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作家具的文人气质为什么这么强

1. 明式家具为什么会有文人雅士参与

这个不是两句话能说清楚的，我来给你复制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说的比较全面：
明式家具是中国家具史的巅峰，以其简练的线条，质朴的纹理、生动的气韵和古雅的意境，成为中西方收藏家珍爱的热门藏品。明式家具的迅速崛起是一个传奇，而缔造这个传奇的，则是文人阶层的志趣和审美对实用器具的改造，欣赏明式家具，我们可以触摸到明清文人士大夫的精神世界。
文化名人乐当设计师
即使是第一次见到，我们也很容易区分明式家具和清式家具，前者把减法做到极致，简素空灵，充满文人气；后者则把加法做到极致，厚重豪华，充满富贵气。
明式家具的流行，与当时主导社会审美的文人阶层推波助澜密不可分，当时有大量文人甚至是文化名人参与明式家具的设计制作。
以《玉簪记》闻名的明代戏曲家高濂在《遵生八笺》中设计了两类家具，一是欹床，椅圈靠背如同镜架一样，可撑高放低，“醉卧、偃仰观书并花下卧赏俱妙”，另一种叫二宜床，床柱上钉铜钩，用来挂壁瓶，一年四季都可插花，“人作花伴，清芬满床，卧之神爽意快”，浸润着典雅的生活情趣。
戏曲家、文学家屠隆在《考槃余事》中收入了专为郊游设计的轻便家具如叠桌，可拆卸，打开是桌，折叠成匣，携带方便；衣匣类似于今天的手提箱，供旅游用；提盒分层立格，可装盛放杯盘、酒具、食物。
戏曲家李渔在《闲情偶记》中设计了凉杌和暖椅。杌是一种小矮凳，凉杌的凳面是空的，里面有空腔贮藏凉水；而暖椅则是一张经过改造的书桌，桌底设一烧炭的抽屉，四面围合后一半身体藏于桌内取暖，桌面也能保持暖和，如果想外出，只需加几根横框抬了就走。
唐伯虎不但是位大画家，也是位家具设计师。他在临摹五代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时，除原作中20多件家具外，又增设了20多件苏州明式家具，门类涉及桌、案、凳、屏等。他在《琴棋书画人物屏》中，全景式地展示了明代文人书斋，画中所绘屏风、斑竹椅、香几、榻等30余种家具，反映了他在家具设计、构造方面的才华。
审美是一种社会思潮
文人参与家具设计，是明末一种全新的社会现象。传统中国人分为士农工商四大阶层，文人士大夫一般鄙视手工艺人，不屑于与之交往，那么这种现象为何在晚明被打破？这要从明代中晚期的时代背景中找答案。
经世致用是中国文人传统的价值取向，然而，这种理想在晚明官场却很难实现，因为宦官专权、文官党争，使得官场的生态环境十分严酷。同时，明代中晚期商品经济发达，城市规模扩大、生活富足。庙堂之上争权夺利，江湖之间风光旖旎，一种有尊严、有品质的城市生活像磁场一般吸引着文人阶层。
更重要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人性解放思潮席卷了当时的中国。王阳明的心学把“良知”作为心灵本体，以心为天地万物的主宰。心学的修习方法是“知行合一”，因此文人生活中的诗词、书画、文玩、园林、戏曲不仅是诗意生活、奢华享受，而且变成了文人阶层追求天人合一境界的路径，营造小天地是为了体察大宇宙。追求美、欣赏美成为一种社会风尚，在游于艺、志于道的风尚下，文人士大夫与工匠合流，研究包括家具在内的衣食住行。
追求心灵的闲适和自由，成为文人的一种生命态度。明式家具风格素朴，少有题字铭文，但从寥寥数件家具中，仍能感受到一种精神追求。故宫博物院有一件原藏扬州康山草堂的树根家具“流云槎”，董其昌题字中有“散木无文章，直木忌先伐”等句，陈继儒题句中有“翔书云乡，瑞星化木告吉祥”等句；南京博物院藏有一件出自苏州老药店雷允上的黄花梨画案，足上刻有“材美而坚，工朴而妍，假尔为凭，逸我百年”的篆书；文征明的弟子周天球有一紫檀椅，倚板镌“无事此静坐，一日如两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这些都给明式家具增添了儒雅神韵。
是哲学观念的一种寄托
因为有文人的参与，明式家具不再只是一种生活器具，更是一种哲学观念的寄托，是“道”的一种表现。
文人士大夫阶层喜爱明式家具，首先是因为其材质的自然天成之美。王世襄把材质美列为明式家具诸美之首。明式家具多用紫檀木、花梨木、鸡翅木、铁力木、乌木等制作，黄花梨花纹委婉迂回，如行云流水，变幻莫测，有的环围点簇，绚丽斑斓，被喻为狸首、鬼面；鸡翅木的纹理纤细曲折，就像禽鸟颈部和翅膀上的羽毛；紫檀在硬木中份量最重，色泽从褐紫到浓黑，花纹虽不明显，但色泽古雅静穆，肌理致密凝重，有美玉琼瑶之感，居众木之首。而对瘿木，即树根或树干上的疤结，其纹理奇特，有葡萄纹、山水纹、虎皮纹、风云纹等，使用瘿木材质是苏作家具的一大特色，体现以天然为美的取向。道法自然，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脉之一，明式家具尽最大可能展示木质之美，雕镂嵌描等工艺只在局部略加施展；尽可能不用木钉和胶粘，主要用榫卯结构，以消弭斧凿痕迹，看起来浑然天成；不用髹漆，以免掩盖木质，文震亨《长物志》谈到书桌时认为“漆者尤俗”。而明式家具的色调温润含蓄，不刺激不张扬，正是君子的品性之一。
明式家具的造型简练干净，以线条塑形是其最大特点，最简练的线条却可以表达最深远的意境。明式家具的每一根线条都精巧而流畅，即使是直线条也方中带圆，可以读出书法中小篆的味道，这些线条留下了大片的空间，删繁就简，以少胜多，仿佛中国画的留白。这种虚与实的相辅相成，正是中国哲学的精妙之处，充满禅机和理趣。 沈 颉
感谢原作者，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2. 请问古典家具的“苏作”“京作”“广作”之间有什么区别

