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羅爾剛家居

1. 谷霽光的生平

出生
谷霽光1907年2月2日出生於湖南湘潭烏石鄉白竹坪塔塘。
學堂歷程
1929年考入清華大學物理系，一年後轉入歷史系。1933年畢業，獲文學學士學位，留校任助教。此後受聘為前中央研究院社會研究所，為《中國社會經濟史集刊》特約纂述與編輯，並在天津《益世報》和南京《中央日報》協助主持「史學」副刊。1936年9月，離京赴津，到南開大學文學院任講師，兼任商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副研究導師。1937年9月，隨南開大學南遷長沙。
從1930年由清華大學物理系轉入歷史系，到因日本侵佔華北而南下，這是谷霽光步入史壇並初步奠定其在中國兵制史特別是南北朝隋唐時期兵制史研究地位的時期。而這一研究方向的確立，很大程度上是由兩個因素所決定。
因素之一是受陳寅恪先生的影響。谷霽光在清華大學歷史系讀書期間，受陳寅恪先生影響至深，「每當聽陳先生講課時，不獨注意其傳授知識，而是更多地注意其傳授研究方法和經驗。特別是陳先生當時寫出關於《桃花源記》的社會政治背景的重要論文，認真閱讀後，受益大得不可估量。」
因素之二是研究成果受到學術界的認可。1935年，也就是大學畢業後的第三年，谷霽光的《補魏書兵志》和《唐折沖府考校補》二文收入《二十五史補編》。這一事件被視為他「步人史壇」的標志。
前一因素帶來的多為興趣，它在一定意義上決定了谷霽光將他的「斷代史」研究即研究時代聚焦在南北朝隋唐時期；後一因素帶來的則多為自信，它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谷霽光將他的「專門史」即研究方向集中在南北朝隋唐時期的兵制特別是府兵制度。
這一期間還有兩件事情對於谷霽光日後學術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第一件事情是1934年春夏之交「中國史學研究會」的成立。1934年春象龍和吳晗等發起成立的小小『史學研究會』，最初人數不多，第一批會員只有十人，湯象龍任總務，吳晗和羅爾綱先後任編輯，谷霽光任文書。由於這個「史學研究會」最早的成員只有十人，所以也稱為十人史學小組，又因為參加者多為清華大學的青年學者，所以又稱清華史學研究會，主要發起者是十人中年紀較小的湯象龍先生和吳晗先生，兩人都出生於1909年，比羅爾綱先生小8歲，比谷霽光小3歲。他們在前中央研究院社會研究所創建了《中國社會經濟史集刊》，這是中國研究經濟史和社會史最早的學術刊物；在天津《益世報》和南京《中央日報》辦起了「史學」副刊，各出了一百多期。他們以此為陣地，相互激發、遙相呼應，發表了大量的史學論文和雜文，人人都闖下了極大的名頭。谷霽光對這個群體有著十分深厚的感情。湯象龍、吳晗、梁方仲、羅爾綱等先生的回憶以及有關他們學術經歷的文獻記載，幾乎都無一例外地要提到這個研究會。可見，雖然存在的時間不太長，研究會對於包括谷霽光在內的所有成員的學術生涯來說，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上世紀三十年代這段時間是他們最年輕青春的時光。湯象龍、吳晗、梁方仲、羅爾剛、谷霽光等在此期間不僅踏實認真做事，整理中國幾千年積攢下的歷史寶貴檔案，互相之間也結下了深厚而不可磨滅的情誼，是中國近代歷史學學術上的一段佳話。他們各自在專長學術領域內樹立了一座座的學術豐碑，永遠值得後人仰望！羅爾剛的太平天國運動史，吳晗的明史，梁方仲的封建社會晚期與轉型期的社會經濟史，湯象龍的中國近代海關史，谷霽光的封建社會中期軍事府兵制度，都是後來學子必看的參考數目和指導性的教材。他們的學術研究是在直接接觸中國歷代皇宮珍藏的珍貴歷史一手的檔案基礎上，且都或多或少的與社會經濟有所關聯，帶有法國年鑒學派的早期特點。
第一件事情是，1936年9月，也就是谷霽光清華大學畢業留校三年多後，離開清華，去了南開，在文學院任專任講師，兼商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這一選擇，對於谷霽光研究方向的拓展，即在進行兵制史研究的同時進行經濟史研究，並將兵制史研究納入經濟史研究之中，或者說在更為廣闊的社會經濟的背景之下研究兵制史，起了重要的作用。但這一事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谷霽光日後的學術發展，離開清華、離開北京意味著離開中國的學術中心。那麼，谷霽光為何棄清華而赴南開，是被動的還是主動的，不見任何文獻記載。
建國之後
從1949年10月到1966年6月間的谷霽光，
經過了「八一」革命大學和華北人民革命大學近兩年時間的學習，又先後擔任了國立南昌大學一江西師范學院歷史系主任、江西省教育廳副廳長、南昌大學副校長，當選了江西省和中國政協委員、江西省人大常委。文化大革命後直到1993年去世，谷霽光是江西大學的名譽校長。一位潛心教學和科研的學者，從此擁有了學者和官員的雙重身份，有大量的行政工作要做，但谷霽光始終沒有放棄學術研究。他回憶當時的情形：
「那時，我除了所管轄的日常工作以外，幾乎每天都有會議或其他應酬，這是「八小時以內」的公事，盡心盡力做好，一點馬虎不得。但「八小時以外」的時間，則由谷霽光自己支配，即回到家裡，閉戶不出，伏案著述，長年如此。當時有些人對谷霽光不理解，甚至有些受「左」的思想影響的人，說谷霽光上班時無精打采地應付「社會主義的公事」，養精蓄銳後好下班回到家裡精力充沛地種資本主義的「自留地」。谷霽光對此權當沒聽見，或視為無知可笑之至，不予理睬，只顧照做去做，心裡感到非常踏實和無限欣慰。」
谷霽光一生最好的學術是在這時做出來的。文革以前的代表成果是《府兵制度考釋》，文革以後的代表成果是《王安石變法與商品經濟》。

