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作傢具的文人氣質為什麼這么強

1. 明式傢具為什麼會有文人雅士參與

這個不是兩句話能說清楚的，我來給你復制一篇文章，這篇文章說的比較全面：
明式傢具是中國傢具史的巔峰，以其簡練的線條，質朴的紋理、生動的氣韻和古雅的意境，成為中西方收藏家珍愛的熱門藏品。明式傢具的迅速崛起是一個傳奇，而締造這個傳奇的，則是文人階層的志趣和審美對實用器具的改造，欣賞明式傢具，我們可以觸摸到明清文人士大夫的精神世界。
文化名人樂當設計師
即使是第一次見到，我們也很容易區分明式傢具和清式傢具，前者把減法做到極致，簡素空靈，充滿文人氣；後者則把加法做到極致，厚重豪華，充滿富貴氣。
明式傢具的流行，與當時主導社會審美的文人階層推波助瀾密不可分，當時有大量文人甚至是文化名人參與明式傢具的設計製作。
以《玉簪記》聞名的明代戲曲家高濂在《遵生八箋》中設計了兩類傢具，一是欹床，椅圈靠背如同鏡架一樣，可撐高放低，「醉卧、偃仰觀書並花下卧賞俱妙」，另一種叫二宜床，床柱上釘銅鉤，用來掛壁瓶，一年四季都可插花，「人作花伴，清芬滿床，卧之神爽意快」，浸潤著典雅的生活情趣。
戲曲家、文學家屠隆在《考槃餘事》中收入了專為郊遊設計的輕便傢具如疊桌，可拆卸，打開是桌，折疊成匣，攜帶方便；衣匣類似於今天的手提箱，供旅遊用；提盒分層立格，可裝盛放杯盤、酒具、食物。
戲曲家李漁在《閑情偶記》中設計了涼杌和暖椅。杌是一種小矮凳，涼杌的凳面是空的，裡面有空腔貯藏涼水；而暖椅則是一張經過改造的書桌，桌底設一燒炭的抽屜，四面圍合後一半身體藏於桌內取暖，桌面也能保持暖和，如果想外出，只需加幾根橫框抬了就走。
唐伯虎不但是位大畫家，也是位傢具設計師。他在臨摹五代顧閎中《韓熙載夜宴圖》時，除原作中20多件傢具外，又增設了20多件蘇州明式傢具，門類涉及桌、案、凳、屏等。他在《琴棋書畫人物屏》中，全景式地展示了明代文人書齋，畫中所繪屏風、斑竹椅、香幾、榻等30餘種傢具，反映了他在傢具設計、構造方面的才華。
審美是一種社會思潮
文人參與傢具設計，是明末一種全新的社會現象。傳統中國人分為士農工商四大階層，文人士大夫一般鄙視手工藝人，不屑於與之交往，那麼這種現象為何在晚明被打破？這要從明代中晚期的時代背景中找答案。
經世致用是中國文人傳統的價值取向，然而，這種理想在晚明官場卻很難實現，因為宦官專權、文官黨爭，使得官場的生態環境十分嚴酷。同時，明代中晚期商品經濟發達，城市規模擴大、生活富足。廟堂之上爭權奪利，江湖之間風光旖旎，一種有尊嚴、有品質的城市生活像磁場一般吸引著文人階層。
更重要的是，一場前所未有的人性解放思潮席捲了當時的中國。王陽明的心學把「良知」作為心靈本體，以心為天地萬物的主宰。心學的修習方法是「知行合一」，因此文人生活中的詩詞、書畫、文玩、園林、戲曲不僅是詩意生活、奢華享受，而且變成了文人階層追求天人合一境界的路徑，營造小天地是為了體察大宇宙。追求美、欣賞美成為一種社會風尚，在游於藝、志於道的風尚下，文人士大夫與工匠合流，研究包括傢具在內的衣食住行。
追求心靈的閑適和自由，成為文人的一種生命態度。明式傢具風格素樸，少有題字銘文，但從寥寥數件傢具中，仍能感受到一種精神追求。故宮博物院有一件原藏揚州康山草堂的樹根傢具「流雲槎」，董其昌題字中有「散木無文章，直木忌先伐」等句，陳繼儒題句中有「翔書雲鄉，瑞星化木告吉祥」等句；南京博物院藏有一件出自蘇州老葯店雷允上的黃花梨畫案，足上刻有「材美而堅，工朴而妍，假爾為憑，逸我百年」的篆書；文徵明的弟子周天球有一紫檀椅，倚板鐫「無事此靜坐，一日如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這些都給明式傢具增添了儒雅神韻。
是哲學觀念的一種寄託
因為有文人的參與，明式傢具不再只是一種生活器具，更是一種哲學觀念的寄託，是「道」的一種表現。
文人士大夫階層喜愛明式傢具，首先是因為其材質的自然天成之美。王世襄把材質美列為明式傢具諸美之首。明式傢具多用紫檀木、花梨木、雞翅木、鐵力木、烏木等製作，黃花梨花紋委婉迂迴，如行雲流水，變幻莫測，有的環圍點簇，絢麗斑斕，被喻為狸首、鬼面；雞翅木的紋理纖細曲折，就像禽鳥頸部和翅膀上的羽毛；紫檀在硬木中份量最重，色澤從褐紫到濃黑，花紋雖不明顯，但色澤古雅靜穆，肌理緻密凝重，有美玉瓊瑤之感，居眾木之首。而對癭木，即樹根或樹幹上的疤結，其紋理奇特，有葡萄紋、山水紋、虎皮紋、風雲紋等，使用癭木材質是蘇作傢具的一大特色，體現以天然為美的取向。道法自然，正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根脈之一，明式傢具盡最大可能展示木質之美，雕鏤嵌描等工藝只在局部略加施展；盡可能不用木釘和膠粘，主要用榫卯結構，以消弭斧鑿痕跡，看起來渾然天成；不用髹漆，以免掩蓋木質，文震亨《長物志》談到書桌時認為「漆者尤俗」。而明式傢具的色調溫潤含蓄，不刺激不張揚，正是君子的品性之一。
明式傢具的造型簡練干凈，以線條塑形是其最大特點，最簡練的線條卻可以表達最深遠的意境。明式傢具的每一根線條都精巧而流暢，即使是直線條也方中帶圓，可以讀出書法中小篆的味道，這些線條留下了大片的空間，刪繁就簡，以少勝多，彷彿中國畫的留白。這種虛與實的相輔相成，正是中國哲學的精妙之處，充滿禪機和理趣。 沈 頡
感謝原作者，希望能對你有所幫助！

