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梦家家具

1. 徐志摩与浙江的关系

鱼米之乡的海宁地杰人灵，历代名人荟萃，诗人徐志摩便是其中很著名的一位。
徐志摩在浙江海宁的故居有两处，一为老宅，一为新居。老宅在保宁坊，即现在的西南河街；新居在闹市干河街。20年代，海宁街道排列恰似“非”字形，保宁坊在“非”字“右竖”的中上端；干河街则在“右上横”的中端。
老宅前临当年商业区，后靠蜿蜒的沙泗浜，有石埠可泊船。老宅共四进，一进是墙门间，停放轿舆。进墙门右侧的厢房是读书楼，藏书颇多，也是家塾所在，徐志摩在这里接受了启蒙教育。二进是正厅，厅前有一个较大的石板前天井。三进为徐志摩大伯徐蓉初一家住所。四进临近沙泗浜，徐志摩于1897年1月15日诞生在这一进的楼上。

这座老宅迄今已200多年，其间曾经战火。后来，墙门上包了铁皮，钉上密钉，这对墙门现今还在。1910年春，沈钧儒先生介绍徐志摩考入浙江最负名望的府中。至此，徐志摩在这座老宅里生活了整整14年。

新居建于1925年至1926年间，是一套红砖与灰砖相间的西式楼房，外形近似上海石库门，正楼共两层，楼后有露台，登台可眺望东西两山。徐志摩喜欢登台观景吟诗，《望月》等诗就是在这里孕育诞生的。楼上正房是徐志摩父母的卧室，东侧是他与陆小曼的卧室。徐志摩前妻张幼仪在离婚后，被徐志摩父亲认作寄女，仍住在徐家，并辅助徐家掌管钱财。张幼仪的卧室就安排在西楼。

这是海宁第一座洋房，有些建材来自德国，室内有电灯、浴室、冷热水管，但没有卫生间，仍沿用马桶。房子是西式的，家具仍是中式的。以客厅为例，有红木长台、红木八仙桌、红木太师椅、红木高脚茶凳等。长台上除座钟、瓷瓶外，中间还放着香炉、蜡钎。徐志摩房内全部为西式家具，家具漆成粉红色，床是铜床，墙上有梁启超题词。据老辈回忆，徐志摩曾手题一匾“恨卿来迟”，是送给陆小曼的新婚礼物。

徐志摩处于新旧交替时代，其家庭也体现了这样的变迁。老宅反映了一个封建聚族而居的大家庭特色，新居则有点“资产阶级化”了。张幼仪离婚不离家又体现了徐家特殊的人伦关系。所以，新、老两宅的保留与修复都有其各自的价值。

1926年，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后，按照徐父的旨意，婚后必须南下与双亲共同生活。不久，徐志摩夫妇就住进了这座新宅。有人说，一旦“红袖添香”就做不出文章了，徐志摩偏说不信。但事实证明，徐志摩婚后诗文“产量滑坡”。

徐志摩一度有过隐居海宁的想法。菊花、黄酒、河蟹足以逍遥；艳妻、棋琴、诗文也足慰平生。每日翻译三四千字，也聊可度日，过一种“草青人远、一流清涧”的超然生活。但不久，孙传芳部队扰乱海宁，家家闭户，一宿三惊，徐志摩夫妇为避兵乱，被迫移居上海。从此，他们很少回到新宅居住。

新中国成立后，徐志摩故居的老宅为众姓所居，新宅也移作他用。改革开放后，海宁市政府将新宅的房产发还给在美国的徐志摩之子徐

2. 写一片篇观察博物馆的周记200字左右

今天，我们小记者们在沈宏叔叔的带领下来到了“小记者寻访湖州历史文化回踪迹”第二站之走进博物馆。
在答博物馆里我们看见了《吴兴赋》、《刀木人生》、《铜镜的故事》和《赵家族的纪念馆》。这四个展馆，我最喜欢《赵家族的纪念馆》。
《赵家族的纪念馆》展馆里主要讲了赵家族的家族历史和他们贡献的明清古典家具。赵家族里有赵景德、赵罗蕤和赵紫宸、赵景心，赵紫宸的丈夫是陈梦家。赵景心送给湖州23件明清古典家具与2000年入藏的26件明式家具一起展出。本次展出的大多是黄花梨、紫檀、酸枣枝木材制成的工艺品为主。其中我最喜欢黄花梨木材制成的椅子---太师椅，椅子的底面是有台湾席做成的，做工十分精细，台湾席编的十分密集。它的靠背成耳型，背后开了一个洞，象征着风水好，年年有余。
这次，我来到博物馆了解了许多知识，增加了我的见识。第三站“小记者寻访湖州历史文化踪迹”我一定会去的，相信一定会十分有趣！

3. 明式家具为何让世界疯狂

你可知道明式家具是如何被西方主流社会精英所认同和喜爱的？到底这些家具有什麼样的魅力，能穿透时空，横越东西，教二十世纪末的西方世界为之着迷？

十七世纪晚期-十八世纪早期黄花梨门围子架子床

继英文版之后，《中国古典家具博物馆精品图录》的中文版亦将于1996年夏季出版。此书并由王世襄教授亲笔题为《明式家具萃珍》。王教授在序言中畅所欲言，比英文版前言更进一步地纵论，此批藏品的各个层面。文中并指出“这一批珍贵家具已称得上世罕其匹。我相信今后即使有人舍得花费更多的资财和时间，也难再建成这样一个收藏”。

