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日本有哪些著名的电器公司
松下 索尼
㈡ 为什么日本的企业做的比中国
当日本家电在中国市场节节败退 还有什么理由不支持国货?
三洋、东芝、夏普、松下、索尼、大金,这一个个曾经如雷贯耳的名字,如今在家电领域却呈现节节败退之势,有的退出了家电市场,有的被中国企业收购了家电业务,其他的在逐渐丢失市场份额——而且是本来已经很少的份额。
尽管还有人说这些日本家电仅仅是“战略放弃”利润逐渐稀薄的传统市场,但这一放弃,却首先证明的是日本企业已经在家电市场失去了核心竞争力,在以创新引领、服务为先、价值取胜和本土化的中国家电企业面前,正是一进一退的态势。即使是索尼和大金这样仍然在苦苦支撑日本家电旗帜的老牌面前,中国家电企业的底气也依然越来越足。
3月9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家电及消费电子博览会(简称“家博会”)上,格力带着革命性的节能技术和产品参加了家博会。而这项技术并非是在被日本专家视为已无利润的传统家电领域,而是拥有巨大市场空间的多联机市场。
“基于大小容积切换压缩机技术的高效家用多联机”——格力GMV智睿家用多联机的发布,标志着中国家电企业再一次从核心技术上占据压倒性优势。
在业外人看来,也许无法了解其中隐含的意义,也无需了解其中的技术革命在哪里。用一句话总结就是:目前市场上的多联机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低负荷低能效”,而这个问题日本空调企业用了10年也没有解决,如今被中国企业一举突破!
能源紧缺,是世界各国都一直在迫切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美丽中国”的建设,也要通过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的规划来实现。近年来,多联机市场份额迅猛增长,而这一增长主要依托于家用市场,也就是说家用多联机的能耗对整个建筑能耗的影响越来越大。
所谓“多联机”,即一台空调外机带动多台内机,但消费者往往出于节能意识仅是在“哪屋有人哪屋开空调”。这一意识在使用挂机或柜机时无可厚非,但在使用多联机时却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单开一台室内机,即整个变频多联机是在低负荷运转时,变频压缩机仍然会频繁开停机,低能耗优势无法发挥”。
因此,解决这个问题就是降低无意义的能源消耗,是一项真正的节能技术的革命。格力推出的这款GMV智睿家用多联机,攻克这一难题的核心技术是“基于大小容积切换压缩机技术”。依托这项技术,格力家庭中央空调实现了相比日系产品“用电省一半”的壮举。
通过这次正面较量,我们更可以得出结论:一,中国家电企业不缺乏挑战世界难题、挑战自我的勇气和底气;二,中国家电企业的底气来源于坚持走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三,在整个家电领域,中国企业正在或已经实现了全面超越,曾经被国人仰视的日本家电,已经被中国家电企业抛在了身后,中国消费者更应该支持这样的中国家电企业,更应该将国货支持到底!
㈢ 如何评价日本企业在家电领域的衰落是他们因为利润低主动放弃的,还是被中国家电业打垮了呢
因为跟中国关系不好
㈣ 你对日本家电业成功进入中国市场有何感受
日本的家电全世界闻名,无论科技含量,质量,价格,售后服务都要比我国家电企业强很版多,现在大权部分中国家庭在选择购买家电的时候,一般都会选择在几个大品牌里挑选,其中这些大品牌往往都是日本企业,虽然日本家电产业发达,在我国市场有很大的竞争优势,但是作为中国人,我还是支持我们自己的民族产业,希望他们能在与日本企业的竞争中学习对方的长处,发展自己的优势,早日振兴我们的民族工业.
㈤ 分析一下日本家电企业成功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质量 永恒的质量!
还有注重 每一个细节
产品外形简约时尚
媒体推广,广告做的好!我们企业就差得远,除了恶心人就是膈应人!