2. 請問古典傢具的「蘇作」「京作」「廣作」之間有什麼區別

是明清時期我國傢具按地域區分的名稱，因地域人文不同而有各自的特點。蘇作泛指內蘇杭一帶傢具，容因山水秀麗，蘇作傢具具有優美的弧線美感，傳承明代傢具特點比較明顯；京作作為三個派系唯一北方的傢具派系，因為北方民眾的朴實本性以及天子腳下追求的奢華，而傢具也顯示出厚重繁雜的特點；光作只廣州的古典傢具，因廣州沿海，與外界交流廣泛，受西方影響，其傢具特點在中式傢具的基礎上融合西式傢具的熱點，與當時的洛可可巴洛克相仿，呈現中西合璧的特點。希望能給你幫助

3. 蘇作，廣作，京作紅木傢具有什麼不同和相似之處

蘇作：惜料如金但格調大方
蘇作傢具是指以蘇州、無錫、常州和上海一帶的長江中下游地區所生產的傢具。蘇作傢具歷史悠久，名揚中外的明式傢具基本以蘇作為主。明代蘇作傢具用料以俊秀著稱，其格調清秀大方，造型精緻典雅，線條簡約優美，並因當時蘇州的木材來源稀缺，蘇作匠人對木材的使用，到了挖空心思的地步，製作每一件傢具都要深思熟慮，反復斟酌，對每塊木料反復觀察、衡量、精打細算。具體表現為：製作大件器具往往採用包鑲手法，雜木為骨，外貼硬木薄板，盡可能把木質紋理整潔美麗的部位用在表面，而小件碎料拼接更是常見。這種用盡其材、天衣無縫的技術，無不體現蘇作匠人的精湛工藝，一時間深受達官貴人及文人騷客的喜愛。
京作：受宮廷文化影響至深
京作是指宮廷作坊在北京製造的傢具，以紫檀、黃花梨和紅木等幾種硬木傢具為主。其講究威嚴奢侈、雍容華貴、肅穆正統，彰顯王者「霸氣風范」。由於宮廷造辦處財力、物力雄厚，傢具製作不惜用料，工藝上講究線條挺拔、精雕細琢，還要求裝飾華麗繁復，在傢具的表面還常常鑲嵌貨真價實的奇珍異寶，這絕非其他傢具可比。這受宮廷文化影響至深並帶著濃郁的「天朝上國」氣息的京作傢具，由於過分追求奢華的裝飾，淡化了實用性的特性並不為一般人所接受。
廣作：中西合璧的結晶
廣州地區為主製作的傢具被稱為廣作傢具，是清代中後期及民國時期傢具領域的領頭羊。廣州作為東南亞優質木材進口的主要通道，很長一段時間是中國對外貿易的唯一窗口。廣州是清式傢具最註明的產地。廣作傢具用材不吝嗇，造型厚重；用料清一色，互不摻用，講究「一木一器」；製作過程中並不多使用漆料，讓木料的天然紋理充分顯露；在結構、造型和裝飾上，借鑒西方建築裝飾的風格，中西合璧的廣作傢具藝術形式千姿百態，裝飾圖案精雕細啄，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廣式傢具中的鑲嵌技藝獨特，堪稱一絕。