4. 上海博物馆以什么为特色

上海博物馆以其收藏的大量精美的艺术文物而享誉国内外。其中，又尤以青铜器、陶瓷器和历代书画为特色。上博的青铜器主要是晚清以来江南几位收藏大家的一批流传有绪的名品，如著名的大克鼎等。馆藏的保卣、召卣，也都是著称于史学界和金文学界的重器。上博陶瓷器的收藏集中了江南的大部分精品，史前时代的良渚文化细刻陶器，为稀见之品。原始青瓷的收藏，也是馆藏的特点。唐宋各代表性窑口的产品也都有收藏体系。至于景德镇的彩瓷的收藏，更有独到之处。上博历代书画的地收藏，素有江南半壁江山之说。书法中，王献之的《鸭头丸贴》、唐高闲的《千字文卷》、怀素的《苦笋贴》等，皆为一代的杰作。绘画中，唐孙位的《高逸图》、五代董源的《夏山图卷》、宋梁楷的《八高僧故事图卷》等都是稀世之珍。至于明清两代画家作品的收藏，更为当代之冠。其它各文物门类的收藏，也成蔚为大观。如钱币、古玉、玺印、雕刻等，都有一定的规模，且名品众多，自成体系。家具的收藏更是集王世襄、陈梦家两大家之精华于一身，世上实无人能出其右。
上海博物馆（新馆）位于上海市的中心——人民广场的南侧。上海博物馆是1952年在当时的市长陈毅同志的支持下，合并了原有的几个博物馆而成立的。最先的馆址在河南南路16号（原中汇银行大厦内）。1995年底，新馆正式建成。上海博物馆是与北京、南京、西安齐名的中国四大博物馆之一。
该馆珍藏历史艺术文物 11.2 万余件，包括青铜器、书法、绘画、 陶瓷器、玉器、石雕、 甲骨刻辞、玺印、钱币、丝绣染织、牙骨雕刻、少数民族工艺品以及上海地区的考古发掘品等，上自旧石器时代，下迄近代和现代。全部收藏以青铜器、陶瓷器和书画最具特色。在青铜礼乐器中，重要的藏品有西周成王时代的德方鼎，康王时代的大盂鼎，孝王时代的大克鼎、小克鼎，懿王时代的师虎簋、师兑簋，宣王时代的颂鼎；春秋时代的有浑源李峪村青铜器群的主要器物牺尊和鸟兽龙纹壶、 齐侯壶、 邾公华钟，田齐三量和商鞅方升等。磁器有商原始青瓷尊、唐邢窑盈字盒、唐越窑海棠式大碗、成组的宋汝窑盘、南宋官窑贯耳瓶、元景德镇窑青花莲花罐、明永乐景德镇窑红釉盘、明成化景德镇窑青花孔雀蓝釉盘等等。
在1万余件的书画中，早期的有晋王献之鸭头丸帖卷、唐怀素苦荀帖卷、唐高闲千字文卷、唐孙位高逸图卷及五代董源夏山图卷等。宋代有赵佶柳鸦芦雁图卷及千字文卷、苏轼与谢民师论文卷、黄庭坚华严疏卷、米芾多景楼诗册、郭熙幽谷图轴、马远雪屐观梅轴、李迪花鸟轴等。元代有王蒙青卞隐居图轴、吴镇渔父图卷、赵孟頫洞庭东山图轴、倪瓒渔庄秋霁图轴和六君子图轴等。至于明清书画家的作品，既精湛且富有系统、代表性画家的卷轴，都在数十件以上，是江南书画汇集的所在，也是馆藏的重要特色。钱币的收藏，最有规模。明清流派篆刻印章的收藏，居全国博物馆首位。在考古发掘品中，以大宗的良渚文化玉礼器最具特色。

