巨大的商業價值。電網企業在該領域推進混合所有制，組建合資公司，可以考慮將各方的資金、土地以及經營模式融入到充換電設施工程與服務市場中，與合作方建立長期利潤分成模式，以獲取優質土地與客戶資源，注重對行業上下游與其他產業的整合，提高盈利能力。
（2）推進投資主體多元化，引入外部投資者
抽水蓄能電站和調峰調頻儲能項目是電力系統重要設施，不適宜單獨運作，建議圍繞具體項目實行投資放開，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而其建設、運營仍由電網企業主導；對於增量配售電業務，電網企業可以成立專門的售電公司，待穩定運營構築售電市場競爭優勢後，不斷開發市場化增值業務、金融衍生業務等，從企業長遠發展出發考慮吸納優質社會資本，引入戰略投資者，獲得投資者在公司管理或技術方面的支持，共同建立混合所有制售電公司，致力優化售電公司股權結構、提升資產質量。
（3）推進部分業務板塊上市
通過混合所有制實現企業集團部分板塊上市，也是國企混改的重要抓手。就上市而言，混合所有制改革要規范企業改制重組的審批手續，優化資產評估、清產核資、底價確定、交易管理等程序。業務板塊如技術先進或者資產價值較高的競爭性業務板塊，可通過資產剝離與注入的方式實現上市。可參照的例子有：2015年華銀電力的重組公告表明：大股東大唐集團擬將旗下兩處火電以及一處水電資產注入上市公司；華電集團也正全面推進國企改革，並制定出改革路線圖著力推進資產運營改革，以實現公司整體上市為方向，推動上市公司對集團資產的整合，最終讓符合條件的資產全部進入上市公司平台。
電網企業需要充分利用已經上市的資本平台，例如，國網公司平高電氣、許繼電氣，國電南瑞等。在處理好公司控制力和產業市場化的同時，確保公司對核心業務與技術的控制力，統籌研究以產業優質業務和資產進行轉讓、注入、置換和定向增發，合並重組業務關聯企業，增強產業競爭力和行業影響力，努力爭取公司分板塊上市。通過體制改革促進公司發展方式、管理方式的轉變，實現資本統一運作。
下一階段的業務篩選分析框架
隨著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深入推進，對於下一階段電網企業可放開的業務領域，筆者認為，可以通過搭建決策篩選機制進行研判。下文列出了初步的分析框架。
總體來說，哪些業務適合開展混合所有制，需要結合具體業務定位，分別從戰略可行度、操作可行度著手，重點考慮電網業務戰略類型、電網安全影響程度、技術核心程度、業務復雜度、混改緊迫性、盈利空間、政策風險防範等因素的影響，進行研判。
在研判步驟上，首先，評價具體業務開展混合所有制的戰略可行度。如可行度低，即戰略上不可行，則不適宜開展；如可行度高，則進一步評價其操作上是否可行。其次，對戰略可行的業務，評價其開展混合所有制的可操作程度。構建操作可行度評價指標體系，對於操作可行達到一定程度的業務方可實施混合所有制。戰略可行度是從電網企業發展戰略上評價此項業務開展混合所有制的可行性。基於業務戰略類型、電網安全影響程度、技術核心程度三個維度，對戰略可行度進行評價。
一是業務戰略類型。相關業務發展戰略是其開展混合所有制判定的基本依據，戰略的重要性決定了開展混合所有制的必要性。同時，業務的選擇應與電網企業整體戰略定位、發展方向相一致，要有利於整體戰略目標的實現。
二是電網安全影響程度。安全性是電網企業相關業務開展混合所有制過程中需要考慮的重點因素。與電網安全緊密相關、安全性要求高，可開展混合所有制的程度相對較低。
三是技術核心程度。核心技術是所有企業賴以生存的前提，是打造企業核心競爭力的關鍵，涉及核心技術的業務不適宜開展混合所有制。如與特高壓等核心技術相關的電網運行等業務不適合開展混合所有制。
操作可行度則主要從業務復雜度、混改緊迫性、盈利空間、政策風險等維度進行評價。
一業務復雜度：電網業務的技術、管理、流程的復雜性，決定了外部市場的承攬能力。業務復雜程度高，對於合作方的專業要求相應也較高。
二混改緊迫性：國家層面推進混合所有制的力度越大，混改緊迫性越強，意味著需要分析選擇放開更多領域開展混改業務。
三盈利空間：未來的盈利空間是吸引合作方開展混改業務的必備條件。從這方面來看，遠期盈利空間大、當前佔比較低的業務具備更大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發展前景。
四政策依據：作為自然壟斷行業，電網企業是國家監管的重點領域，業務開展混合所有制受到相關政策的約束。公司業務一方面要滿足電力市場化改革、電力監管強化等政策要求，另一方面對於重點業務，需要統籌防範開展混合所有制可能引發的風險。
借鑒上述分析框架，例如，推進電工裝備等產業板塊股權多元化、開展水、電、燃氣與熱力綜合集抄，貫通能源大數據，打造綜合能源服務集團；深化電子商城、拓展智能家居領域，以及利用電力大數據優勢，選擇合適的商業模式開拓個人徵信領域等均大有可為。