4. 蘇作傢具有什麼特點

蘇作傢具最大的特點：輕巧別致，這與京作廣作相異其趣。蘇州的木材來源，怎麼比也比不過北京皇家的富足，當然也比不過廣州的進口便利。所以蘇作匠人都是巧婦，對於木材的使用，到了挖空心思的份上。有些蘇作的古傢具，不少也有用本地產的櫸木、柞木、檀木做鑲料的。可謂用心良苦實出無奈。（更多詳情關注好連天紅木傢具公司）

5. 傢具歷史

中國是世界上最古老、文化傳統最悠久的國家之一，在其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創造出了燦爛輝煌的民族文化。其中傢具文化作為這個藝術寶庫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幾千年來，通過祖先們的勞動創造，逐步形成了一段段各具風格特色的獨特形式。對歷代傢具的研究，會使我們從一個側面了解當時的生產發展、生活習俗、思想感情以及審美情趣等。中國傢具的藝術成就，對東西方都產生過不同程度的影響，在世界傢具體系中，它佔有重要的地位。
傢具一詞，它們詞意包括很廣，但通常一般指由木匠所製造的「桌椅板凳」之類。古人是席地而坐，室內以床為主，地面鋪席；再後來出現屏、幾、案等傢具，床既是卧具也是坐具，在此基礎上又延生出榻等。到商、周、秦、漢、魏各時期，沒有太多變化，有凳、桌出現，但不是主流；直到漢代，胡床進入中原地帶，到南北朝時期，高型坐具陸續出現，垂足而坐開始流行。憩居形式到了唐代仍然是兩種形式並行，高的桌、椅、凳等已被不少人所使用，但席地而坐仍然是很多人的日常習慣。
真正開始垂足高坐從宋代，各種配合高坐的傢具也應運而生。元、明、清各代，對傢具的生產、設計要求精益求精，尤其是明清兩代，成為傳統傢具的全盛時期。
中國歷代傢具的特質，在於它不僅僅通過各歷史時期的演變，完善其服務於人類的使用價值，同時還凝集出在其特定環境里形成的不同的藝術風格。在現存的位數眾多的明清傢具中，比較集中的體現出精湛的工藝價值、極高的藝術欣賞價值和沉重的歷史文化價值。這就使傢具成為中華民族值得驕傲並珍視的文化遺產之一。
宋代以前的生活方式起居習慣都與後來差別很大，所以我們今天幾乎無法見到宋以前的傢具實物。宋以後的千年當中，人們習慣於垂足高坐，並產生大量既美觀又實用的傢具，明清傢具是傢具的黃金時代，可以說是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明及清代前期傢具製造業空前繁榮，大致上可歸於兩個原因，一是城市鄉鎮的商品經濟普遍發達起來，社會時尚的追求也從另一個側面刺激了傢具的供需數量；另一個原因可能與海運的開放有關，硬質木材大量湧入，使工匠們有發揮的空間，竟相製造出在堅固程度和美觀實用等方面都超越了前代的傢具。
人類脫離洞穴生活後，經歷了一個相當長的部落紛爭、城邦混戰的徘徊時期。中國在商代進入青銅文明時期，從現有的出土文物中可以看到當時高超的鑄造技術和不凡的審美趣味。在先民的日常生活當中，祭祀活動佔有至高無上的地位，把風調雨順、五穀豐登寄託於上天的佑護。禮器成為這一時期最重要的器物，其中也有一部分器物可視為早期的傢具，起到置物、儲存等作用。比如「俎」，就是一種專門用來屠宰牲畜的案子，並把宰殺完的祭品放在上面；再如「禁」，是商周時期放酒器的檯子，造型渾厚，紋飾多為恐怖的饕餮紋。
此外，商代已出現了比較成熟的髹漆技術，並被運用到床、案類傢具的裝飾上。從出土的一些漆器殘片上，可以看到豐富的紋飾，在紅地黑花之外，還鑲嵌象牙、松石等，其技術達到了很高水平。
春秋時期，奴隸社會走向崩潰，整個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到戰國時期生產力水平大有提高，人們的生存環境也相應地得到改善，與前代相比，傢具的製造水平有很大提高。尤其在木材加工方面，出現了象魯班這樣的技術高超的工匠，不僅促進了傢具的發展，而且在木構建築上也發揮了他們的才能。由於冶金技術的進步，煉鐵技術的改進給木材加工帶來了突飛猛進的變革，出現了豐富的加工器械和工具，如鐵制的鋸、斧、鑽、鑿、鏟、刨等等，為傢具的製造帶來了便利條件。相傳鋸子就是由魯班發明的，工藝的改進也促進了傢具的改進。
當時主要的傢具品種是幾、案等。其中木製品大部分都以漆髹飾，一則為了美觀，顯示傢具主人的身份和地位，二則是對木材起保護作用。當時人們的生活習慣是坐、跪於地上，所以幾、案都比較低。
床的出現，使人類的生活水平向前邁進了一大步。木材埋於地下，受潮受壓，容易腐敗；使用過程中也容易受到水、火的損害，所以我們很難見到那時的實物。在河南信陽出土的彩繪大床，是極其難得的物證，可以看出楚國的傢具製造情況，亦可依此推斷它的前身。早在商周時期就有使用屏風的記載，它起到分割空間、美化環境的作用，春秋、戰國時期，其製作和髹飾都已相當精美。
秦始皇統一天下，建立了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使政治、經濟、文化都達到了一個全新的高度。規模龐大的阿房宮是秦始皇大興土木的一個標志性建築，當時的輝煌都隨著戰火和天災付之一炬，豪華的陳設和恢宏的殿堂都無處找尋了，我們只能藉助於史料記載和文學作品來想像當時的境況。
漢代仍然是席地而坐，室內生活以床、榻為中心，床的功能不僅供睡眠，用餐、交談等活動也都在床上進行，大量的漢代畫像磚、畫像石都體現了這樣的場景。床與榻略有不同，床高於榻，比榻寬些。設置於床上的帳幔也有重要作用，夏日避蚊蟲、冬日御風寒，同時起到美化的作用，也是顯示身份、財富的標志。