是明清时期我国家具按地域区分的名称，因地域人文不同而有各自的特点。苏作泛指内苏杭一带家具，容因山水秀丽，苏作家具具有优美的弧线美感，传承明代家具特点比较明显；京作作为三个派系唯一北方的家具派系，因为北方民众的朴实本性以及天子脚下追求的奢华，而家具也显示出厚重繁杂的特点；光作只广州的古典家具，因广州沿海，与外界交流广泛，受西方影响，其家具特点在中式家具的基础上融合西式家具的热点，与当时的洛可可巴洛克相仿，呈现中西合璧的特点。希望能给你帮助

3. 苏作，广作，京作红木家具有什么不同和相似之处

苏作：惜料如金但格调大方
苏作家具是指以苏州、无锡、常州和上海一带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所生产的家具。苏作家具历史悠久，名扬中外的明式家具基本以苏作为主。明代苏作家具用料以俊秀著称，其格调清秀大方，造型精致典雅，线条简约优美，并因当时苏州的木材来源稀缺，苏作匠人对木材的使用，到了挖空心思的地步，制作每一件家具都要深思熟虑，反复斟酌，对每块木料反复观察、衡量、精打细算。具体表现为：制作大件器具往往采用包镶手法，杂木为骨，外贴硬木薄板，尽可能把木质纹理整洁美丽的部位用在表面，而小件碎料拼接更是常见。这种用尽其材、天衣无缝的技术，无不体现苏作匠人的精湛工艺，一时间深受达官贵人及文人骚客的喜爱。
京作：受宫廷文化影响至深
京作是指宫廷作坊在北京制造的家具，以紫檀、黄花梨和红木等几种硬木家具为主。其讲究威严奢侈、雍容华贵、肃穆正统，彰显王者“霸气风范”。由于宫廷造办处财力、物力雄厚，家具制作不惜用料，工艺上讲究线条挺拔、精雕细琢，还要求装饰华丽繁复，在家具的表面还常常镶嵌货真价实的奇珍异宝，这绝非其他家具可比。这受宫廷文化影响至深并带着浓郁的“天朝上国”气息的京作家具，由于过分追求奢华的装饰，淡化了实用性的特性并不为一般人所接受。
广作：中西合璧的结晶
广州地区为主制作的家具被称为广作家具，是清代中后期及民国时期家具领域的领头羊。广州作为东南亚优质木材进口的主要通道，很长一段时间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唯一窗口。广州是清式家具最注明的产地。广作家具用材不吝啬，造型厚重；用料清一色，互不掺用，讲究“一木一器”；制作过程中并不多使用漆料，让木料的天然纹理充分显露；在结构、造型和装饰上，借鉴西方建筑装饰的风格，中西合璧的广作家具艺术形式千姿百态，装饰图案精雕细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广式家具中的镶嵌技艺独特，堪称一绝。