5. 陈梦家的癖好

陈梦家在中央大学学的是法律，最后得了一张律师执照。但是他没有当过一天律师，而是从岁便开始写诗，1931年出版了第一册诗《梦家诗集》，并立即出了名。那时他还不到20岁。
1944年秋，他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和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金岳霖介绍，到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古文字学。选读他这门课的美国学生寥寥无几，只四五人，但正像他初到纽约答一家小报的记者问时说的，他到美国来主要是要编一部全美所藏中国铜器图录。在美国3年中，他就是为了这个目标而努力奋斗。从第二年开始他遍访美国藏有青铜器的人家、博物馆、古董商，然后回到芝加哥大学的办公室整理所收集到的资料，打出清样。多数私人收藏家都是富贵之家。否则谁买得起一件、两件，乃至数件精美绝伦、价值昂贵的中国青铜器呢？梦家是无所顾忌的，只要是有器之家，他是必然要叩门的。他和所有藏家、古董商、博物馆几乎都有通信关系，并留有信件的存底。他胜利地完成了他尽全力想要完成的工作。
在美国的3年中，除编写庞大的流美铜器图录外，他还用英文撰写并发表了《中国铜器的艺术风格》、《周代的伟大》等文章，并和芝加哥艺术馆的凯莱合编了《白金汉所藏中国铜器图录》。
回到清华的第一年，他为学校购买了许多祖国文物，并成立了“文物陈列室”。1952年院系调整，他由清华转到科学院考古所工作。1956年他用《殷墟卜辞综述》的稿费在钱粮胡同买了一所房子。从此他一个人占有了一间很大的寝室兼书房，在里面摆下了两张画桌。这一大一小两画桌拼在一起成了他的书桌，上面堆满了各种需要不时翻阅的图籍、稿本、文具和一盏台灯。梦家勤奋治学有着很好的物质条件。他身体好，不知疲倦，每天能工作差不多十小时到十二小时。他肩上曾长过一个脂肪瘤，有几个拔掉了龋齿留下的空隙没有填补上。但是他终于把瘤子割除了，牙也修配好。在这两件事办完后，我笑对他说：“现在你是个完人了”。
陈梦家喜欢朋友，对朋友从不苛求。他爱戴老人，如徐森玉、容庚、于思泊、商承祚诸先生；也亲近青年，对他们无所不谈。他很喜欢去看望朋友，海阔天空地畅谈一切。他喜欢游山玩水，虽然这样的闲暇和机会不多。他在家里因忙于工作，没有什么体力劳动，但需要劳动的时候，他不怕脏，不怕累，而且兴高采烈。他不大喜欢活动量较小的、单独的休息方法，不喜欢种花，不喜欢照相（他有一个可以拍摄文物和书籍的照相机），不喜欢听音乐。但是他喜欢看戏（各种形式的），喜欢写这方面的评论文章和泛论文艺的小文，如发表在《人民日报》副刊的《论人情》等，据说这些文章很受读者欢迎。不过他新诗作得很少。他写过《甘地》一诗，写过几首咏景物的小诗，曾在《诗刊》上发表。他喜欢和郭小川、艾青等同志交朋友。 那就是用几乎他的全部收入购买明代家具。这些家具已如他所愿，全部归了国家。
他的兴趣很广，但是他的主攻方向仍毫无疑问是古史、古文字和古籍的研究。1964年，家里有了电视机。他几乎天天晚上看电视。看到晚上9点半、10点、10点半，我睡觉去了，他才开始工作。有时醒过来，午夜已过，还能从门缝里看到一条蛋黄色的灯光，还能听到滴答－－滴答－－他搁笔的声音。不知什么时候房间才完全黑了。但是他还是每天早起按时上班，傍晚按时下班。他在所里、家里各有一套比较完备的常用书，在两处都能有效地工作。在30年的时间里，他在占有详尽资料的前提下，写了许多文章，着了许多书，编了各种图录，还留下了一本完成、未发表的大约二百万字的遗稿和未整理完毕的其他资料。考古所的同志们常常想念他，并为了整理他的遗稿作了不少工作。梦家该可以瞑目了吧。

6. 上海博物馆有哪些值得一说的藏品

上海博物馆以其收藏的大量精美的艺术文物而享誉国内外。其中，又尤以青铜器、陶瓷器和历代书画为特色。上博的青铜器主要是晚清以来江南几位收藏大家的一批流传有绪的名品，如著名的大克鼎等。馆藏的保卣、召卣，也都是著称于史学界和金文学界的重器。上博陶瓷器的收藏集中了江南的大部分精品，史前时代的良渚文化细刻陶器，为稀见之品。原始青瓷的收藏，也是馆藏的特点。唐宋各代表性窑口的产品也都有收藏体系。至于景德镇的彩瓷的收藏，更有独到之处。上博历代书画的地收藏，素有江南半壁江山之说。书法中，王献之的《鸭头丸贴》、唐高闲的《千字文卷》、怀素的《苦笋贴》等，皆为一代的杰作。绘画中，唐孙位的《高逸图》、五代董源的《夏山图卷》、宋梁楷的《八高僧故事图卷》等都是稀世之珍。至于明清两代画家作品的收藏，更为当代之冠。其它各文物门类的收藏，也成蔚为大观。如钱币、古玉、玺印、雕刻等，都有一定的规模，且名品众多，自成体系。家具的收藏更是集王世襄、陈梦家两大家之精华于一身，世上实无人能出其右。
上海博物馆（新馆）位于上海市的中心——人民广场的南侧。上海博物馆是1952年在当时的市长陈毅同志的支持下，合并了原有的几个博物馆而成立的。最先的馆址在河南南路16号（原中汇银行大厦内）。1995年底，新馆正式建成。上海博物馆是与北京、南京、西安齐名的中国四大博物馆之一。
该馆珍藏历史艺术文物 11.2 万余件，包括青铜器、书法、绘画、 陶瓷器、玉器、石雕、 甲骨刻辞、玺印、钱币、丝绣染织、牙骨雕刻、少数民族工艺品以及上海地区的考古发掘品等，上自旧石器时代，下迄近代和现代。全部收藏以青铜器、陶瓷器和书画最具特色。在青铜礼乐器中，重要的藏品有西周成王时代的德方鼎，康王时代的大盂鼎，孝王时代的大克鼎、小克鼎，懿王时代的师虎簋、师兑簋，宣王时代的颂鼎；春秋时代的有浑源李峪村青铜器群的主要器物牺尊和鸟兽龙纹壶、 齐侯壶、 邾公华钟，田齐三量和商鞅方升等。磁器有商原始青瓷尊、唐邢窑盈字盒、唐越窑海棠式大碗、成组的宋汝窑盘、南宋官窑贯耳瓶、元景德镇窑青花莲花罐、明永乐景德镇窑红釉盘、明成化景德镇窑青花孔雀蓝釉盘等等。
在1万余件的书画中，早期的有晋王献之鸭头丸帖卷、唐怀素苦荀帖卷、唐高闲千字文卷、唐孙位高逸图卷及五代董源夏山图卷等。宋代有赵佶柳鸦芦雁图卷及千字文卷、苏轼与谢民师论文卷、黄庭坚华严疏卷、米芾多景楼诗册、郭熙幽谷图轴、马远雪屐观梅轴、李迪花鸟轴等。元代有王蒙青卞隐居图轴、吴镇渔父图卷、赵孟頫洞庭东山图轴、倪瓒渔庄秋霁图轴和六君子图轴等。至于明清书画家的作品，既精湛且富有系统、代表性画家的卷轴，都在数十件以上，是江南书画汇集的所在，也是馆藏的重要特色。钱币的收藏，最有规模。明清流派篆刻印章的收藏，居全国博物馆首位。在考古发掘品中，以大宗的良渚文化玉礼器最具特色。