㈥ 日本家电主要改革领域是什么
●日本的改革既需要自上而下推动,又需要自下而上推动;既需要国内推动力,又需要来自国外的推动力。坦率地说,日本改革缺乏这两方面的动力 ●现在日本改革的目标似乎就是“美国化”,大胆导入自由市场经济的竞争规则,这当然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日本作为东方文明国家,应依据自己的国情,制定出具有日本特色和东方文明特色的改革战略 ●对于日本决策者来说,只有在追求“亚洲繁荣主义”的大棋盘上,充分吸取亚洲经济增长活力,真正实施“入亚开国”而非“脱亚闭国”,日本经济才能走活,才有出路 冯昭奎 日本与中国都是“改革中国家”,而且两国改革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因此日本改革的经验教训很值得中国重视。本文主要对日本改革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些个人看法。 有没有坚强的领导? 日本的改革是否拥有坚强的领导?就当前日本改革主要指导者小泉首相而言,尽管兼为改革家的政治家无人能出其右,但在笔者看来,他似乎还缺乏足够权威和高明的改革理念。小泉虽提出了“没有禁区的改革”等响亮口号,但他对日本改革的总体设计令人感到仍不清楚。 当前小泉的高支持率尽管大幅下降,广大日本国民对小泉改革的期待依然很强,但可惜的是小泉和广大国民之间有些脱节,或者说他缺乏必要的政治支持层,特别是小泉自己的政党──自民党内相当多政治家并不支持小泉改革,甚至成为对立面。譬如,本应为小泉改革出谋划策的自民党智囊就因同小泉改革唱对台戏而被小泉甩在一边。 在自民党本身对改革比较消极的情况下,在自民党外也找不到真正有能力推进改革的在野党。有人甚至说“日本缺乏强大的在野党或反对党,已使日本的民主受到威胁”。 有没有强大的动力? 日本的改革既需要自上而下推动,又需要自下而上推动;既需要国内推动力,又需要来自国外的推动力。坦率地说,日本改革缺乏这两方面的动力。 就改革大方向而言,小泉迎合了广大国民要求改革的愿望,但随着改革进入具体设计和实施阶段,小泉改革遇到越来越大的障碍。这是因为小泉推行的改革,包括医疗、社会保险等在内的各项改革实际上在减少当代国民的利益,换句话说,小泉改革未能将日本改革同当代日本国民的实际利益增长结合起来。 当然,日本的改革,比如财政、养老金改革的一个重要宗旨是考虑到子孙后代利益,至少是不要给子孙后代留下很重负担。但这些作为改革的未来“受益者”,或者正在呀呀学语,或者还没出生,当代政治家当中也很少人愿作他们的代言人。尽管父母大多疼爱自己的孩子,但这种疼爱却不能“合成”为当代人为爱护后代人而作出牺牲的决心。 如何使改革能在总体上给当代人带来利益,不仅伴随“阵痛”,也伴随“欢悦”,是日本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当然,如同特殊法人改革那样,触动少数人的利益是不可避免的,正如马克思所说:“几何公理触犯了人们的利益,也难免要被推翻。” 在国际化时代,当前日本改革似乎也缺少外力推动。本来,一些亚洲国家无论是吸引日本直接投资也好,还是向日本出口廉价工业品也好,归根到底是在帮日本的忙,通过“介入”日本的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为日本传统产业结构“创造的破坏”提供了外压和动力,然而日本却往往把这种外力看作是“威胁”,有拒绝利用这种外力的倾向。 有没有明确的战略? 现在日本改革的目标似乎就是“美国化”,向“美国标准”看齐,大胆导入自由市场经济的竞争规则,这当然有其合理的一面,因为美国经济发展确有很多成功经验值得借鉴,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也是现实可行的经济体制。但日本作为东方文明国家,有没有依据自己的国情,制定出具有日本特色和东方文明特色的改革战略,仍然看不清楚。 真正符合日本国民利益的改革战略,应是能够增强日本在经济上独立自主性的战略。但是我们回顾一下十几年来日本经济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日本在“独立”方面做得不够:1987年以后日本为满足美国“协力稳定汇率”要求而导致泡沫经济膨胀;20世纪90年代,日本政府不断动用财政、增加公共投资,这导致了日本财政极度恶化;1990年日本和美国经过“日美结构协商”后出台《公共投资基本计划》,而该计划与当时的政策思想紧密相联……这一切使人们感到,整个日本国民为之付出极其沉重代价的泡沫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可说是日本为美国利益作出的牺牲。日本政府的很多经济政策失误存在着“美国因素”,特别是在金融领域美日之间似乎形成了一种“上下关系”、“命令关系”。正如日本有学者指出,“日本在战略上和安全保障上对美国的依赖招致了经济的混乱”。也有些人对日本政府的某些决策究竟是“为了日本的政策”还是“为了美国的决策”而感到迷惑。由此可见,增强日本经济的独立自主性应是日本改革战略的一个重要课题。 中国人经常把“改革”、“开放”两词连在一起,说“改革开放”,这是有道理的。