4. 苏作家具有什么特点

苏作家具最大的特点：轻巧别致，这与京作广作相异其趣。苏州的木材来源，怎么比也比不过北京皇家的富足，当然也比不过广州的进口便利。所以苏作匠人都是巧妇，对于木材的使用，到了挖空心思的份上。有些苏作的古家具，不少也有用本地产的榉木、柞木、檀木做镶料的。可谓用心良苦实出无奈。（更多详情关注好连天红木家具公司）

5. 家具历史

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文化传统最悠久的国家之一，在其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创造出了灿烂辉煌的民族文化。其中家具文化作为这个艺术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通过祖先们的劳动创造，逐步形成了一段段各具风格特色的独特形式。对历代家具的研究，会使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当时的生产发展、生活习俗、思想感情以及审美情趣等。中国家具的艺术成就，对东西方都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在世界家具体系中，它占有重要的地位。
家具一词，它们词意包括很广，但通常一般指由木匠所制造的“桌椅板凳”之类。古人是席地而坐，室内以床为主，地面铺席；再后来出现屏、几、案等家具，床既是卧具也是坐具，在此基础上又延生出榻等。到商、周、秦、汉、魏各时期，没有太多变化，有凳、桌出现，但不是主流；直到汉代，胡床进入中原地带，到南北朝时期，高型坐具陆续出现，垂足而坐开始流行。憩居形式到了唐代仍然是两种形式并行，高的桌、椅、凳等已被不少人所使用，但席地而坐仍然是很多人的日常习惯。
真正开始垂足高坐从宋代，各种配合高坐的家具也应运而生。元、明、清各代，对家具的生产、设计要求精益求精，尤其是明清两代，成为传统家具的全盛时期。
中国历代家具的特质，在于它不仅仅通过各历史时期的演变，完善其服务于人类的使用价值，同时还凝集出在其特定环境里形成的不同的艺术风格。在现存的位数众多的明清家具中，比较集中的体现出精湛的工艺价值、极高的艺术欣赏价值和沉重的历史文化价值。这就使家具成为中华民族值得骄傲并珍视的文化遗产之一。
宋代以前的生活方式起居习惯都与后来差别很大，所以我们今天几乎无法见到宋以前的家具实物。宋以后的千年当中，人们习惯于垂足高坐，并产生大量既美观又实用的家具，明清家具是家具的黄金时代，可以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明及清代前期家具制造业空前繁荣，大致上可归于两个原因，一是城市乡镇的商品经济普遍发达起来，社会时尚的追求也从另一个侧面刺激了家具的供需数量；另一个原因可能与海运的开放有关，硬质木材大量涌入，使工匠们有发挥的空间，竟相制造出在坚固程度和美观实用等方面都超越了前代的家具。
人类脱离洞穴生活后，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部落纷争、城邦混战的徘徊时期。中国在商代进入青铜文明时期，从现有的出土文物中可以看到当时高超的铸造技术和不凡的审美趣味。在先民的日常生活当中，祭祀活动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把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寄托于上天的佑护。礼器成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器物，其中也有一部分器物可视为早期的家具，起到置物、储存等作用。比如“俎”，就是一种专门用来屠宰牲畜的案子，并把宰杀完的祭品放在上面；再如“禁”，是商周时期放酒器的台子，造型浑厚，纹饰多为恐怖的饕餮纹。
此外，商代已出现了比较成熟的髹漆技术，并被运用到床、案类家具的装饰上。从出土的一些漆器残片上，可以看到丰富的纹饰，在红地黑花之外，还镶嵌象牙、松石等，其技术达到了很高水平。
春秋时期，奴隶社会走向崩溃，整个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到战国时期生产力水平大有提高，人们的生存环境也相应地得到改善，与前代相比，家具的制造水平有很大提高。尤其在木材加工方面，出现了象鲁班这样的技术高超的工匠，不仅促进了家具的发展，而且在木构建筑上也发挥了他们的才能。由于冶金技术的进步，炼铁技术的改进给木材加工带来了突飞猛进的变革，出现了丰富的加工器械和工具，如铁制的锯、斧、钻、凿、铲、刨等等，为家具的制造带来了便利条件。相传锯子就是由鲁班发明的，工艺的改进也促进了家具的改进。
当时主要的家具品种是几、案等。其中木制品大部分都以漆髹饰，一则为了美观，显示家具主人的身份和地位，二则是对木材起保护作用。当时人们的生活习惯是坐、跪于地上，所以几、案都比较低。
床的出现，使人类的生活水平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木材埋于地下，受潮受压，容易腐败；使用过程中也容易受到水、火的损害，所以我们很难见到那时的实物。在河南信阳出土的彩绘大床，是极其难得的物证，可以看出楚国的家具制造情况，亦可依此推断它的前身。早在商周时期就有使用屏风的记载，它起到分割空间、美化环境的作用，春秋、战国时期，其制作和髹饰都已相当精美。
秦始皇统一天下，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使政治、经济、文化都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规模庞大的阿房宫是秦始皇大兴土木的一个标志性建筑，当时的辉煌都随着战火和天灾付之一炬，豪华的陈设和恢宏的殿堂都无处找寻了，我们只能借助于史料记载和文学作品来想象当时的境况。