7. 锦灰堆：王世襄自选集的媒体评论

王世襄简介
著有《中国画论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参考图片》、《髹饰物》、《竹刻艺术》、《明式家具珍赏》、《中国古代漆器》、《明式家具研究》、《北京鸽哨》、《中国美术全集?竹木牙角器》、《中国古代音乐书目》、《高山竹谱》、《故宫博物院藏雕漆》、《锦灰堆》等30余本著作。
2003年12月3日，荷兰王子约翰?佛利苏专程到北京为89岁高龄的王世襄先生颁发2003年“克劳斯亲王奖最高荣誉奖”，他获得此奖项的原因在于，他的创造性研究已经向世界证实：如果没有王世襄，一部分中国文化还会处在被埋没的状态。王世襄先生表示他获得的10万欧元奖金（约合百万元人民币）将全部捐赠给中国希望工程，用于建立一所“中荷友好小学”。
2003 年 12 月 3 日 ，荷兰王子约翰 ? 佛利苏专程到北京为 89 岁高龄的王世襄先生颁发 2003 年 “ 克劳斯亲王奖最高荣誉奖 ” ，他获得此奖项的原因在于，他的创造性研究已经向世界证实：如果没有王世襄，一部分中国文化还会处在被埋没的状态。
作为荷兰享有极高声望的文化奖项， “ 克劳斯亲王奖 ” 在世界文化领域具有重要影响。该奖项每年颁发一次，其中最高荣誉奖1人，荣誉奖10人。此前，我国的崔健、吴良镛曾获得 “ 克劳斯亲王荣誉奖 ” ，而 “ 克劳斯亲王最高荣誉奖 ” 是中国人第一次获得。
王世襄 先生将他获得的 10 万欧元奖金（约合百万元人民币）全部捐赠给了中国希望工程，用于建立一所 “ 中荷友好小学 ” 。
王世襄，号畅安，祖籍福建福州，1914年生于北京，是我国著名学者、文物鉴赏家。 王世襄 先生学识渊博，对文物研究与鉴定有精深的造诣，特别是对明式家具的研究，奠定了该学科的研究基础，把明式家具推向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著有《中国画论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参考图片》、《髹饰物》、《竹刻艺术》、《明式家具珍赏》、《中国古代漆器》、《明式家具研究》、《北京鸽哨》、《中国美术全集?竹木牙角器》、《中国古代音乐书目》、《高山竹谱》、《故宫博物院藏雕漆》、《锦灰堆》等 30 余本著作。理解艺术、探究艺术的门径 ---《锦灰堆》
王毅
王世襄先生的自选集《锦灰堆》第一、第二卷收录了他在80岁以前所写的大部分著述，共计105篇，这些文字在本选集中依所述内容分为：家具、漆器、竹刻、工艺、则例、书画、雕塑、乐舞、忆往、游艺、饮食、杂稿等一共十二类。第三卷则选收了作者历年所做诗词120首，由王世襄先生和夫人袁荃猷手书影印。作为上述文字内容的重要参照和说明，全书共附线图234幅、黑白照片424幅、彩色照片255幅。作者在全书扉页上写有此书名为《锦灰堆》的缘由：
元钱舜举作小横卷，画名“锦灰堆”（见《石渠宝笈初编》、《吴越所见书画录》），所图乃螯钤、虾尾、鸡翎、蚌壳、笋箨、莲房等物，皆食馀剥剩，无用当弃者。窃念历年拙作，琐屑芜杂，与之差似，因以《锦灰堆》名吾集。
这虽是深自谦冲之语，但作者之格调不凡，于一器一迹皆求其踪迹脉络的风格亦可由此窥见。
与以考古地层学为基础的现代考古学颇为不同，中国传统的“文玩学”与士人阶层的生活艺术具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它甚至就是当时文化阶层丰富深厚生活艺术的组成部分。这一传统从士人文化艺术昌明的晋代开始，经两宋的繁荣一直到明清乃至民国时期的一千余年间，其基本的格局和趣味都没有太大的改变。因此以往的中国文物（尤其是文房中的文物）一般被称为“古董”“骨董”“古玩”“文玩”等等，其为人们矜赏耽玩的，是一器一物之间所包含的丰厚广博的文化内蕴、以及中国士人特有的文化趣味和审美情调，这种审美精神又通过唐宋以来众多的文玩学著作（诸如《历代名画记》、《金石录》、《洞天清录》、《云烟过眼录》、《格古要论》、《遵生八牋》、《闲情偶寄》等等）的总结归纳、陶冶积淀，而格调愈加精饬深湛、富于书卷气，由此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由于优越的家庭文化传统和氛围，《锦灰堆》的作者自幼就有机会对各种门类的文物古玩乃至品类众多的饮食、游艺等相关的生活艺术浸淫揣摩，并且与许多前辈学者和各路的“玩家”多年切磋研求，为日后专门从事文物和古典艺术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这种背景和积累当然对于作者终生的研究工作和生活方式产生了决定的影响，所以在《锦灰堆》中，读者透过作者广博严谨的研究过程和对诸多器物的考证，随时可以感受到作为本书灵魂的那种艺术的“趣味”，即使在十分细微之处也莫不如此。比如作者记述了他与一位在波士顿美术馆中结识的俄裔文物专家之间，曾有一场关于中式冷碟与俄式小菜风味优劣的争论，而这场争论在当初未分高下的三十多年之后，又以作者在家中用自制的中式冷碟招待了那位来访的故人之后，才有了结论：