2. 誰有有關<不自由,勿寧死>的演講稿啊，演講大約5分鍾的，急需啊！！！

胡適：不自由，勿寧死

一個新社會、新國家，總是一些愛自由愛真理的人造成的，決不是一班奴才造成的。
——胡適

我一直不太明白，中國人為什麼那麼愛做選擇題，連人都是要非此即彼，魯迅還是胡適，一看這樣的文字，我就異常郁悶，就如非讓我選擇是吃蘿卜還是白菜一樣。

在魯迅所有文字中我最推崇的是《死後》，魯迅生前即想到了死後所要面對的各種尷尬與恥辱，那些任意歪曲和篡改著他文字的人，是他死後所不能控制的，生前尚且有申辯的可能，死後是斷無申辯的機會了。

作為一定要釘在歷史上示眾的人，我常常以為他們是很悲劇的，如胡適，如魯迅，盡管內心是多麼的不情願，他們絲毫不能阻撓死後被人利用，而且被利用得如此徹底，如此純粹。有時他們的一句話，就可以被無限上綱上線，就可以作為養活別人的工具，殺死對手的利器。

因魯迅和胡適而成就了文化政治上敵我相向的兩大陣營，選擇一個，就意味著放棄另一個，這樣的一種文化選擇，是人的悲哀還是他們二人的悲哀？

「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我很納悶，為什麼我們一直嘴裡喊著的頭上舉著的至理名言，卻在實踐的時候拋到了九霄雲外。