汉代仍然是席地而坐，室内生活以床、榻为中心，床的功能不仅供睡眠，用餐、交谈等活动也都在床上进行，大量的汉代画像砖、画像石都体现了这样的场景。床与榻略有不同，床高于榻，比榻宽些。设置于床上的帐幔也有重要作用，夏日避蚊虫、冬日御风寒，同时起到美化的作用，也是显示身份、财富的标志。
几在汉代是等级制度的象征，皇帝用玉几，公侯用木几或竹几，几置于床前，在生活、起居中起着重要作用。案的作用相当大，上至天子，下至百姓，都用案作为饮食用桌，也用来放置竹简、伏案写作。
随着对西域各国的频繁交流，打破了各国间相对隔绝的状态。胡床就在此时传入我国，这是一种形如马扎的坐具，以后被发展成可折叠马扎、交椅等，更为重要的是为后来人们的“垂足而坐”奠定了基础。
从魏晋六朝至宋元时期，前后千年有余。中国社会此期间出现过激烈变动，魏晋南北朝连年战乱，李唐王朝太平盛事，宋代市井生活日益繁荣，元帝国疆域辽阔，史无前例。这些剧烈的变动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变化，元朝时意大利旅行家马克·波罗对雄伟壮丽的东方帝国赞颂有加，东方文明的光芒与欧洲中世纪的黑暗形成鲜明对比。这一时期，中国人的生活以及中国人在生活中所使用的家具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席地而坐”是魏晋以前中国人固有的习惯，从东汉时期开始，随着东西各民族的交流，新的生活方式传入中国，“垂足而坐”的形式更方便、更舒适，为中国人所接受，这种坐姿的传入与佛教的传入有直接关系，尤其到魏晋南北朝以后，一个更加丰富多彩的世俗生活形态开始了。
尽管汉末至六朝这一段时间政治混乱、战争频仍，但其间的精神生活却很自由很开放，艺术创造充满热情。在战乱中疲于奔命的人们对佛教所描绘的来世充满幻想，而超脱凡俗的高士放浪形骸，隐居山野，陶渊明、竹林七贤，就出现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佛教的日益盛兴，促进了大规模地建设庙宇、石窟，其中的陈设、用具也都受到外来影响，出现了墩、椅、凳等高型家具。
遗憾的是我们无法见到当时家具的实物，参考资料只能借助于同时期的壁画、石刻、文字记载或其他工艺品的仿制品。从唐代的绘画中可以看到椅、凳、双人胡床、墩等家具，但这些家具仅限于上层社会或者僧侣所使用。这与承袭前代席地而坐的习惯有关，或许是当时的人们把床、榻都理解为高的地面。在装饰方面，浮雕配件或绘画图案，都与佛教有很大关系。
隋朝只维持了37年，在家具方面没有什么特殊的东西，也看不出有什么变化。真正的繁荣时期是在唐代。唐代初期就出现了蓬勃进取的精神风貌，长时间的战乱和流离失所在江山统一后，人们的生活热情得以爆发。“贞观之治”带来了社会的稳定和文化上的空前繁荣。唐代的家具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显现出它的浑厚、丰满、宽大、稳重之特点，体重和气势都比较博大，但在工艺技术和品种上都缺少变化。豪门贵族们所使用的家具比较丰富，尤其在装饰上更加华丽，唐画中多有写实体现。这一时期的家具出现复杂的雕花，并以大漆彩绘，画以花卉图案。
从唐代敦煌壁画上除了可以看到鼓墩、莲花座、藤编墩等，还可以见到形制较为简单的板足案、曲足案、翘头案等。文人士大夫们多追求素雅洁净，所以这一时期的立屏、围屏多素面无饰。床榻类无多变化，因袭上代形制，以箱式床、架屏床、平台床、独立榻为主。
晚唐至五代，士大夫和名门望族们以追求豪华奢侈的生活为时尚，许多重大宴请社交活动都由绘画高手加以记录，这给我们研究、考察当时人们的生活环境提供了极为可靠的形象资料。五代画家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就是个很好的例子，画面向我们清晰地展示了五代时期家具的使用状况，其中有直背靠背椅、条案、屏风、床、榻、墩等等。完整简洁的形式也向我们预示了明式家具前期形态，为中国历史家具的最完美阶段打下了基础。
从10世纪中晚期开始，宋王朝展开了它经济发展、城市繁荣的画卷。
宋时高座家具已相当普遍，高案、高桌、高几也相应出现，垂足而坐已成为固定的姿势，中国历史上的起居生活变革由坐姿而定。城镇世俗生活的繁荣使高档宅院、园林大量兴建，打造家具以布置房间成为必然，这给家具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宋代以及稍后的辽、金历时300余年，家具发展经历了一个高潮时期，高档家具系统已建立并完善起来，家具品种愈加丰富，式样愈加美观。比如桌类就可分为方桌、条桌、琴桌、饭桌、酒桌以及折叠桌，按用途愈分愈细。宋代的椅子已经相当完善，后腿直接升上，搭脑出头收拢，整块的靠背板支撑人体向后依靠的力量。圈椅形制完善，有圆靠背，以适应人体曲线。胡床改进后形成交椅。几类发展出高几、矮几、固定几、直腿几、卷曲腿几等各种形式。宋代家具在总体风格上呈现出挺拔、秀丽的特点，装饰上承袭五代风格，趋于朴素、雅致，不作大面积的雕镂装饰，只取局部点缀以求其画龙点睛的效果。
相对而言，元代立国时间也比较短，统治者采用的政策是汉制，所以，不仅在政治、经济体制上沿袭宋、辽、金各代，家具方面亦禀承宋制，工艺技术和造型设计上都没有大的改变。但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抽屉桌，抽屉作为储物之匣方便开取，是一大发明，它更大程度地加大了家具的使用效果。而这一新事物的出现也许更多地归功于民族交流和文化交融。
从魏晋六朝至宋辽金元这千余年间，中国王朝不断更替，其中发生过两次较大规模的民族融合，社会取向一直沿着封建儒家的统治路线运行。当西方正在黑暗的中世纪苦苦摸索，力图走向新的启蒙之时，中国的封建王朝又在不断更替，元代也即将结素，随之而来的将是一个更世俗，更多样化的新时代。