幾在漢代是等級制度的象徵，皇帝用玉幾，公侯用木幾或竹幾，幾置於床前，在生活、起居中起著重要作用。案的作用相當大，上至天子，下至百姓，都用案作為飲食用桌，也用來放置竹簡、伏案寫作。
隨著對西域各國的頻繁交流，打破了各國間相對隔絕的狀態。胡床就在此時傳入我國，這是一種形如馬扎的坐具，以後被發展成可折疊馬扎、交椅等，更為重要的是為後來人們的「垂足而坐」奠定了基礎。
從魏晉六朝至宋元時期，前後千年有餘。中國社會此期間出現過激烈變動，魏晉南北朝連年戰亂，李唐王朝太平盛事，宋代市井生活日益繁榮，元帝國疆域遼闊，史無前例。這些劇烈的變動給社會帶來巨大的變化，元朝時義大利旅行家馬克·波羅對雄偉壯麗的東方帝國贊頌有加，東方文明的光芒與歐洲中世紀的黑暗形成鮮明對比。這一時期，中國人的生活以及中國人在生活中所使用的傢具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席地而坐」是魏晉以前中國人固有的習慣，從東漢時期開始，隨著東西各民族的交流，新的生活方式傳入中國，「垂足而坐」的形式更方便、更舒適，為中國人所接受，這種坐姿的傳入與佛教的傳入有直接關系，尤其到魏晉南北朝以後，一個更加豐富多彩的世俗生活形態開始了。
盡管漢末至六朝這一段時間政治混亂、戰爭頻仍，但其間的精神生活卻很自由很開放，藝術創造充滿熱情。在戰亂中疲於奔命的人們對佛教所描繪的來世充滿幻想，而超脫凡俗的高士放浪形骸，隱居山野，陶淵明、竹林七賢，就出現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佛教的日益盛興，促進了大規模地建設廟宇、石窟，其中的陳設、用具也都受到外來影響，出現了墩、椅、凳等高型傢具。
遺憾的是我們無法見到當時傢具的實物，參考資料只能藉助於同時期的壁畫、石刻、文字記載或其他工藝品的仿製品。從唐代的繪畫中可以看到椅、凳、雙人胡床、墩等傢具，但這些傢具僅限於上層社會或者僧侶所使用。這與承襲前代席地而坐的習慣有關，或許是當時的人們把床、榻都理解為高的地面。在裝飾方面，浮雕配件或繪畫圖案，都與佛教有很大關系。
隋朝只維持了37年，在傢具方面沒有什麼特殊的東西，也看不出有什麼變化。真正的繁榮時期是在唐代。唐代初期就出現了蓬勃進取的精神風貌，長時間的戰亂和流離失所在江山統一後，人們的生活熱情得以爆發。「貞觀之治」帶來了社會的穩定和文化上的空前繁榮。唐代的傢具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顯現出它的渾厚、豐滿、寬大、穩重之特點，體重和氣勢都比較博大，但在工藝技術和品種上都缺少變化。豪門貴族們所使用的傢具比較豐富，尤其在裝飾上更加華麗，唐畫中多有寫實體現。這一時期的傢具出現復雜的雕花，並以大漆彩繪，畫以花卉圖案。
從唐代敦煌壁畫上除了可以看到鼓墩、蓮花座、藤編墩等，還可以見到形制較為簡單的板足案、曲足案、翹頭案等。文人士大夫們多追求素雅潔凈，所以這一時期的立屏、圍屏多素麵無飾。床榻類無多變化，因襲上代形制，以箱式床、架屏床、平台床、獨立榻為主。
晚唐至五代，士大夫和名門望族們以追求豪華奢侈的生活為時尚，許多重大宴請社交活動都由繪畫高手加以記錄，這給我們研究、考察當時人們的生活環境提供了極為可靠的形象資料。五代畫家顧閎中的《韓熙載夜宴圖》就是個很好的例子，畫面向我們清晰地展示了五代時期傢具的使用狀況，其中有直背靠背椅、條案、屏風、床、榻、墩等等。完整簡潔的形式也向我們預示了明式傢具前期形態，為中國歷史傢具的最完美階段打下了基礎。
從10世紀中晚期開始，宋王朝展開了它經濟發展、城市繁榮的畫卷。
宋時高座傢具已相當普遍，高案、高桌、高幾也相應出現，垂足而坐已成為固定的姿勢，中國歷史上的起居生活變革由坐姿而定。城鎮世俗生活的繁榮使高檔宅院、園林大量興建，打造傢具以布置房間成為必然，這給傢具業的蓬勃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社會環境。
宋代以及稍後的遼、金歷時300餘年，傢具發展經歷了一個高潮時期，高檔傢具系統已建立並完善起來，傢具品種愈加豐富，式樣愈加美觀。比如桌類就可分為方桌、條桌、琴桌、飯桌、酒桌以及折疊桌，按用途愈分愈細。宋代的椅子已經相當完善，後腿直接升上，搭腦出頭收攏，整塊的靠背板支撐人體向後依靠的力量。圈椅形制完善，有圓靠背，以適應人體曲線。胡床改進後形成交椅。幾類發展出高幾、矮幾、固定幾、直腿幾、捲曲腿幾等各種形式。宋代傢具在總體風格上呈現出挺拔、秀麗的特點，裝飾上承襲五代風格，趨於樸素、雅緻，不作大面積的雕鏤裝飾，只取局部點綴以求其畫龍點睛的效果。
相對而言，元代立國時間也比較短，統治者採用的政策是漢制，所以，不僅在政治、經濟體制上沿襲宋、遼、金各代，傢具方面亦稟承宋制，工藝技術和造型設計上都沒有大的改變。但值得一提的是這一時期出現了抽屜桌，抽屜作為儲物之匣方便開取，是一大發明，它更大程度地加大了傢具的使用效果。而這一新事物的出現也許更多地歸功於民族交流和文化交融。
從魏晉六朝至宋遼金元這千餘年間，中國王朝不斷更替，其中發生過兩次較大規模的民族融合，社會取向一直沿著封建儒家的統治路線運行。當西方正在黑暗的中世紀苦苦摸索，力圖走向新的啟蒙之時，中國的封建王朝又在不斷更替，元代也即將結素，隨之而來的將是一個更世俗，更多樣化的新時代。