胡適在《夢與詩》中有一句：你不能做我的詩，正如我不能做你的夢。可是，為什麼我們總是要別人做一樣的詩歌，甚至做一樣的夢呢？做不成魯迅，也做不成胡適，是不是我們就不再是我們自己？當我們以為離他們很近的時候，實則是我們遠離他們的時候，因為我們失去了他們兩個人最基本的精神――獨立與自由的精神。

失去獨立自由的靈魂，不過是依附於他人的奴隸，無論所依附的人多麼的偉大，多麼的崇高，都改變不了奴才的本性。所以研究紅樓夢的紅學家終其一生寫不出第二部紅樓，不過是在一些殘跡中搜索到可以賴以生存的殘羹冷飯。於是文抄公遍地走，考證癖成通病。假如胡適先生跌碎了一副眼鏡，我一點都不驚訝會有人去考證他眼鏡的來歷，跌碎的原因，當時他在想什麼，做什麼，為什麼那眼鏡就從鼻樑上掉到了地下，那地方是在他家裡，還是在外面，在哪個角落都必須有特定的意義。

放在顯微鏡下的人，是無隱私可言的，所以胡適的婚姻成了飯後茶餘的點心，想怎麼掰就怎麼掰，想怎麼揉就怎麼揉，也不管胡適自己是不是幸福的，胡適夫人是不是滿意的，就在那裡按照自己的意願去下結論，殊不知，幸福的結論是胡適與他夫人一起寫的，是與旁人毫無關系的。

胡適一生堅持自由，這自由不僅僅是對自己的，也是對別人。1925年，在《晨報》被燒事件之後，胡適在給陳獨秀的信中寫到：「爭自由的唯一原理是：『異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眾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眾人之所非未必真非。』」因此在晚年的時候，他能說實則他與魯迅是一個陣營里的，而這個陣營就是自由之營。魯迅與胡適無論曾經多針鋒相對，有過多少公案，多少過節，都在自由的旗幟下站在了中國文化的頂峰，而通往自由的路上，跌倒的是大批的行屍走肉，多的是人雲亦雲的奴才與走狗。

在個人自由與國家命運發生矛盾的時候，胡適勇敢的放棄了個人自由而選擇了與國家共進退，這絕對不是有些人單純意義上所說的向政治靠攏，向政權妥協，胡適從一個政府的批判者而轉成政府的建言者，這種角色的錯位實則是對自由更大意義上的一種詮釋。國之存亡，匹夫有責，胡適報效之國，絕非所謂的某個政府掌控之國，而是中華民眾之國，當這個國家遭受到外來侵略的時候，個人的政治觀點與哲學理念是要和國家當時的環境相靠近或者暫時妥協的，因此，不難理解一個一向堅持自由之靈魂的胡適何以能在1938年接受蔣介石政府的駐美大使之職，當時他的日記是這樣記載的：「二十一年的獨立自由的生活，今日起，為國家犧牲了。」這樣的悲壯，該是怎樣的一顆愛國之心，無論是否對他的政治主張或者哲學思想贊同，我都為這樣的一顆心而感動。在美任職期間，給他的夫人江秀冬女士的信中這樣說：「我是為國家的事出來的，吃點苦不要緊。我屢次對你說過：『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國家是青山，青山倒了，我們的子子孫孫都得做奴隸。」，我想這話已經充分詮釋了胡適關於國家與自由的關系。在對這段經歷的回顧中，有一段話我以為今時今日之官員們該是羞愧汗顏的：「本人在美任大使數年，赴美各地演講400多次，從未帶過隨員，自己提皮包。如此而作，實系為戰時國家節省外匯。」，在兩個月沒有領到薪俸的時候說：「我過的日子總算頂舒服的了。比起打仗的兵士，比起逃難的人民，比起天天受飛機炸彈的驚恐的人民，我這里總可算是天堂了。」為學與為官，不管身份的差異存在多大的不同，在人格上胡適卻讓他們統一了起來。梁實秋在紀念他的文章中寫道：「大使有一筆特支費，是不需報銷的。胡先生從未動用過一文，原封交還國庫。他說，旅行演講有出差交通費可領，站在台上說話不需要錢，特支何為？」這樣坦盪的人格，做官與做學問，又有什麼可以指摘的？如若為學只是誤人子弟，為官只是為禍一方，那麼官也好，學也罷，終究是要被唾棄的。