6. 苏式家具的主要特征

苏作”家具俗称“苏式”家具。苏州地区是我国明式家具的主要发源地，故苏式家具是明式家具的典型代表。其有以下特征： 苏式家具的主要用料是黄花梨、紫檀木、铁力木、鸡翅木、瘿木等优质硬木。由于这些木材有质地坚硬、色泽自然、纹理优美等特长，工匠们为了充分展示这些天然的木色，一改宋元重漆善描的工艺，采用不上油漆，打磨上蜡的工艺，将木质的天然美表现到最佳程度。这是苏式家具最明显的特点之一。最上品的苏式家具所用的木材是黄花梨，所以我们今天见到明式黄花梨家具，就可断言它必定是苏式，也就是说产于苏南地区。 由于地理条件决定，苏南地区的硬质木材来源在明代时与广州、北京相比，远不及它们充实，主要是靠海上通道运来，这些材料来之不易，因此苏派工匠们在家具制作上，用材精打细算。中国古代绘画书法中有“惜墨如金”之说，苏式家具也可以说做到了“惜木如金”的境界。苏式家具既要造型优美，又要省料的作法，从而使家具产生了俊秀的风格，这是在客观条件下主观追求的结果。历史上那些苏式工匠简直就象魔术师般精心地落用木料，巧妙套用，甚至连很小的木片都派上了用场，不论是大件器具或是小件器具，无不精心琢磨，保持美观，使之天衣无缝，其近乎鬼斧神工的工艺技巧，令人叹为观止。
明代时，苏式家具制成后，主要靠运河北上，运至北京通县，上贡到朝廷皇宫或让达官显贵、财主商贾购置。再后来，工匠们也可以随路出买家具，沿运河一带散落了不少明式的黄花梨家具。事隔数百年后的今天，当世界性刮起收藏黄花梨家具旋风时，许多古家具贩子就是沿着当年的这条运输线，从民间寻觅黄花梨家具。在明代，北上的家具主要靠水运，大运河属漕运，漕运就是宫运，运价奇高，所以当一件黄花梨家具运到北京时，行情就很高，特别是有题款的木器，据说一对面条柜，差不多要白银千两，当时一座很像样的四合院，也只不过这个价钱。
苏式家具经明朝的辉煌之后，到了清早期还在国内家具领域内占据“龙头老大”的地位。到了雍正、乾隆两朝，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社会风气和清统治者心理的变化，家具的造型和装饰急速向富丽、繁缛与华而不实的方向转变。在这种情况之下，苏式家具逐渐失去一统天下的主导地位，被后来居上的广式家具所超越，客观上黄花梨材料也已用竭，苏式家具改用红木。随着苏式家具的滑坡，能进入宫廷与宦官之家的木器越来越少，不得不转向普通家具市场。
在苏式家具从官向民的转化过程中，为了能更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不得不吸取广式家具的工艺，于是便形成了清代苏式家具的面孔，人们习惯上称为“广式苏作”。这种广式苏作的家具，参照广式家具的品种与式样，但仍按照苏式制作工艺生产;或者在继续沿袭传统做法的基础上，在装饰手法和花纹图案上不同程度地仿效广式和京式，并明显带有外来文化的倾向。由干苏式家具的丰富而历史悠久的文化内涵，尽管它失去了上层社会的青睐，但它依旧保持了典雅而秀俊的风格，博得一般人家，尤其是文人的厚爱，在向纯商品迈进的过程中，取得了市场。并闯出了一条为不同阶层所享用的高度商品化的古典家具，从而使苏式家具普及起来，民间一直有着丰富的存世量。
总的来看，苏式家具的最大特点是造型上的轻与小和装饰上的简与秀，不如广式家具浑厚凝重，满身雕饰。苏式家具的装饰常用小面积的浮雕、线刻、嵌木、嵌石等手法，题材多取自历代名人画稿，以松、竹、梅、山石、花鸟、山水、风景以及各种神话传说为主，其次是传统纹饰如海水云龙、海水江崖、二龙戏珠、龙风呈祥等。折枝花卉亦普遍喜用，大多借其谐音，寓意吉祥，局部装饰花纹多以缠枝莲和缠枝牡丹为主，也有的采用草龙、方花纹、灵芝纹等图案。 所谓“明圆清方”，不论是部件断面，局部图案，还是整体造型，都呈圆浑柔润状态。给人一种自然的美感。