6. 蘇式傢具的主要特徵

蘇作」傢具俗稱「蘇式」傢具。蘇州地區是我國明式傢具的主要發源地，故蘇式傢具是明式傢具的典型代表。其有以下特徵： 蘇式傢具的主要用料是黃花梨、紫檀木、鐵力木、雞翅木、癭木等優質硬木。由於這些木材有質地堅硬、色澤自然、紋理優美等特長，工匠們為了充分展示這些天然的木色，一改宋元重漆善描的工藝，採用不上油漆，打磨上蠟的工藝，將木質的天然美表現到最佳程度。這是蘇式傢具最明顯的特點之一。最上品的蘇式傢具所用的木材是黃花梨，所以我們今天見到明式黃花梨傢具，就可斷言它必定是蘇式，也就是說產於蘇南地區。 由於地理條件決定，蘇南地區的硬質木材來源在明代時與廣州、北京相比，遠不及它們充實，主要是靠海上通道運來，這些材料來之不易，因此蘇派工匠們在傢具製作上，用材精打細算。中國古代繪畫書法中有「惜墨如金」之說，蘇式傢具也可以說做到了「惜木如金」的境界。蘇式傢具既要造型優美，又要省料的作法，從而使傢具產生了俊秀的風格，這是在客觀條件下主觀追求的結果。歷史上那些蘇式工匠簡直就象魔術師般精心地落用木料，巧妙套用，甚至連很小的木片都派上了用場，不論是大件器具或是小件器具，無不精心琢磨，保持美觀，使之天衣無縫，其近乎鬼斧神工的工藝技巧，令人嘆為觀止。
明代時，蘇式傢具製成後，主要靠運河北上，運至北京通縣，上貢到朝廷皇宮或讓達官顯貴、財主商賈購置。再後來，工匠們也可以隨路出買傢具，沿運河一帶散落了不少明式的黃花梨傢具。事隔數百年後的今天，當世界性颳起收藏黃花梨傢具旋風時，許多古傢具販子就是沿著當年的這條運輸線，從民間尋覓黃花梨傢具。在明代，北上的傢具主要靠水運，大運河屬漕運，漕運就是宮運，運價奇高，所以當一件黃花梨傢具運到北京時，行情就很高，特別是有題款的木器，據說一對面條櫃，差不多要白銀千兩，當時一座很像樣的四合院，也只不過這個價錢。
蘇式傢具經明朝的輝煌之後，到了清早期還在國內傢具領域內占據「龍頭老大」的地位。到了雍正、乾隆兩朝，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與社會風氣和清統治者心理的變化，傢具的造型和裝飾急速向富麗、繁縟與華而不實的方向轉變。在這種情況之下，蘇式傢具逐漸失去一統天下的主導地位，被後來居上的廣式傢具所超越，客觀上黃花梨材料也已用竭，蘇式傢具改用紅木。隨著蘇式傢具的滑坡，能進入宮廷與宦官之家的木器越來越少，不得不轉向普通傢具市場。
在蘇式傢具從官向民的轉化過程中，為了能更適應市場經濟的需求，不得不吸取廣式傢具的工藝，於是便形成了清代蘇式傢具的面孔，人們習慣上稱為「廣式蘇作」。這種廣式蘇作的傢具，參照廣式傢具的品種與式樣，但仍按照蘇式製作工藝生產;或者在繼續沿襲傳統做法的基礎上，在裝飾手法和花紋圖案上不同程度地仿效廣式和京式，並明顯帶有外來文化的傾向。由干蘇式傢具的豐富而歷史悠久的文化內涵，盡管它失去了上層社會的青睞，但它依舊保持了典雅而秀俊的風格，博得一般人家，尤其是文人的厚愛，在向純商品邁進的過程中，取得了市場。並闖出了一條為不同階層所享用的高度商品化的古典傢具，從而使蘇式傢具普及起來，民間一直有著豐富的存世量。
總的來看，蘇式傢具的最大特點是造型上的輕與小和裝飾上的簡與秀，不如廣式傢具渾厚凝重，滿身雕飾。蘇式傢具的裝飾常用小面積的浮雕、線刻、嵌木、嵌石等手法，題材多取自歷代名人畫稿，以松、竹、梅、山石、花鳥、山水、風景以及各種神話傳說為主，其次是傳統紋飾如海水雲龍、海水江崖、二龍戲珠、龍風呈祥等。折枝花卉亦普遍喜用，大多借其諧音，寓意吉祥，局部裝飾花紋多以纏枝蓮和纏枝牡丹為主，也有的採用草龍、方花紋、靈芝紋等圖案。 所謂「明圓清方」，不論是部件斷面，局部圖案，還是整體造型，都呈圓渾柔潤狀態。給人一種自然的美感。