……时届冬令，我做了南味的稣鱼和羊糕，福州的炸油菜松和冬菇冒笋，北京的炒素菜丝和仿虾米居的野兔脯，浙江的糟鸡，南北都有的糖醋辣白菜墩和酱瓜炒山鸡丁等。这一下他就服了。他承认中国冷碟有荤有素，原料用得宽，色、香、味变化大。尤其是素菜不仅特别好吃，还合乎卫生要求。俄国小吃充实而浓厚，但缺少淡雅隽永之品，相形之下，就显得粗了一点，这在中国的山水画和俄国的古典的重彩油画之间也能体会到它们之间的差距。（《从冷碟的争论说起》，707页）
从看似最微末的几盘冷碟小菜，而引出对中国艺术“淡雅隽永之品”、乃至中西绘画风格歧异原因的理解，这不仅使人对中国饮食文化的特征有了生动的把握，而且更道出了中国文化艺术之间相互关联衬托、而又统一和谐的审美品味，这种闲处起手却又能将议题大大拓展深化的论说，当然显示出本书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体系及其内在精神的深切体味。
从本书的记述中，读者还不难了解到成就昔日一代学者的文化环境与精神情趣，比如记述著名新诗诗人和上古史、古文字学家陈梦家在自己的专业之外，又与本书作者一样，以对明代家具、漆器、竹刻、版画等的古典艺术嗜爱作为自己生命最终的归宿：
……梦家此时已有鸿篇巨著问世，稿酬收入比我多，可以买我买不起的家具。例如那对明紫檀直棂架格，在鲁班馆南口路东的家具店里摆了一两年，我去看过多次，力不能致，终为梦家所得。但我不像他那样把大量的精力倾注于学术研究中，经常骑辆破车，叩故家门，逛鬼市摊，不惜费工夫，所以能买到梦家未能见到的东西。（《怀念梦家》，570—571页）
通过《锦灰堆》中许多这样的文字，读者不仅可以真切地了解到收藏家对文物上下而求索之过程的趣味和艰辛，而且更可以窥见那一代学者深厚广博的传统文化素养、并对他们极富艺术品味的生活情调萦怀遐思。
当然，除了对于传统“文玩学”的终生沉潜耽玩以外，《锦灰堆》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对这一传统的升华和超越。这表现在作者以现代学识（比如作者接受现代教育的背景、英文娴熟和在美国博物馆的工作经历）为基础而具有的探索眼光、以及为开拓文物研究事业新的领域而付出的巨大精力和取得的丰硕成绩。其中最突出的，当数对明式家具和中国漆器艺术、特别是对其制造工艺的悉心研究。
由于中国传统社会对工艺技术的轻视，缺乏文化能力的技工匠人们又很难写下专门著述以记述自己的心得，因此诸如明式家具和漆器等等工艺性很强的艺术，虽然曾经达到极高的水准并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在以往却极少有剖析其风格特征、工艺技巧、制式传承等方面著作传世，于是使这些艺术的真谛和要诀日渐湮灭无闻，近世以来虽有西方学者倡导对明式家具艺术的珍藏和研究，但终因为文化的差异、见闻囿限、特别是少有机会亲手剖析了解其复杂具体的制造工艺，因而难以全面展示这些艺术门类在美学境界和工艺技术方面的成就。比较之下，《锦灰堆》则显出登堂入室的气派，比如书中既有详细分析明式家具之艺术品貌的《明式家具的“品”与“病”》、《明式家具概述》等文，又有分毫析厘地一一展示家具之具体结构工艺的专门研究。例如在《明式家具的结构》一文中，作者详细分析了明式家具构建的（各种板材、横竖材、直材、弯材等等）的结合拼装方式、家具腿足与家具上下部构建各自的组合方式、各式榫卯牙条的功能和结构等等十分复杂的技术手法，并附有大量准确的工艺图样以助说明，由此而使从大到小各种类型明式家具的理路和内蕴，纤微不遗地坦露在读者面前。
特别是，如此倾注数十年功力的研究能够在某一种艺术门类中完成，已经是戛戛其难，但唯独作者能够在漆器、造像、竹刻等众多方面，都一如其对待家具艺术一样，一一详细探究其工艺手法和风格源流。今天，记述王世襄先生数十年心得的这些文字一并汇编在《锦灰堆》一书中，这不仅令人对他这些丰富的成就叹为观止，而且更为世人指示了如何理解艺术、探究艺术的门径。玩物成家 王世襄先生于《锦灰堆》
谭宗远