7. 红木家具三大流派主要特征

中国传统家具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明清两代，中国封建社会制度发展达到了顶峰，政治、经济、文化都进入前所未有的繁荣，家具制作也进入全盛时期。

广作家具是清代中后期及民国时期家具领域的领头羊。广作家具用材不吝啬，造型厚重；用料清一色，互不掺用，讲究“一木一器”；制作过程中并不多使用漆料，让木料的天然纹理充分显露；在结构、造型和装饰上，借鉴西方建筑。

8. 为什么明代苏作柏木家具普遍较矮

明代风格原因。明代苏作家具的风格，格调大方、简练，造型优美，线条流畅，比例适度，并且精于选材。根据查询相关资料可知，明代苏作柏木家具普遍较矮的原因主要受当时风格影响。明代苏作家具不在乎奢华外放，似乎更像个大家闺秀，精致小巧，非常清雅大方。

9. 苏式家具有什么特点和风格

它的抄特点：格调大方，线条流袭畅，精于造材；风格：多取自历代名人画稿，以松、竹、梅、山石、花鸟、山水、风景以及各种神话传说为主，其次是传统纹饰如海水云龙、海水江
崖、二龙戏珠、龙风呈祥，参考：好连天红木家具。

10. 苏作的苏作手工艺术品

苏作雕工玉器，代表着南方工艺，又称南方作。北宋时，朝廷在苏州设立造作局，其中役使的工匠就有许多玉工。明清的琢玉工艺在发展过程中，因为地域、经济条件、风俗、文化等的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包括京作、苏作、扬派工、西番作等。当时苏作工艺品的影响力较大，这是因为明清之际，苏州地区的丝绸业、盐业非常发达，苏作玉工偏好从当世流行的制绣像小说的插图、版画寻找纹样，雕琢玉牌。制式一般上端浮雕方折的夔纹，一面浮雕人物，一面阳刻诗文，玉质白若凝脂，刻工精细不乱，融世俗意趣与文人书卷气与一体。明清时，苏州的玉雕达到顶峰，尤其是明中叶以后，苏州号称“江南首都”，不但生活奢华，而且引领时尚潮流，玉器等高档消费品市场极度振兴，与扬州同为全国最重要的两个琢玉地。“良玉虽集京师，工巧则推苏郡”就是其真实的写照，陆子冈等代表人物更是名震京师，誉满四方，被人们誉为“鬼斧神工”。
至清乾隆，苏州琢玉作坊已达八百三十多户，在阊门内的专诸巷、天库前、周王庙弄，宝林寺前，向南诸如王枢密巷、石塔头、回龙阁，梵门桥弄，学士街直到剪金桥巷，到处可闻一片“沙沙”的琢玉声。而阊门吊桥两侧的玉市更是担摊鳞次，铺肆栉比。乾隆帝曾赞曰：“相质制器施琢剖，专诸巷益出妙手”。当时琢玉行会就设在周王庙，每年阴历九月十三至十六，全城大小近千家玉器作坊都要拿自己最精心的杰作作为祭祀的供品去陈列。届时，同业相互观摩，各路客商云集，市民争相观摩，热闹异常。这种现象，在全国玉雕行业内可能仅此一例。
在玉雕技艺方面，苏州善雕琢中小件，以“小、巧、灵、精”出彩。“巧”是构思奇巧，特别是巧色巧雕尤其令人叫绝;“灵”是灵气，作者有灵气，作品有灵魂;“精”是一刀一琢皆精致细到。由于近现代以来玉雕工具的不断改进，更为玉雕的精工细作创造了有史以来无可比拟的条件，因此“无论圆雕、平雕，都优美别致，图案线条刚柔结合，婉转流畅，毫不拖泥带水，不留碾琢痕迹，给人以方寸之间天地阔之感”。特别是苏州的薄胎器皿件，充分运用圆雕、浮雕(浅浮雕、深浮雕)、镂空雕、阴阳细刻、取链活环、打钻掏膛技术、制口琢磨技术等不同的雕刻工艺，使其更加华美而精巧，成为“苏作”细作工艺的杰出代表而独树一帜。
苏州玉雕的兴衰起落一直受着时代牵引。在皇家御用时代发展到顶峰的苏作工，从民国时期开始逐渐衰退。印证了那句“盛世藏玉，乱世藏金”的名谚，在风雨飘摇的年代，精美而脆弱的玉器不是最合时宜的收藏品，解放后一直到改革开放前，玉器只有两个身份：一个是“四旧”，一个是对外贸易中的工艺品。但是历史常常峰回路转，苏州玉雕在沉寂了一个多世纪之后而再度崛起，以其选材精良、构思奇巧、造型隽秀、琢磨工细、寓意丰富的地域特色为全国收藏界所公认。特别是上世纪末以来，全国各路玉雕高手纷纷落户苏州，使苏州玉雕从业人员迅速扩大至二万余人，南北技艺交融，精品佳作迭出，将苏作玉雕再次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峰。 苏作家具(亦称“苏式家具”)是指以苏州、无锡、常熟等江南为中心的地区制作的红木家具，其造型简约清秀，线条优美，尺寸合理，在设计上吸收了宋代家具风格。用料上以黄花梨、紫檀、铁力木、鸡翅木等木材为主。苏作家具的线条流畅，比例适度，稳妥大方，不管是放置在江南园林的亭台楼阁还是普通居民家中，都显得非常协调，装饰部分体现了简朴无华的特点，往往点到为止，有大写意风格，就像文人学子寒素中暗藏着一股孤傲之气。