7. 紅木傢具三大流派主要特徵

中國傳統傢具歷史悠久，源遠流長。明清兩代，中國封建社會制度發展達到了頂峰，政治、經濟、文化都進入前所未有的繁榮，傢具製作也進入全盛時期。

廣作傢具是清代中後期及民國時期傢具領域的領頭羊。廣作傢具用材不吝嗇，造型厚重；用料清一色，互不摻用，講究「一木一器」；製作過程中並不多使用漆料，讓木料的天然紋理充分顯露；在結構、造型和裝飾上，借鑒西方建築。

8. 為什麼明代蘇作柏木傢具普遍較矮

明代風格原因。明代蘇作傢具的風格，格調大方、簡練，造型優美，線條流暢，比例適度，並且精於選材。根據查詢相關資料可知，明代蘇作柏木傢具普遍較矮的原因主要受當時風格影響。明代蘇作傢具不在乎奢華外放，似乎更像個大家閨秀，精緻小巧，非常清雅大方。

9. 蘇式傢具有什麼特點和風格

它的抄特點：格調大方，線條流襲暢，精於造材；風格：多取自歷代名人畫稿，以松、竹、梅、山石、花鳥、山水、風景以及各種神話傳說為主，其次是傳統紋飾如海水雲龍、海水江
崖、二龍戲珠、龍風呈祥，參考：好連天紅木傢具。