人的一生能做多少事？这个问题很不容易回答。有的人终其一生可以不做事，吃饱了混天黑，浑浑噩噩一辈子。也有的人在各自的领域取得了成就，甚至大成就，名重一时。但像王世襄先生这样的人，不夸张他说可谓世所希有。
他在许多领域均有建树，是名副其实的专家，又是名副其实的杂家。
他会什么？我一时也说不全。笼统地说，老北京五行八作的事没有他不知道的。有一次闲说话，无意说起话剧《天下第一楼》。他对妓女被带进饭馆居住这一情节颇不以为然，认为此乃东家所不许，行业所不容，故完全不可能, 纯属胡编。他还顺带指出某些名家的京味小说写得不是那么回事。只是他心存厚道，没有把这些写出来发表罢了。
王先生家中累代为官，书香远播，他自幼受耳提面命，亦通晓文史辞赋，音乐书画，说得一口纯正的英语，并在燕京大学研究院获硕士学位。然先生始终心有旁骛，只恋一个玩字。他玩的东西五花八门，粗算就有蟋蟀、鸽子、大鹰、獾狗、掼交、烹饪、火绘、漆器、竹刻、明式家具等。他玩这些不为消遣，而是真心喜爱。为了得到爱物，他舍得花钱，舍得搭功夫，甚至长途跋涉、餐风饮露亦在所不辞。为了穷究玩物的底里，又与许多贫民百姓交朋友，虚心请教，以求博洽多闻。沉潜既久，他于诸般玩技靡不精通，可家者就有诗词家、书法家、火绘家、驯鹰家、烹饪家、美食家、美术史家、中国古典音乐史家、文物鉴定家、民俗学家等。随家而来的是他的几十部著作，如《中国画论研究》（未刊）、《中国古代音乐书目》、《髹饰录解说》、《竹刻艺术》、《中国古代漆器》、《明式家具研究》、《北京鸽哨》、《说葫芦》、《蟋蟀谱集成》，多为煌煌巨册，亦全为填补空白的开山作，熔铸了他几十年的心血。
数年前，王世襄先生把他的文章选了一下，编成一本书，起名《锦灰堆》，交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不知何故，书出版时已经又过了好些年。接到样书的一刻，我想王先生和夫人袁荃猷先生一定有松了口气的感觉（袁先生为本书出力甚多，详见王先生撰写的后记）；而喜欢这书的朋友，眼睛也会为之一亮，毫不犹豫地掏钱把书抱回家。
这是本精美而又奇特的书。
精美：全书共分三卷，20开见方的本子，封面以清刻本《吴越所见书画录》书影和织锦纹样作底，暗黄色，古朴大方。王先生手书书名赫然印在上面，十分悦目。书内正文分为两栏，版心不大，正文与书口间留白很多，十分舒朗（第三卷诗词卷又有不同，竖版，影印他们夫妇的手迹，天地很宽，有线装书味道）。书内除附大量插图外（其中二百多幅精细的线图均出自袁荃猷先生之手），还附有许多彩色图版。整部书浑然一体，令人爱不忍释。
奇特：这一点无须多说，大到明式家具，小到秋虫冬虫，举凡跟工艺、美术、吃的、玩的相关的，无所不谈，而且不做泛泛之言，不强不知以为知，内容绝对扎实可靠，包括家具、漆器、竹刻、工艺、则例、书画、雕塑、乐舞、忆往、游艺、饮食、杂稿、诗词十三类，读来如入宝山，获益多多。
《锦灰堆》的名字出自元钱舜举作小横卷，画名《锦灰堆》，王先生以《锦灰堆》
名此集，带有自谦的成分。
要评价王先生这本书，非我能力所及。其中许多东西我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还有许多东西根本不懂，就是想谈也无从谈起。我是从文学和民俗学的角度读这本书的。因而家具、漆器、工艺、则例等方面的文章就跳了过去，把兴趣注入到忆往、游艺、饮食、杂稿、诗词上了。这种读法当然不可取，但后面的这些文章确实更显示了他的真性情。
在《怀念梦家》中，王先生讲了他学生时代的一件事。那是他和陈梦家先生作邻居的时候，有一天深夜，他和一帮人牵了四条狗去玉泉山捉獾，拂晓归来，因园丁熟睡无人应门，他们便拼命打门，声音嘈杂，最后只好跳墙而入，把陈先生夫妇吓坏了，以为来了强盗。这事颇能说明青年王世襄身上有股虎气，这气用在玩上，必是玩得昏天黑地；用在干正事上，也必有所成，天生我材必有用，他在玩和干正事上都很出色。
且看他玩。《北京鸽哨》、《秋虫篇》、《冬虫篇》、《獾狗篇》、《大鹰篇》集中描述了他的玩，那真是痴迷到了极点。为了逮蛐蛐。他能绝早出城，顶着太阳满头大汗地在草棵里寻摸，或深一脚浅一脚在野地里摸黑转悠，得到只好虫便欣喜若狂。为养蛐蛐，他肯一罐一罐地给蛐蛐打扫卫生、换水、喂食，一干半天，伺候上百罐蛐蛐而不烦。他还写诗，异想天开地想变成蛐蛐，在蛐蛐罐里住几天（诗曰：万礼张盆碧玉池，鹦哥过笼庇雄雌。缩身恨乏壶公术，容我悠然住几时）。熬鹰更如此，吃过晚饭，右臂戴套袖，把鹰一架就出门了，从朝阳门溜溜达达走到前门五牌楼，跟几位同好聊到夜静人稀才分手。然后填填肚子奔西城，踩着落叶，专挑远道，来到一家夜茶馆，又是通海聊。然后又出发，到德胜门晓市，直到日上柳梢才交班回家，在外头整逛荡一宿。文革中大家都在与人斗，他也未忘了玩，秋分、霜降晴朗时，常在山中捉蝈蝈，以此排扰。这几篇写于暮年的文章，感情仍很浓烈，文笔极佳，叙述颇详，并且保留了像《相狗经》这样珍贵的资料，很有文献价值。