⑵ 什麼叫國企改革 國企改革有四大意義

一是進一步來理順政府與市場的源關系，更好地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這包括加快推進行政體制改革。完善要素市場體系和資源性產品價格形成機制。深化國有企業和壟斷行業改革。
二是進一步理順中央與地方及各級政府間財政分配關系。要按照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的要求，逐步實現以中央、省、市縣三級財政為基礎，重點在基本公共服務領域劃清各級政府間事權和支出責任。改革和完善稅收制度。重點是合理調整消費稅徵收范圍和稅率，研究將部分高能耗、高排放的產品納入消費稅徵收范圍。
三是進一步理順城市與農村的關系，推動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協調發展。深化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完善農村發展體制機制。推進戶籍管理制度改革。逐步將城鎮社會保障、醫療衛生、文化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務覆蓋到農民工，放寬中小城市落戶條件，把在城鎮穩定就業和居住的農民工有序轉變為城鎮居民。
四是進一步理順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的關系，深化社會領域改革。這包括深化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教育科技文化衛生等體制改革。

⑶ 國家電網將如何改制

據國家電網官網消息，9月7日，國家電網總部召開了職工大會，審議了公司改制方案，確保年專底前全面完成屬改制任務。國家電網董事長舒印彪當時在會上表示，當前離11月底全面完成公司制改制工作不足3個月時間，要嚴格依法合規操作，保證國有資產安全、防止國有資產流失。截至2016年，國家電網資產約3.39萬億元。

近日，國家電網公司取得工商部門於11月30日頒發的改制後的公司營業執照，公司總部的公司制改制工作圓滿完成。按照國務院國資委的部署和《公司法》規定，國家電網公司由全民所有制企業整體改制為國有獨資公司，名稱由「國家電網公司」變更為「國家電網有限公司」。至此，包括國家電網公司總部和需改制的21家二級單位、123家三級及以下單位公司制改制任務全部提前完成。

⑷ 電力體制改革對供電局有哪些影響

第一輪，國家電力工業部改為國家電力公司

第二輪，國家電力公司改為國家電網回公司與南答方電網公司與五大發電集團

第三輪主輔分離，設計院等輔助單位脫離電網公司

第四輪醞釀中...
以上已改革的對供電局無影響，只有供電局的輔業分離對供電局有影響

⑸ 國家電網體制改革有什麼好處

改革要有一來個理性的出發點，就源是要針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中出現的問題。目標很明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2050年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市場是一種手段，目的還是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目標是共同富裕，也就是現在說的實現中國夢。
對於電力體制改革，應該分析能源行業、電力體制出現了哪些問題，這些問題是不是妨礙了實現大的目標。而不是像有些人表面所說的市場化當然可能後頭還有其他的目的。我個人認為，市場化是方向、手段，但不應該成為改革的目的。人們對於市場的認識，以及世界各國的市場結構、組織、體系也不完全一樣，而且事實上沒有一個所謂的規范的、理想的市場經濟模式。有些國家國有化程度高一些，有些國家自由市場經濟的成分更多一些，即使是發達國家之間，也有很大區別。而各國的電力裝機結構、電力管理的架構也不一樣。所以，如果改革只是從一個徹底市場化概念出發來討論，這本身就是偽命題。