10. 蘇作的蘇作手工藝術品

蘇作雕工玉器，代表著南方工藝，又稱南方作。北宋時，朝廷在蘇州設立造作局，其中役使的工匠就有許多玉工。明清的琢玉工藝在發展過程中，因為地域、經濟條件、風俗、文化等的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包括京作、蘇作、揚派工、西番作等。當時蘇作工藝品的影響力較大，這是因為明清之際，蘇州地區的絲綢業、鹽業非常發達，蘇作玉工偏好從當世流行的制綉像小說的插圖、版畫尋找紋樣，雕琢玉牌。制式一般上端浮雕方折的夔紋，一面浮雕人物，一面陽刻詩文，玉質白若凝脂，刻工精細不亂，融世俗意趣與文人書卷氣與一體。明清時，蘇州的玉雕達到頂峰，尤其是明中葉以後，蘇州號稱「江南首都」，不但生活奢華，而且引領時尚潮流，玉器等高檔消費品市場極度振興，與揚州同為全國最重要的兩個琢玉地。「良玉雖集京師，工巧則推蘇郡」就是其真實的寫照，陸子岡等代表人物更是名震京師，譽滿四方，被人們譽為「鬼斧神工」。
至清乾隆，蘇州琢玉作坊已達八百三十多戶，在閶門內的專諸巷、天庫前、周王廟弄，寶林寺前，向南諸如王樞密巷、石塔頭、回龍閣，梵門橋弄，學士街直到剪金橋巷，到處可聞一片「沙沙」的琢玉聲。而閶門吊橋兩側的玉市更是擔攤鱗次，鋪肆櫛比。乾隆帝曾贊曰：「相質制器施琢剖，專諸巷益出妙手」。當時琢玉行會就設在周王廟，每年陰歷九月十三至十六，全城大小近千家玉器作坊都要拿自己最精心的傑作作為祭祀的供品去陳列。屆時，同業相互觀摩，各路客商雲集，市民爭相觀摩，熱鬧異常。這種現象，在全國玉雕行業內可能僅此一例。
在玉雕技藝方面，蘇州善雕琢中小件，以「小、巧、靈、精」出彩。「巧」是構思奇巧，特別是巧色巧雕尤其令人叫絕;「靈」是靈氣，作者有靈氣，作品有靈魂;「精」是一刀一琢皆精緻細到。由於近現代以來玉雕工具的不斷改進，更為玉雕的精工細作創造了有史以來無可比擬的條件，因此「無論圓雕、平雕，都優美別致，圖案線條剛柔結合，婉轉流暢，毫不拖泥帶水，不留碾琢痕跡，給人以方寸之間天地闊之感」。特別是蘇州的薄胎器皿件，充分運用圓雕、浮雕(淺浮雕、深浮雕)、鏤空雕、陰陽細刻、取鏈活環、打鑽掏膛技術、制口琢磨技術等不同的雕刻工藝，使其更加華美而精巧，成為「蘇作」細作工藝的傑出代表而獨樹一幟。
蘇州玉雕的興衰起落一直受著時代牽引。在皇家御用時代發展到頂峰的蘇作工，從民國時期開始逐漸衰退。印證了那句「盛世藏玉，亂世藏金」的名諺，在風雨飄搖的年代，精美而脆弱的玉器不是最合時宜的收藏品，解放後一直到改革開放前，玉器只有兩個身份：一個是「四舊」，一個是對外貿易中的工藝品。但是歷史常常峰迴路轉，蘇州玉雕在沉寂了一個多世紀之後而再度崛起，以其選材精良、構思奇巧、造型雋秀、琢磨工細、寓意豐富的地域特色為全國收藏界所公認。特別是上世紀末以來，全國各路玉雕高手紛紛落戶蘇州，使蘇州玉雕從業人員迅速擴大至二萬餘人，南北技藝交融，精品佳作迭出，將蘇作玉雕再次推上了一個新的高峰。 蘇作傢具(亦稱「蘇式傢具」)是指以蘇州、無錫、常熟等江南為中心的地區製作的紅木傢具，其造型簡約清秀，線條優美，尺寸合理，在設計上吸收了宋代傢具風格。用料上以黃花梨、紫檀、鐵力木、雞翅木等木材為主。蘇作傢具的線條流暢，比例適度，穩妥大方，不管是放置在江南園林的亭台樓閣還是普通居民家中，都顯得非常協調，裝飾部分體現了簡朴無華的特點，往往點到為止，有大寫意風格，就像文人學子寒素中暗藏著一股孤傲之氣。
蘇作傢具歷史悠久，文化傳統豐厚，在傢具的造型、裝飾、工藝等諸方面都有與眾不同的獨到之處。
蘇作傢具工藝精良，主要裝飾手法有雕刻、鑲嵌、髹漆裝飾等。蘇作傢具雕刻重神似，刀法圓潤，細膩生動。最常用淺浮雕和透雕兩種技法，雕刻口訣「雕刻要氣韻，層次要分明，光滑要和順，稜角要出清」就充分說明了蘇作傢具的雕刻不僅要求圓潤流暢，稜角分明，達到形似，而且還要神似，講求氣韻生動。
由於地理條件決定，蘇南地區的硬質木材來源在明代時與廣州、北京相比，遠不及它們充實，主要是靠海上通道運來，這些材料來之不易，因此蘇州工匠們在傢具製作上，用材精打細算，蘇作傢具可以說做到了「惜木如金」的境界。在木材不足的情況下，匠師們開動腦筋，創造出許多工藝手段。如包鑲工藝，就是以雜木為骨架，在上面粘貼硬木薄板，粘貼技術非常高超，邊緣稜角不露破綻。「掉五門」此是蘇作匠師們對傢具製作精細的贊美行話。比如椅子或凳，在作完之後，將同樣的幾只於地面上順序移動，其腳印的大小、腿與腿之間的間距，不差分毫。這種尺寸大小相同、只只腳印相合的情形，稱為「掉五門」。在非機械化生產的情況下確實難能可貴。
蘇作傢具既要造型優美，又要省料的作法從而使傢具產生了俊秀的風格。歷史上那些蘇式工匠簡直就象魔術師般精心地落用木料，巧妙套用，甚至連很小的木片都派上了用場，不論是大件器具或是小件器具，無不精心琢磨，保持美觀，使之天衣無縫，其近乎鬼斧神工的工藝技巧令人嘆為觀止。江南的小橋流水等人文風光，造成了文化藝術上的清雅、委婉之風，也必然反映在傢具審美和傢具風格上。因此，蘇作傢具由於木材資源比較缺乏的因素和歷史文化的因素，形成了傢具造型上的輕巧、俊秀的特徵。比如，同是太師椅，廣作則體大、雄偉、滿身雕飾；而蘇作則輕簡、素雅。
蘇作傢具的裝飾設計是蘇作傢具的亮點之一。合理的裝飾，成為蘇作傢具中獨特的點睛之筆，精工製作更是蘇作傢具中不可缺少的。且裝飾題材非常廣泛，動物方面喜用草龍，植物方面有靈芝、纏枝蓮、竹節梗、芝麻梗等，其他紋樣也有與眾不同的方漢紋、博古紋等，也有通用的繩紋、拱壁、如意、魚草、什錦等。 蘇州自古以來是吳文化的搖籃，傳統民間工藝之鄉，「蘇作」工藝因其品類齊全、技藝精湛、人才輩出而蜚聲中外。高新區東渚鎮，是蘇州民間工藝最為集中地的地區之一，傳統民間工藝的從業人員達到1.5萬人，其代表性的緙絲、蘇綉、紅木雕刻等等工藝均被列入國家級或省級「非遺」代表作名錄。
蘇作刺綉亦稱「蘇綉」。明清時期，江南成為皇家紡織品最重要的生產基地。蘇州織造作為江南三織造之一，與清代宮廷有著密切的聯系。蘇州織造在清代皇宮之中具有重要地位，在故宮典藏的十八萬件織綉藏品中，蘇州織造佔了一半，近十萬件。更鮮為人知的是，原本都以為出自江寧織造的妝花緞，在蘇州也有這項工藝。
從曹雪芹的《紅樓夢》中，後人一窺江寧織造的繁華勝景，同時也聯結著蘇州織造的輝煌歷史。江南三織造共同肩負著皇帝交付的使命，同時又有著各自不同的分工，在《百家講壇》中曾講過，蘇州織造和江寧織造一樣做皇帝朝廷用的絲綢服裝，江寧織造專門做皇帝用的「上用」絲綢，蘇州織造主要是給皇帝做賞賜用的「官用」絲綢。「蘇州織造的功能實際上是非常全面的，皇帝的很多事情都是通過內務府、通過織造府在地方上著手處理。它不光是身肩織造這一項功能，蘇州織造與江寧織造、杭州織造不同的一個方面是，更多零星的、特殊的任務都會交給蘇州織造府來做。原來是把江寧織造抬得比較高，從檔案研究發現，蘇州織造跟宮廷的關系可能更密切一些，尤其是像織造類似《彩織極樂世界圖》一類計劃之外的事情都是交給蘇州織造來做。蘇州織造府的功能更加強大，包括玉器的工藝、奇珍異寶的采辦都是交由蘇州織造來做的，它的本分工作是織造，但除了完成這些分內的事情之外，它會不斷有一些創新的東西出來。它其實涉及了與清代宮廷內方方面面的事項，蘇州織造跟宮廷的聯系太多了。」