在自由面前，胡適是真正做到了平等，他不因與自己的政治主張不同，就失去做人的基本原則，他擯棄這些存在的不同，而對於所謂的異己大加提拔和幫助。這樣的自由才是自由之精髓，才是自由之靈魂。只虛有其表的自由，實則是另一種意義上的專制，是對自由的踐踏。在黨派之中打轉的人，是不會從桎梏中掙脫出來，獲取真正的自由的。只有超越了黨派的隔閡，在堅持自己信仰和主張的同時，尊重別人的信仰和主張，並努力捍衛別人的自由，這樣的人才是把自由實踐的人，才是在自由的隧道中自由穿梭的人。

胡適對於這些有一段相當精闢的文字：「思想切不可變成宗教，變成了宗教，就不會虛而能受了，就不思想了。我寧可保持我無力的思想，決不肯換取任何有力而不思想的宗教。」黨派也好，宗教也罷，都是為了使得人的思想高度統一，保持一致，不容許有不同聲音出現，於是自由成為了相當奢侈的華麗外衣，可以披著這樣自由的外衣為自己的黨派或者宗教爭取到黨徒和追隨者，黨外之人，便成為了異己，於是自由失去。

無論是沈從文，還是羅爾剛，這些沒有學歷的人是得到了胡適充分肯定的人，他從來不因為形式上的限制而忽略人本身具備的真才實學，因此他能在任何時候都提拔這樣有才華的人，讓他們不因自己的學歷而失去展示自己才華的機會，給予他人以真的自由，是胡適對於自由的實踐。困守在一種陳規陋習中，自由失去，發展無從談起，因此，胡適總是能打破舊有的規范，從《文學改良芻議》開始，他就一直在破除堅冰的道路上艱難行走，從未曾動搖。

最能體現一個人對待自由精神的就是如何對待那些所謂的異己態度。在對待如魯迅，陳獨秀或者其他一些人，胡適向來是能幫則幫，而且從來是仗義執言，不因與自己對敵就落井下石，反而是仁厚待人，努力為對方的困境伸出援助之手。如歷次對陳獨秀的拯救，勸蘇雪林放棄對魯迅的攻擊，並為魯迅抄襲罪名進行洗清等，這不僅僅是一個人品格的高貴，而是對於自由之信仰，之追求，之堅決捍衛。在對待反對者的態度上，有一個事例很讓人感動，林琴南是反對新文化運動的急先鋒，為了阻止新文化運動曾妄圖藉助北洋軍閥的力量來鏟除新文化運動的骨幹，因此有人作小說以影射林琴南，攻擊他，編輯把小說轉給胡適時，胡適的話就算是今天說來給人聽，也是讓很多人慚愧的，所謂君子坦盪盪，恐怕也就如此吧：林琴南並不曾有在路上拾起紅鞋的事。我們可以不贊成林先生的思想，但不當污衊他的人格。這也就是為什麼陳獨秀與他在思想上分歧，但始終是摯交的原由吧，也曾假想，當魯迅在天國聽見胡適對於他的維護並做的評價，該是怎樣的心潮？當然，在魯迅生前，除了觀點的交鋒，胡適幾乎未對魯迅人格有過微詞，也並無惡言相向，始終保持著君子的風范。

有人說胡適之49年的哀號，是為了蔣介石政府的倒台而傷，實則是把一種政治觀念上的骯臟俗套強行的加在了他的脖子上。他所哀傷的是他一貫提倡的自由不能實現，循序改良的主張中斷。這最多是他對於新政府沒有抱希望，但絕對不能算做蔣介石的忠實走狗，這是有質的區別的。