⑹ 國家電網改革到底成就如何

國家電網已成為各方利益博弈的競技場，就像我們小學時學的一篇課文《天鵝、版大蝦和梭魚》：
天鵝、權大蝦和梭魚想把一輛大車拖著跑，
雖說車子不算重
可天鵝伸著脖子要往雲里鑽，
大蝦弓著腰兒使勁往後靠，
梭魚一心想往水裡跳。
究竟誰是誰非，
百姓管不著，
只知道，
他們都拚命的拉呀拉呀，
大車至今仍在原處，未動分毫。

⑺ 國家電網企業改革（在線等）

重大事件：
2002年，國務院5號文件《國務院關於印發電力體制改革方案的通知》，啟回動電力體制改革。
2002年答12月29日，新組建(改組)的11家公司正式宣告掛牌，包括：兩大電網公司———國家電網公司、中國南方電網有限公司；五大發電集團 ———中國華能集團公司、中國大唐集團公司、中國華電集團公司、中國國電集團公司、中國電力投資集團公司；四大輔業集團———中國電力工程顧問集團公司、中國水電工程顧問集團公司、中國水利水電建設集團公司和中國葛洲壩集團公司。
2007年，國務院辦公廳轉發電力體制改革工作小組《關於「十一五」深化電力體制改革的實施意見》，進一步深入推進電力體制改革。
2011年，電網主輔分離方案獲批並正式啟動。

⑻ 國家電網體制改革有什麼好處

⑼ 國有企業改革的意義和目的

推進國有企業的改革和發展，從總體上增強國有企業的活力和國有經濟的控制力，對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促進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持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鞏固社會主義制度，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國有企業是我國國民經濟的支柱。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實現國家的工業化和現代化，始終要依靠和發揮國有企業的重要作用。在經濟全球化和科技進步不斷加快的形勢下，國有企業面臨著日趨激烈的市場競爭。
發展是硬道理。必須敏銳地把握國內外經濟發展趨勢，切實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拓展發展空間，盡快形成國有企業的新優勢。
國有企業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實現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的有效結合，最重要的是使國有企業形成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的管理體制和經營機制。
必須繼續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以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為根本標准，大膽利用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經營方式和組織形式，努力探索能夠極大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公有制多種實現形式，在深化國有企業的改革上邁出新步伐。
搞好國有企業的改革和發展，是實現國家長治久安和保持社會穩定的重要基礎。必須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改革的力度、發展的速度要同國力和社會承受能力相適應，努力開創改革、發展、穩定相互促進的新局面。[3]
在「自然發育」的國家，市場的擴展顯示了從商品市場到資本市場的軌跡。
為生產服務的金融制度雖然也在發展，但證券市場的興起和大規模發展則直接受到大量融資和企業間購並需求的刺激。而我們屬於「轉型」國家，已經基本建立了現代工業基礎，建立在有些領域已達到很高的、可與西方發達國家相競爭的水平，工廠制度不僅確立，而且具有較為系統的管理制度。
與「自然發育」不同的是，這些工廠不是在市場擴張的刺激下成長起來的，而主要依賴於政府的計劃安排。
所以，它們是「工廠」而不是「企業」。在這樣一個起點上，如何實現這些工廠的市場化「轉型」，「轉型」中依據何種順序和邏輯，就成為我們面對的問題。
商品市場的一個時期的發展，使包括國有企業在內的所有企業乃至整個國民經濟發生了某些實質性變化，那種完全指靠國家吃飯過日子的企業已少見了（盡管不能說完全沒有）。
對國有企業改革來說，商品市場所帶來的變化給資本市場的發展創造了不可缺少的前提。這里我們關注的是前面述及的市場發展的順序問題。
理論上可以假設資本市場先於商品市場發展，或者二者同步推進，但資本市場上的經營者很快將會發現企業不會按照市場需求生產和銷售產品，不知道那些企業能在市場競爭中生存和獲利，並成為優勢企業，不知道企業重組中誰去兼並誰，也不知道哪些企業領導人是真正的而非冒牌的企業家。在這種情況下資本市場能有什麼樣的發展是不言而喻的。