再看他干正事。只举一篇《回忆抗战胜利后平津地区文物清理工作》为例。这是王先生生平最值得骄做的一段经历。1945年日寇投降后，他成了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的成员，由重庆赴平津区办事处工作。在以后的两年中，他参与了许多重要活动，没收了德国人杨宁史青铜器二百四十件；收购了郭葆昌的一批藏瓷；追还了美少尉非法接受的日人瓷器；帮助抢救了一批自宋至情的丝绣；接收了溥仪存在天津张园的一批珍贵文物；接收了海关移交来的德商德孚洋行的一批物品，使这些东西（多国宝）或免干外流，或免于毁坏，或免干散失。为保护祖国文化作出了卓越贡献。他还赴日本办理过追偿善本书的工作。这些足以说明王先生关键时刻堪当大任，远非一玩家所能了得。
还是袁荃猷先生的《大树图》真切说出了王先生是怎样一个人。这是张刻纸作品，一棵大树，圆形的树冠，分十五项把王先生一生所爱刻在上头，昭示了他一生的追求。袁先生还逐项做了说明，其第四条云：范匏工艺在解放后濒于灭亡。世襄《谈匏器》、《说葫芦》的问世，救活了我国这一独有的传统工艺，现在已有不少人从事生产了。使我知道原来套模子生长的葫芦器能够复苏于今日，乃王先生之力。以后从别人口中还得知，王先生谈明式家具的几本著作，使一些厂家找到了津梁，生产出了好家具，获得了很高的经济效益。
大玩家王世襄，此说由来久矣。了解了王先生是怎样一个人，我们自会得出结论：此说并不全面。他玩过，玩得比一般人花样多，比一般人蝎虎，比一般人精到，以致大学老师也拿他没办法。但他不是一味光知道傻玩，该用功时他也能埋头读书。要不他的字、他的诗词、英语那么好就无法解释（他一生得益于这三方面的地方颇多）。事情还远不止此，最可贵的是他能留心玩的学问，广泛结交有一技之长的玩友，真正做到用心钻研，虚心请教，并且广泛搜集资料，或一篇篇、一本本形诸文字，或把某一专题的资料辑录起来，配以图片（包括袁先生精心绘制的图样），为人们留下可资追慕的旧日生活图景，确实功不可没。
过去在一般人眼里，架鹰走狗斗蛐蛐是游手好闲的市井之徒所为，经王先生把这些东西加以描述和总结，这些东西马上升格，一变而成为了文化。而且不仅老百姓承认这是文化，大知识分子读了也乖乖承认这是文化，这是很了不起的。王先生为此耗费了多少心血，恐怕只有他们夫妇二人最清楚。这种耗费，值得。
难怪黄苗子先生称赞他玩物成家古所无，启功先生也说他不是'玩物'而是'研物'，不曾丧志而立志。所谓大玩家的说法，看来只有淘汰不用了。
王先生能够取得这些成就，与思想解放，政治清明的时代当然也有极大关系。倘若倒退二十几年，整个中国都在阶级斗争的狂涛中沉浮，养猫养狗养花在许多地方尚且通不过，被斥为地主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何况提笼架鸟玩鸽哨？这样的文章即使写了，也只好藏之深山，根本不可能发表。王先生老了，赶上了好年头，得以充分发挥余热，干自己想干的事，这是王先生之幸，也是我们这些读者之幸。
我认识王先生时间不长，最初的印象是衣着极随便，为人极朴实，谈吐极随和，像大街上随处可见的心广体胖的大师傅，绝想不到他是国家文物局文物研究所研究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现在他给我的印象依然如此。我喜欢这样的知识分子，讨厌那种油头粉面酸文假醋的文人，因而王先生给我的印象一直很好。
前几天我去看望王先生，因为正在看即将出版的《明代鸽经·清宫鸽谱》的校样，他谈了许多跟鸽子有关的话题。他说一年前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播晨曲，画面上有升国旗的庄严仪式，接着一只白鸽飞来，这只鸽鸡头长喙，长相很丑，一看而知是美国食用鸽落地王。每逢这时他心里就不是滋味儿觉得有损自尊心，难道我们自己就没有好鸽子吗？我国有信鸽协会，却没有观赏鸽协会，这是个缺欠。我国鸽种很多，光北京就有六十多种，黑点子、紫点子、老虎帽、灰玉翅、黑玉翅、紫玉翅、铁翅鸟、铜翅鸟、斑点灰、勾眼灰……数不胜数。这些品种都是前人辛勤培育的，我们如果不重视，很可能绝种。他希望我们重视观赏鸽的培养。为此他给各省市园林局广场鸽管理处写了封公开信，呼吁此事，期望会得到积极的响应。