有這樣悲觀的情緒並不難理解，曾經有一段時間，無論胡適還是魯迅都把蘇俄看作是中國未來之走向，而後又深深失望，因為一個專權的政府是和他們的獨立自由民主之主張是尖銳抵觸的，毫不相容的，因此胡適也好，魯迅也罷都很快放棄了這一夢想，而重新回到各自的理想上去。因此堅持蘇俄路線的中國共產黨的政府得不到胡適的青睞也是自然的，而且從後來發生的歷史事件來看，我以為胡適之去美國，魯迅之早逝，未嘗不是一種幸運。最少在某種程度來說，我們沒有看見他們如一些人一樣出現人格的被侮辱和人格的分裂，保持了他們的人格獨立完整和尊嚴，這該是中國近現代文化史上最值得欣慰的事。

拋開政治不談，胡適的清醒不僅僅體現了其人格的高貴，更主要的是，他始終不曾放棄自由的追求和信念。在上個世紀國內對胡適的清算中，胡適的態度再次讓人欽佩：「兒女們被逼著控訴父母，家庭沒有溫暖與私人生活。個人的尊嚴與價值，已被剝奪凈盡。沒有任何基本人權，甚至沒有不說話的自由。」說的自由被剝奪已經很可悲了，連不說的自由也被剝奪，該是怎樣扭曲的一個社會。在自己的思想被肆意歪曲和篡改的時候，在自己的思想得不到公正對待的時候，讓我們再次領略了一種大家風范，這些光有寬容與理解是不夠的，更多的是人性的悲憫，一種深入骨髓的自由信念的支撐和散發。

從純粹自由精神的角度說，魯迅的一個都不放過和胡適的誰都放過，都是社會需要的，我們無須選擇，批判與寬容在自由中得以釋放和融合。

中國向來不缺乏熱血，亢奮與激進的人，但是惟獨缺乏冷靜思考的人，中國人的血是熱的，總在沸騰著，中國人的火是一點即著而且燎原之勢不可收，但是在理性思維上始終欠缺著，潑冷水的人一向是被列入另冊的，妄想翻身何其難哉。胡適曾經拋出的自由主義之旗，被國民黨和共產黨無情踐踏於腳底，但正如毛澤東所說的，二十一世紀給胡適平反。那麼這面沉在水底的自由之旗終將浮出水面，飄揚起來

3. 太平天國封了兩千多個王爺，幾乎用光了常用字，他們的名號有多奇葩

太平天國時期的確是歷史上一個比較奇葩的時期，除了一些信仰奇葩，其實連大封功臣都很奇葩。洪秀全前後封了2700多位王爺，這些王爺並不是所有人都是有封號的，我們常用的漢字也就3000左右，洪秀全封王用了兩千多個常用字，想想都夠奇葩的。