⑽ 國有企業改制的必要性

國企改革的必要性：

工業革命以來近代經濟的發展，從一定意義上說就是我們所稱的「市場經濟」的發育和發展過程。當今西方的發達國家，在早期工業革命的推動下，由中世紀的封建經濟制度逐步過渡到近現代的市場經濟制度。在這個過程中，盡管不同的國家由於歷史背景不同呈現出過渡的差異，例如，由於國家介入程度的差別而有所謂的「美國式道路」和「德國式道路」的區分，但在總體上，自由企業制度和主張自由競爭、抵制國家過多干預的意識形態佔主流地位，向市場經濟的過渡具有「自然發育」的特點。十月革命以後特別是二戰以後相繼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一批國家，在其初期則採取了計劃經濟體制。其中的一些國家，如前蘇聯和東歐國家，此前資本主義經濟曾經獲得過一定程度的發展，另一些國家如中國，整個經濟發展水平較低，資本主義經濟關系只是在局部地區有所發展，更大范圍內則處在萌芽狀態。在實行計劃經濟的初期和中期，這些國家曾有過工業和經濟的高度增長，但體制內部不可克服的矛盾，最終促使這些國家以不同的方式開始了向市場經濟的「轉型」。
在「自然發育」的國家，市場的擴展顯示了從商品市場到資本市場的軌跡。
為生產服務的金融制度雖然也在發展，但證券市場的興起和大規模發展則直接受到大量融資和企業間購並需求的刺激。而我們屬於「轉型」國家，已經基本建立了現代工業基礎，建立在有些領域已達到很高的、可與西方發達國家相競爭的水平，工廠制度不僅確立，而且具有較為系統的管理制度。與「自然發育」不同的是，這些工廠不是在市場擴張的刺激下成長起來的，而主要依賴於政府的計劃安排。所以，它們是「工廠」而不是「企業」。在這樣一個起點上，如何實現這些工廠的市場化「轉型」，「轉型」中依據何種順序和邏輯，就成為我們面對的問題。

不論理論和政策上採取了何種「說法」，中國國有企業改革從開始實際上就是「市場導向」的。改革之初，企業對生產什麼、生產多少、按什麼價格出售無法自主決定，國家計劃「管得過多，統得過死」，被當成是企業體制上的一大弊端而需要改變，因而要求企業「面對市場組織生產」。企業首先進入的是商品市場，在商品市場中則首先進入的是消費品市場。決非偶然的是，價格改革構成了80年代經濟改革的重點，首先得以放開的是大多數消費品價格，爾後通過「雙軌制」的調放結合，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又放開了大多數投資品價格。中國國有企業首先經受了商品市場的競爭洗禮，產生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1、明確並初步學會按照市場需求組織生產。
2、刺激了供給增加和買方市場的形成。
3、產品和企業的分化加快，一批有競爭力的優勢企業脫穎而出。
4、在劇烈的市場競爭中涌現出一批企業家。
總之，商品市場的一個時期的發展，使包括國有企業在內的所有企業乃至整個國民經濟發生了某些實質性變化，那種完全指靠國家吃飯過日子的企業已少見了（盡管不能說完全沒有）。對國有企業改革來說，商品市場所帶來的變化給資本市場的發展創造了不可缺少的前提。這里我們關注的是前面述及的市場發展的順序問題。理論上可以假設資本市場先於商品市場發展，或者二者同步推進，但資本市場上的經營者很快將會發現企業不會按照市場需求生產和銷售產品，不知道那些企業能在市場競爭中生存和獲利，並成為優勢企業，不知道企業重組中誰去兼並誰，也不知道哪些企業領導人是真正的而非冒牌的企業家。在這種情況下資本市場能有什麼樣的發展是不言而喻的。