蘇州織造在清代宮廷中的地位舉足輕重，從遺留下來的豐富藏品也可見一斑。盡管還沒有人精細統計過故宮到底有多少蘇州織造的物品，但據專家粗略估計，故宮的十幾萬件織綉藏品中，蘇作織造綉制的物品佔到一半，包括了成品與布料，將近十萬件。豐富、精美的藏品彰顯出極其高超的刺綉工藝。在這些內涵深厚的藏品中，蘇州織造工藝中不僅有蘇綉、宋錦等，妝花緞的織造蘇州也有。「按照江南織造的分工，妝花緞應該是江寧織造做的，按照傳統工藝的特點也屬於江寧織造的工藝，但從藏品中發現，蘇州織造也有這項工藝。」一張殘缺的文字也提供了有力的證明，「蘇州織造上用新樣八絲地絨圈白牙五爪正而龍重石青龍襕緞壹疋用工料銀貳拾貳兩肆分叄厘陸」，這個「龍襕緞」就是妝花緞。
蘇州織造工藝聞名於世，故宮博物院保存了最巔峰的宋錦工藝藏品《彩織極樂世界圖》，曾由蘇州宋錦織造技藝國家級傳承人錢小萍成功復制，這幅代表著我國宋錦最高水平的佛教圖卷，畫作原稿現存於台北故宮博物院，本是乾隆為母親慶壽著宮廷畫師丁觀鵬而作，在研究中發現，這幅《彩織極樂世界圖》應該是綉制於乾隆四十五年前後，「在這幅彩織作品的題贊上有一個落款，註明『乾隆四十七年』。」
蘇州東渚工藝美術協會副會長馬海英表示，海峽兩岸文承一脈，習俗相同，有著極其相似的文化審美觀點，藉助誠品這一文化平台，有機會讓蘇作工藝走進台灣，加深兩岸文化交流學習，汲取藝術創作思想和靈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