不過我們現代人想想也夠奇葩的，即使兩百多位王爺也夠難為人的。估計洪秀全對於「封王」這件事都得查閱字典。

4. 李氏金子輩的名字

李姓金字旁的字男孩取名13到18畫 1、稱謂美辭 我、己、予、吾、均為第一人稱代詞，義皆同「我」。 以「我」字入名的如：費新我、成舍我、嚴新我、朱鏡我、范我素、寧完我、張我德等。 以「己」字入名的如：李正己、段克己、呂勝己、李需己、段成己、宋無己等。 以：「予」字入名的如：舒舍予、龔聖予、范啟予、錢聖予、孫啟予、向警予等 以「吾」字入名的如：毛新宇、孫需吾、俞玉吾、馮從吾、施肩吾、陳吾德、成仿吾等。 臣：臣字有二層含義：一是指君主時代的官吏，有時也包括老百姓；二是官吏對皇帝上書或說話是的自稱，其意同「我」。以「臣」字入名的如：裴敬臣、田德臣、史良臣等。 汝：第二人稱代詞，義同「你」，以「汝」字入名的如：田成汝、楊汝岱、李汝珍、高汝礪、王汝璧、華玉汝等。 爾：第二人稱代詞，義同「你」，以「爾」字入名的如：趙爾豐、李爾重、賀爾康、高爾華、林爾蔚、羅爾剛等。 卿：第二人稱代詞，是古時君對臣的愛稱，後多用於夫妻間或好友間的愛稱；以「卿」字入名的如：關漢卿、任少卿、蓋臣卿、司馬長卿、葉玉卿等。 君：朋友之間的稱謂，以示尊重，以「君」字入名的如：王昭君、朱君理、段君謀、吳君如、董竹君等。 公：封建社會五等爵位的第一等，現多用於對上了年紀男子的尊稱；以「公」字入名的如：黃公略、王公明、周公瑾、周培公等。 侯：封建社會五等爵位的第二位，也泛指達官貴人，美敬之辭，以「侯」字入名的如：杜伯侯、張君侯、郭明侯等。 人：指他人，第三人稱，以「人」字入名的不常見，但用得恰當，獨見其巧，如：華人傑、劉人壽、沈立人、楊人是等。 賓：指賓客，以「賓」字入名的如：李延賓、張慶賓、駱賓王、辛世賓等。 伯：在兄弟排行中代表老大，以「伯」字入名的如：陳玄伯、劉伯溫、林伯渠、張伯義、劉伯承等。 仲：在兄弟排行中代表老二，以「仲」字入名的如：張仲景、范仲年、鄧仲夏等。 叔：在兄弟排行中代表老三，以「叔」字入名的如：陳叔同、王叔文等。 郎：少年男子的美稱，以「郎」字入名的如：王文郎、劉君郎、刀郎等。 更//多/可以加他的騰/訊/號就是我的呢稱

5. 為什麼曾國藩的湘軍，高級將領中有一多半是書生

中國有句老話，“學者沒有任何用處”。是的，在許多人的印象中，一個學者的地位很低，能夠獲得一個頭銜是件好事。否則，他就是一個貧窮的人。事實上，他們認為這是錯誤的。

晚清時期，洪秀全領導的太平軍幾乎推翻了清政府。然而，由於曾國藩建立的湘軍，英勇的湘軍成為鎮壓太平軍的主力。雖然早年湘軍也曾在長江中游被太平軍圍困兩年，但曾國藩氣得跳江自殺。

第一個、很多人問，作為一個學者，你為什麼總是帶領湘軍去打敗敵人？羅澤南是這樣說的：“沒有他，在學習了《大學》之後，知止將有一個決定，然後它將是安靜的，然後它將是安靜的，然後它將是安全的，然後它將被考慮，然後它將被考慮，然後它將被獲得，然後它將被計數，然後它將被完成。”

如果你知道這些思想，你就可以立於不敗之地，不。左並不十分贊同的思想，但左非常欣賞的不學而學的軍事才能。

因此，並不是所有的學者都能帶領軍隊戰無不勝，但他們也必須有軍事才能。

第二，這些學者在湘軍當將軍的另一個好處是，他們可以磨練道德，有羞恥感，熱愛人民，並能夠“不怕死無金錢”。所謂“上而下”和他們的氛圍能更好地激勵項戰士。

當然，項的軍隊之所以英勇善戰，多贏少輸，還有其他原因。

6. 關於嚴謹學習態度的故事

郭沫若是我國現代文化史上一位才學卓著的文豪。曾任中國科學院院長。他在文學藝術、歷史考古、古文字學以及其他很多方面，都有重要建樹。與此同時，他勤奮苦學的精神也十分感人。

郭沫若在小學一年級讀書時，老師講歷史課－－《十六國春秋》，其中有許多胡人的名字，跟外國人的名字一樣，非常難記，因而記人名便成為當時歷史課的一隻「攔路虎」。為了克服這個困難，一天，郭沫若約了一位要好的同學躲進一間陰暗的自修室里，兩人苦讀硬記，進行比賽，直到把整本歷史課本一字一句背得滾瓜爛熟才走出屋子。