在商品市場取得重要進展、解決了一些問題的同時，它所不能解決的問題則越來越顯而易見。這些問題有些是根源於傳統體制的老問題，在新的形勢下趨於明朗和尖銳，有些是隨著商品市場發展而引出的新問題。概括地說，它們集中表現為幾個重要矛盾。
第一個矛盾是國有企業「所有者虛置」與市場競爭對所有者作用要求提高之間的矛盾。所謂「所有者虛置」不是說沒有法律上和形式上的所有者，而是指這樣的「所有者」不能切實負起應有的責任。這是傳統體制遺留下來的老問題，但在市場競爭趨於激烈的新環境下，對所有者的要求提高了，所有者的「質量」不同，企業競爭的後果便會有大的差別。這一點經常被用來解釋國有企業經營不善、持續虧損等現象。分析近年來國有企業大面積虧損原因，人們甚至有理由對國有企業的領導人是否存在明確的盈利動機表示很深的懷疑。這是一方面的情況。
在另一方面，國有企業以及其他公有企業的治理結構、經營者的行為呈現出復雜狀態。在企業擴權的背景下，相當多的企業，特別是從差到好的老企業，改革以來「從無到有」的「新國企」，高層經營者實際上掌握了大部分剩餘控制權和部分剩餘索取權。這些人已不同於改革前的企業經理人員，也不同於西方國家老一代企業家打下江山後僱傭的支薪經理，他們不同程度上具有創業者的性質，對他們掌握的剩餘控制權和索取權，人們似乎多少持一種默認態度，認為「人家搞起來的企業，應該有一份合法權益」。從這個意義上說，這些經營者已是某種程度上的「風險承擔者」。但現有的正式經濟關系和法律關系並不全部承認並保護他們這種事實上的權利。與此同時，市場化過程使企業經營者損害法律上的所有者及其他利益相關者（如職工）的利益，有了比計劃經濟時期大得多的空間，從在職消費到轉移資產都可能發生。於是，合理的不承認，非法的管不住，經營者行為陷入了矛盾、扭曲的狀態，確實有人完全是「吃」、「挖」公有制，也有人是「正路」不通而走「邪路」的。公有制的所有權可能落不到實處，經營者作為一種特殊的人力資本的所有權從來都是實實在在的，如果既有制度不承認、不保護它，它就會以與既有制度相沖突的方式表現出來。近年來一些知名企業家「出事」，以及普遍存在的「窮廟富和尚」現象，僅僅用個人品質顯然是無法解釋的。對具有中國特色的「內部人控制現象」，應有更切合實際的說明。無論如何，我們面臨著一個能否創造出有利於企業家穩定、長期發展的制度環境的問題。
第二個矛盾是國有資本事實上的部門、地區所有與生產社會化程度提高之間的矛盾。國有資本名義上或法律上歸國家所有，大多數實際上是部門、地區所有，已是不爭的事實。在非市場化的環境中，國有資本要有運營的實際可能性，「條塊分割」是無法避免的選擇。對「條塊分割」的弊端，已有諸多分析，如人為割斷生產經營內在聯系、重復建設和地區封鎖等。在企業規模擴大、分化加劇的新形勢下，「條塊所有」至少又帶來了兩方面的突出問題。一是「條條」和「塊塊」越來越難以對迅速擴張的優勢企業提供足夠的資金支持，特別是直接融資的支持，同時對在競爭中失敗的劣勢企業越來越難以在自己的行政勢力范圍內予以消化。二是「條條」和「塊塊」在自己的行政范圍內越來越難以提供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稱職的企業家人才。撇開其他問題不論，這意味著隨著企業規模的擴張，原有的所有者在貨幣資本和人力資本上都出現了「短缺」。如果說西方國家曾存在私人、家族及合夥人資本佔有與生產社會化之間的矛盾的話，我們的經濟中目前也出現了明顯的「條塊所有」與生產和資本經營日益社會化之間的矛盾。這兩種情況雖然在具體國情和所有制性質上有很大差別，但所有制形式的封閉性和狹隘性上卻有類似之處。在西方國家，矛盾一定程度上通過企業股權結構的「公開化」、「社會化」，即通過對外擴股包括企業上市加以緩解的。我們所面臨的「條塊所有」所帶來的矛盾，也需要而且只能通過股權結構的開放和流動得到解決。