苏作家具历史悠久，文化传统丰厚，在家具的造型、装饰、工艺等诸方面都有与众不同的独到之处。
苏作家具工艺精良，主要装饰手法有雕刻、镶嵌、髹漆装饰等。苏作家具雕刻重神似，刀法圆润，细腻生动。最常用浅浮雕和透雕两种技法，雕刻口诀“雕刻要气韵，层次要分明，光滑要和顺，棱角要出清”就充分说明了苏作家具的雕刻不仅要求圆润流畅，棱角分明，达到形似，而且还要神似，讲求气韵生动。
由于地理条件决定，苏南地区的硬质木材来源在明代时与广州、北京相比，远不及它们充实，主要是靠海上通道运来，这些材料来之不易，因此苏州工匠们在家具制作上，用材精打细算，苏作家具可以说做到了“惜木如金”的境界。在木材不足的情况下，匠师们开动脑筋，创造出许多工艺手段。如包镶工艺，就是以杂木为骨架，在上面粘贴硬木薄板，粘贴技术非常高超，边缘棱角不露破绽。“掉五门”此是苏作匠师们对家具制作精细的赞美行话。比如椅子或凳，在作完之后，将同样的几只于地面上顺序移动，其脚印的大小、腿与腿之间的间距，不差分毫。这种尺寸大小相同、只只脚印相合的情形，称为“掉五门”。在非机械化生产的情况下确实难能可贵。
苏作家具既要造型优美，又要省料的作法从而使家具产生了俊秀的风格。历史上那些苏式工匠简直就象魔术师般精心地落用木料，巧妙套用，甚至连很小的木片都派上了用场，不论是大件器具或是小件器具，无不精心琢磨，保持美观，使之天衣无缝，其近乎鬼斧神工的工艺技巧令人叹为观止。江南的小桥流水等人文风光，造成了文化艺术上的清雅、委婉之风，也必然反映在家具审美和家具风格上。因此，苏作家具由于木材资源比较缺乏的因素和历史文化的因素，形成了家具造型上的轻巧、俊秀的特征。比如，同是太师椅，广作则体大、雄伟、满身雕饰；而苏作则轻简、素雅。
苏作家具的装饰设计是苏作家具的亮点之一。合理的装饰，成为苏作家具中独特的点睛之笔，精工制作更是苏作家具中不可缺少的。且装饰题材非常广泛，动物方面喜用草龙，植物方面有灵芝、缠枝莲、竹节梗、芝麻梗等，其他纹样也有与众不同的方汉纹、博古纹等，也有通用的绳纹、拱壁、如意、鱼草、什锦等。 苏州自古以来是吴文化的摇篮，传统民间工艺之乡，“苏作”工艺因其品类齐全、技艺精湛、人才辈出而蜚声中外。高新区东渚镇，是苏州民间工艺最为集中地的地区之一，传统民间工艺的从业人员达到1.5万人，其代表性的缂丝、苏绣、红木雕刻等等工艺均被列入国家级或省级“非遗”代表作名录。
苏作刺绣亦称“苏绣”。明清时期，江南成为皇家纺织品最重要的生产基地。苏州织造作为江南三织造之一，与清代宫廷有着密切的联系。苏州织造在清代皇宫之中具有重要地位，在故宫典藏的十八万件织绣藏品中，苏州织造占了一半，近十万件。更鲜为人知的是，原本都以为出自江宁织造的妆花缎，在苏州也有这项工艺。
从曹雪芹的《红楼梦》中，后人一窥江宁织造的繁华胜景，同时也联结着苏州织造的辉煌历史。江南三织造共同肩负着皇帝交付的使命，同时又有着各自不同的分工，在《百家讲坛》中曾讲过，苏州织造和江宁织造一样做皇帝朝廷用的丝绸服装，江宁织造专门做皇帝用的“上用”丝绸，苏州织造主要是给皇帝做赏赐用的“官用”丝绸。“苏州织造的功能实际上是非常全面的，皇帝的很多事情都是通过内务府、通过织造府在地方上着手处理。它不光是身肩织造这一项功能，苏州织造与江宁织造、杭州织造不同的一个方面是，更多零星的、特殊的任务都会交给苏州织造府来做。原来是把江宁织造抬得比较高，从档案研究发现，苏州织造跟宫廷的关系可能更密切一些，尤其是像织造类似《彩织极乐世界图》一类计划之外的事情都是交给苏州织造来做。苏州织造府的功能更加强大，包括玉器的工艺、奇珍异宝的采办都是交由苏州织造来做的，它的本分工作是织造，但除了完成这些分内的事情之外，它会不断有一些创新的东西出来。它其实涉及了与清代宫廷内方方面面的事项，苏州织造跟宫廷的联系太多了。”