在後來的日子裡，即使在年假期間，郭沫若都手不釋卷，天天苦讀。有一年年假期間，他把太史公司馬遷寫的《史記》，從頭到尾通讀了一遍，並一篇一篇地進行分析、校訂和評價，在旁邊寫下批註，連《伯夷列傳》里有一句被歷代注家解釋錯了的話，他都在閱讀過程中發現並加以校正。對其中一些精闢言論和難得的資料，郭沫若視為珍貴財寶，不惜時間和精力整篇整段地用毛筆把它抄錄下來，放在案頭，隨時翻閱學習。

郭沫若一生寫了不少詩詞和文章，論著宏富。但他從事著述有個習慣，就是從來不讓旁人代為抄寫，一律都是自己動手。即使到了晚年，在他年近80高齡撰寫《李白與杜甫》這部研究性著作時，因視力減退，有人提議讓別人代抄，可他仍然不同意。他的不少書都是前後幾次易稿，全都是他親自逐字逐句地反復進行斟酌、錘煉、修改和抄寫而成的。

華羅庚是我國著名的數學家。他從小刻苦學習，成了著名的學者。

1950年2月，華羅庚帶著全家悄然登上一條不大的郵船，離開生活了4年的美國。當他踏上祖國土地的時候，電波播送了他的《告美國同學的公開信》。信中激情洋溢地寫道：「錦城雖樂不如回故鄉，樂園雖好，非久居之地，歸去來兮！」

華羅庚又回到了清華園，擔任數學系主任。不久，被任命為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所長。他百倍珍惜黨和國家為科學研究提供的大好時光。他白天拄著拐杖到學校講課，晚上以案板當書桌，在燈下從事數學研究，常常寫作到深夜。有時，為了求證一個問題，他常常深夜從床上爬起，順手拿起床頭的報紙，在四周的空白處進行演算和論證。在他的屋裡，桌上、床上、地上，到處都堆滿了演算稿紙。他用毅力與勤奮，編織出成功和榮譽。

1956年，他的重要論文《典型域上的調合分析》，榮獲中國科學院第一批科學獎金的一等獎。隨後，他的長達60萬字的巨著《數論導引》問世了。這部著作，傾注了他多年的心血。國內外的數學界為之震動了。他帶領的數學研究所，也已是人才濟濟、群星燦爛了。他們為征服解析數論、代數數論、涵數數論、泛涵分析、幾何拓撲學等不同學科，已經揚帆起航，並各有卓越的建樹。震撼世界的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就是其中一個突出成果。

1979年12月，他在英國伯明翰大學講學時，新華社記者訪問了他，問他回國以後的計劃和打算。他沒有正面回答，而是說了以下一段話：「在我幾十年從事數學研究的生涯中，我最深的體會是，科學的根本是實。我雖然年近古稀，但仍以此告誡自己。」他沉默片刻又說：「樹老易空，人老易松，科學之道，戒之以松，我願一輩子從實以終。這是我對自己的鞭策，也可以說是我今後的打算吧。」

「一輩子從實以終」，這種精神實在令後人欽佩！

論語十則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學而》)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為政》〕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為政》〕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為政》〕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公冶長》）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述而》）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知者不如樂之者。」（《雍也》）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子罕》）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衛靈公》）

7. 求關於太平天國反動統治的書

1.《李秀成自述》忠王李秀成護幼主突圍，被曾國藩所俘虜，寫了這本書，總結天平天國。
2.可以看下羅爾剛先生和簡又文先生關於天平天國的論文。
3.我記得我們學校圖書館有《太平天國期刊》，那個也不錯。
4.鳳凰衛視有一系列關於太平天國的紀錄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