股權結構的這種變化有著更深一層的意義，即為政企分開問題的解決提供必要條件。對此依然可以從比較的角度得到理解。西方國家的所有者職能與部分經營者職能的分離，雖然不排除股權依然封閉狀態下僱傭職業經理的情況，但多數是在股權「公開化」以後出現的。「公開化」一方面使企業的股權不再等同於（一般應大於）原有所有者的股權，另一方面由於有了多個所有者，使所有者（投資者）能夠相互競爭和流動，形成了資本市場，以及在資本市場上產生的便於所有者了解企業經營狀況的基本信息。這些變化都使所有者和經營者職能的分離成為可能。對我們所面對的政企分開問題而言，在堅持國有制的前提下，政府作為事實上的所有者具有邏輯上的必然性，在政府之外尋找其他國有所有者是徒勞的。但是，如果一個企業只有一個作為所有者的政府部門，而且這種隸屬關系有著很長的「歷史性」，要實現所有者與經營者職能分離意義上的政企分開將是很難的。積極的變化只有當引入了新的所有者，而且新老所有者具備了流動性，並且能夠以某種方式提供關於企業經營狀況信息時才能開始。
第三個矛盾是國有經濟戰線拉得過長與隨著市場競爭的擴展而出現的「市場失效」問題之間的矛盾。准確地說，在改革前和改革初期，這個矛盾不可能突出，甚至不足以成為問題，因為當國有經濟一統天下時，不存在其「戰線過長」的問題，當市場經濟未得到大的發展時，也不可能存在「市場失效」的問題。這個矛盾一旦突出起來，一個隱含的前提就是市場經濟已經得到了相當程度的發展。近來強調國有經濟縮短戰線、調整結構，就是以市場經濟在我國的資源配置中開始發生基礎性作用，特別是競爭性行業的市場競爭加劇為背景的。在這一背景下，國有經濟在競爭性領域並無確定的優勢可言，雖然也可以找出具有競爭力、表現優秀的國有企業，但大多數企業卻陷入困境。在另一方面，僅靠市場力量管不了、管不好和不願管的事情大量增加，矛盾逐漸突出，如何把有限的國有經濟資源按照優先順序轉移到最需要從而也是最能發揮作用的領域去，就成為緊迫的問題。
國有經濟的這種戰略性調整所涉及的是國有經濟在新體制中的「定位」問題。近年來在國有經濟問題上存在著強調「產權改革」、強調經營者作用和強調建立競爭性環境等不同的觀察角度，彼此有一些爭論。在「產權改革」論那裡，或明或暗地遵循了「公家的東西不可能象私人的東西那樣受到關心和愛護」這樣一條簡單、朴實的邏輯，其結論的傾向性也是較為清楚的。強調經營者作用的論者則考慮到近現代企業中職業經理階層出現且重要性上升的趨向，近來又受到人力資本理論和中國實踐經驗的支持。重視競爭性環境的觀點則認為最重要的是創造平等的競爭環境，以獲得評價企業業績的充分信息。對同一問題從諸多角度開展討論，對問題本身的理解無疑是有益的，同時也表明了問題的復雜性。對強調產權改革者來說，需要對這樣一個事實提出解釋，即在最崇尚私人資本、最「自由放任」的國家，如美國，也都存在著一塊「國家資本」或「社會資本」。對強調經營者作用的論者來說，需要對國有企業經營者代理成本普遍高於非國有企業的現象作出解釋，而且將會發現重組後的國有經濟經營者不同於一般意義上的企業經營者。對強調競爭性環境者來說，也將會發現重組後的國有資本大部分並不處於競爭性領域。如果繼續用一般的產權和企業理論來分析國有經濟問題，將難以擺脫邏輯上的困境，因為其隱含的前提是把國有企業仍然當成一般意義上的企業。顯然，對立足於解決「市場失效」問題、大部分將處於非競爭性領域的國有資本來說，或者說實行戰略性重組的國有經濟來說，需要一組更切合實際的理論，其中包括國家理論、外部性理論、政府管制理論等，以對問題本身提出更好的說明。
上面述及的三個矛盾相互交織，不完全處於一個層次，但仍然可以由統一的邏輯加以解釋。不難理解，第三個矛盾是基本的，它需要通過國有經濟的職能轉換和戰略重心的大幅度調整才能解決，其結果很可能是多數或大多數國有資本將會轉入非競爭性領域。在理論上則要求擺脫把國有資本參與的企業看成一般企業的局限。對由於種種原因，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仍然處在競爭性領域的國有資本來說（盡管隨著時間推移這部分國有資本將呈現遞減趨勢），第一個和第二個矛盾是無法迴避而且必須解決的，其基本途徑是在引入資本市場的基礎上逐步實現企業產權結構和內部治理結構的「現代化」，其核心是在所有者和經營者之間形成有利於企業長期穩定發展的機制。
其次，上述三個矛盾的出現和解決具有顯著的階段性特徵，或者說只有當轉軌「轉」的一定程度後才會發生。如果沒有商品市場的發展，這些矛盾或者缺少發生的依據，或者雖然存在但不會尖銳。也就是說，商品市場在解決了一些問題以後又提出了一些問題，而這些問題是商品市場本身無法解決的，必須依賴於資本市場的培育和發展。這樣我們對前面提出的問題就有了答案：國有企業的市場化取向改革同樣遵循了由商品市場到資本市場的順序，這一點完全是由市場化進程的內在邏輯決定的。