苏州织造在清代宫廷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从遗留下来的丰富藏品也可见一斑。尽管还没有人精细统计过故宫到底有多少苏州织造的物品，但据专家粗略估计，故宫的十几万件织绣藏品中，苏作织造绣制的物品占到一半，包括了成品与布料，将近十万件。丰富、精美的藏品彰显出极其高超的刺绣工艺。在这些内涵深厚的藏品中，苏州织造工艺中不仅有苏绣、宋锦等，妆花缎的织造苏州也有。“按照江南织造的分工，妆花缎应该是江宁织造做的，按照传统工艺的特点也属于江宁织造的工艺，但从藏品中发现，苏州织造也有这项工艺。”一张残缺的文字也提供了有力的证明，“苏州织造上用新样八丝地绒圈白牙五爪正而龙重石青龙襕缎壹疋用工料银贰拾贰两肆分叁厘陆”，这个“龙襕缎”就是妆花缎。
苏州织造工艺闻名于世，故宫博物院保存了最巅峰的宋锦工艺藏品《彩织极乐世界图》，曾由苏州宋锦织造技艺国家级传承人钱小萍成功复制，这幅代表着我国宋锦最高水平的佛教图卷，画作原稿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本是乾隆为母亲庆寿着宫廷画师丁观鹏而作，在研究中发现，这幅《彩织极乐世界图》应该是绣制于乾隆四十五年前后，“在这幅彩织作品的题赞上有一个落款，注明‘乾隆四十七年’。”
苏州东渚工艺美术协会副会长马海英表示，海峡两岸文承一脉，习俗相同，有着极其相似的文化审美观点，借助诚品这一文化平台，有机会让苏作工艺走进台湾，加深两岸文化交流学习，汲取艺术创作思想和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