许多国家改革的事实也证明,没有真正的开放就没有真正的改革。然而,现在小泉的改革主张主要局限于国内,对“开放”提得很少,更缺乏具体措施。这反映了小泉路线存在着改革与开放不配套、对内改革政策与对外开放政策互相割裂的内在矛盾。而对于日本这样一个仍存在着“闭塞感”的社会来说,不扩大对外开放,其改革也就难以进展。 所谓“对外开放”,实际上是指向原来对之开放得很不够、根据本国发展需要又急需对之开放的那部分世界扩大开放。如今日本需要扩大开放的主要对象应该说是亚洲,是发展地区性经济合作,这才是日本为自身发展和推进改革所急需的。 有专家说得好,“中国和日本合起来将会成为亚洲地区经济发展的火车头”,这种“中日火车头模式”很可能成为所谓“雁行模式”之后的亚洲经济增长新模式。对于日本决策者来说,搞“内向型”经济结构改革难以行得通。只有在追求“亚洲繁荣主义”的大棋盘上,充分吸取亚洲经济增长活力,真正实施“入亚开国”而非“脱亚闭国”,切实加强长期成为日本对外政策弱项的“地区经济外交战略”,那么,如同陷入“死棋”的日本经济才能走活,才有出路。 加强改革战略与科技战略的一体化是日本改革的又一重要课题。现在日本一方面拥有竞争力仍很强的汽车、家电、机床等出口型制造业,其劳动生产率比美国还要高;另一方面却存在着十分缺乏竞争力的农业、一部分面向国内的制造业以及流通等国内服务业,其劳动生产率较低。由于这部分低效率产业的存在,不仅拖累了整个经济,也阻碍了日本的改革开放,因为对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这些长期得到政府保护的低效率产业领域,来自代表这些低效率产业领域的特殊利益、以这些领域作为选举“票田”的政治代表。 现在,农业问题成为日本同亚洲各国建立自由贸易区的主要障碍,因此,运用IT、生物等最新科技成果尽快发展现代化大规模农业,对于日本的结构改革、对外开放(包括推进东亚自由贸易区)乃至政治体制改革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有没有思想上的飞跃? 为推进“没有禁区的改革”,首先要打破思想上的禁区。小泉首相也说过,为推进经济结构改革首先需要推进“精神上的结构改革”。在我看来,日本也需要来个“思想解放”,如果仍被陈旧的条条框框束缚着,没有思想上的解放、飞跃,就难以推进真正的改革。 当今日本人需要打破哪些“思想禁区”?这的确是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笔者不揣冒昧提出以下几条:其一是“反省障碍症”,比如至今未能对“失去的10年”进行深刻总结和反省;其二是“无责任意识”,比如至今未能彻底追究巨额不良债权问题的责任(包括政府的和民间的)所在;其三是“求稳心理”,企求一种“四平八稳”的改革而忽视平稳背后的潜在危险;其四是“受害者意识”,自己没把经济搞好却埋怨外国加害于自己,甚至出现什么“中国威胁论”;其五是过度的不安心理,日本人的危机感很强,对经济形势评估过分悲观。从某种意义上说,有远虑有危机感是日本人的优点,但人不能总生活在“远虑”之中,凄凄惶惶地过日子。 最后,还值得讨论一下景气与改革的矛盾问题。已故日本前首相小渊留下了一个著名的“兔论”。他说:财政改革和景气对策不可兼得,又要改革财政又要刺激景气无异于“同时追两只兔子,结果将是一只也追不上”。小渊的“兔论”虽指出了景气与改革之间存在矛盾的一面,但也带有过于狭义地理解“改革”、忽视改革与景气之间也存在相互促进关系的偏颇:其一,过于看重改革表层而对改革深层把握不够,比如对财政改革只强调削减赤字和债务,而忽视了改革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关系等深层次结构问题;对金融改革只强调处理不良债权问题,不断为不良债权增减而一喜一忧,却忽视了诸如银行体制、银企关系、金融活动惯例、直接金融与间接金融的关系以及围绕金融的社会意识等深层制度问题。其二,过于看重宏观经济改革而对微观经济改革把握不够,既未能充分把握许多大企业在重组和改革方面取得的成绩、进展和经验,又未能大胆触动诸如农业等低效率产业(多为自民党重要政治地盘)改革的“禁区”。其三,过于看重国内改革而未能将改革与开放结合起来。如果日本政府能真正纠正对改革理解上的偏颇,或许可能走出“时而追景气这只兔子,时而追改革这只兔子”的怪圈,同时实现既激励经济增长又推进改革深化的双重目标。
㈦ 日本家电企业 为什么亏损
消费需求转变,人民从注重功能变为注重外在,这就是苹果为何成功的原因。
中国和韩国的制造业迅速发展,参与到国际市场的竞争。
日本企业庞大的研发和生产机构,成本过高。
㈧ 为什么日本在家用电器方面非常厉害,有很多跨国公司
日本人在制造企业很多都是二战时期遗留下的军工企业,实力技术非常强大,加上后来的发展,已经属于世界先进水平了
㈨ 日本都有哪些著名企业
1、索尼
是日本一家全球知名的大型综合性跨国企业集团。索尼是世界视听、电子游戏、通讯产品和信息技术等领域的先导者,是世界最早便携式数码产品的开创者,是世界最大的电子产品制造商之一、世界电子游戏业三大巨头之一、美国好莱坞六大电影公司之一。
2018年12月18日,世界品牌实验室编制的《2018世界品牌500强》揭晓,索尼排名第100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