從國有經濟戰略性改組的角度看，國企改革期待資本市場解決的主要有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支持國有經濟收縮戰線，重點是從競爭性領域的退出。當國有經濟戰略性重組的目標確定以後，也就是國有資本在某些領域「要不要退出」的問題確定以後，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如何退出」。我們不排除某些國有資本直接以實物形態上改變用途的方式「退出」，但在大多數情況下，由於資產專用性存在，首先要解決國有資本變現即由實物形態轉化為價值形態的問題，否則仍然無法實現「退出」。例如，國有資本要從一個紡織廠退出，該廠的機器設備、廠房、存貨等顯然不適合國有資本新用途的需要，所以首先要適當的交易者，通過拍賣、股權轉讓等方式將國有資本變現，而且在變現的過程中應給出合理的價格，不能發生低估國有資本的問題，這就需要有一個資本市場，通過這個市場解決國有資本退出過程中的「尋找交易者」、「定價」、「變現」、「轉讓」等問題。
第二，推動企業組織結構的合理化，核心是大企業的成長和新分工協作體系的形成。近年來出現的產品和企業兩極分化，將導致兩個重要結果。一個結果是大企業的成長，特別是一批按照國際水準衡量的大企業的逐步形成。商品市場的競爭勝利，給企業「長大」在生產、技術、銷售、管理、品牌諸方面打下了一個初步基礎，但沒有資本市場的支持，企業擴展的速度將相對緩慢，有的企業可能就停滯於既有水準。國際上知名的大企業大都有良好的金融支持系統，比如幾乎都是上市公司。這一點也可解釋在發達國家上市公司通常只佔公司總數的很小比例（如千分之一、二），但大公司卻很少不是上市公司的。另一個結果是佔到企業總量多數的、在競爭中失敗或至少未佔到優勢的企業，將與大企業之間有一個分工協作關系重新組合的過程。新的分工協作關系包括橫向關聯（如成為大企業生產體系中的最終產品生產者）、縱向關聯（如原材料、另部件供應商，產品推銷商）以及混合關聯（如跨行業納入大企業多元化的經營結構）等。現在有一種值得注意的傾向，就是對中小企業持一種蔑視態度，認為這些企業，沒有規模優勢，因而沒有競爭力和發展前途。其實，在合理的經濟體系中，大中小企業有適宜的比例關系，大多數企業仍然是中小企業。至於「規模經濟」問題，按照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斯蒂格勒得到大量實證經驗支持的觀點，所有在競爭環境中能夠生存下來的企業，都有其規模上的合理性。我們過去的問題主要並不在於存在大量的中小企業，而在於中小企業與大企業之間缺少有效率的聯系，如一個行業中大中小企業都生產最終產品。在這種狀況下，出路只能是通過收購、兼並、破產、託管等方式重建大中小企業間的分工協作關系。在這個過程中，資本市場不僅是不可缺少的，而且是最具優勢的。
第三，有助於企業產權制度和內部治理結構中一系列基本問題的解決。現代企業制度作為企業改革的目標已經明確，在實現這個目標的過程中，人們往往注重組織結構的變化，追求組織形態上與國際經驗的相似性，如形成股東大會、董事會、高級經理組成的企業治理結構，建立國有股本的持股機構等，而容易忽略作為其基礎的資本市場的作用。然而，離開了資本市場，產權邊界的確定、股東作用的發揮、對經理階層的監督、經營業績的評價等都根本性的解決辦法。以人們談論很多的產權問題為例，如果缺少資本市場上的「交易」，資產的價格將無從確定，產權的價值邊界也不可能清晰。其次，在存在市場交易的條件下，資產將向對其評價高的主體流動，進而產生資源配置效率改進的結果。如果不出現由於流動而產生的效率改進，所謂的「產權明晰」也不會有多大意義了。盡管我們無法斷言有了發育良好的資本市場，長期困擾我們的產權和企業組織結構方面的諸多難題一定能夠解決（可能需要其他條件的配合），但若沒有資本市場的作用，這些難題肯定是無法解決的。
如果說十幾年來產品市場的發展使國企經濟改革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並且推動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目標的確立，伴隨著資本市場的培育和發展而對前面分析過的諸多矛盾的解決，將使我國國企體制轉軌發生一個質的進步，從一定角度看，它將意味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框架的基本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