8. 赵萝蕤的一代才女

一
我是很晚才有幸结识赵萝蕤的。1948年3月，我从美国印第安那州曼彻斯特学院毕业后，进入芝加哥大学研究院攻读英美文学博士学位。当时已有数十名中国研究生在那里深造，多半在“国际公寓”寄宿。我到校后也住在那里，结识了其中不少人。在英文系研究生中有赵萝蕤、周珏良、查良铮（穆旦）等人，他们都是国内英语界的精英，我的良师益友，后来数十年中的患难之交。珏良，我曾在昆明西南联大见过一面，他的堂兄、我的忘年交周煦良教授介绍的。当时他已从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留校任助教，我是外文系一年级新生。那是1939年的事了，一别九年，倒成了朝夕过从的异国同窗。
赵萝蕤是西语界资深望重的前辈，无奈我孤陋寡闻，却有眼不识泰山。当时萝蕤已完成研究美国小说家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小说的博士论文，颇得系主任威尔特（Napier Wilt）等教授的赞赏。几年的寒窗苦读已大功告成，这时她的丈夫陈梦家教授已提前于1947年先行回国，任教清华，因此她有富余的时间常与珏良和我讨论文学理论和批评的问题。我们三人都师从克莱恩（RonaldS. Crane）教授等大师，钻研他们根据亚里斯多德的《诗学》原理创建的“新亚里斯多德学派”（或称“芝加哥学派”）的文学批评理论。萝蕤熟谙中外文学名著和文学理论，分析研究常有独到的见解，说来娓娓动听。但不论日常交往，或谈诗论文，一向温文尔雅，文质彬彬，从来没有一点资深前辈居高临下的神气。在全体中国留学生中，她是“德高望重”的“大姐”，大家一起出游时，她“龙头”，我“龙尾”。
1948年秋冬之间，萝蕤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来年6月就可在著名的洛克菲勒教堂登台接受博士学位。这时平、津局势紧张，万一南北交通受阻，萝蕤深恐不能实现学成回国的愿望，便毅然决然在年底以前不顾一切兼程回国，几经周折才在1949年初回到了当时的围城北平，到燕京大学西语系任教。不久之后，朝鲜战事爆发，燕大的美国教授纷纷回国，萝蕤接任系主任职务。由于师资不足，除了原有的学贯中西的青年教授吴兴华，和在国内延聘的俞大纲和胡稼胎两位前辈，她又报请陆志韦校长电聘我回国来共事。
1951年8月中旬，我回到北京，萝蕤亲自到前门火车站接我。别后不过两年多，我不无好奇地看到，她的衣着起了很大变化。当年在芝大，她总爱穿一身朴实无华的西服，显得落落大方，风度宜人。眼前她身上套的却是褪了色的灰布中山服，皱皱巴巴，不伦不类，猛一看人显得有些憔悴了，但风度不减当年。
到了燕园，由于我新来乍到，住房尚未分配，萝蕤便留我先在她家做客，受到她温馨殷勤的款待。陈梦家教授当年是著名的“新月派”诗人，后来又以古文字学和考古学的成就蜚声中外，当时在邻近的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夫妇俩住在朗润园内一幢中式平房里。室外花木扶疏，荷香扑鼻。室内一色明代家具，都是陈先生亲手搜集的精品，客厅里安放着萝蕤的“斯坦威”钢琴。这时我才知道她是燕大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博士惟一的女儿。赵老不仅是世界知名的基督教神学家，任世界基督教理事会的亚洲主席，而且是全国闻名的杜甫专家。萝蕤从小在家受到中西文化的熏陶，不但能诗能文，而且弹得一手好钢琴。二十岁自燕大西语系毕业后进入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两年后就将美国诗人爱略特（T.S. Eliot）以晦涩闻名的长诗The Waste Land（《荒原》）译成中文，受到专家学者的交口称赞。后来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所选的研究专题又是以艰深闻名的亨利·詹姆斯长篇小说。我在风景如画的洞天学府开始我的教学生涯，竟又得在这般清高优雅的人家流连，私心不由得不感到庆幸，怎么也不会料到这样的日子不久就会一去不复返了。
二
到校后不久，我就上课了。我从未教过书，萝蕤却安排我教“英国文学史”和“高级英文作文”，都是四年级的课，我只有十来天时间备课，而且没有课本可用。萝蕤鼓励我试用马列主义观点讲授英国文学史，而我对“马列”一窍不通，只好临时抱佛脚，勉为其难，深恐有负萝蕤大姐的信任和期望。不料几个月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就从天而降，不仅要“人人过关”，而且冲击了教学工作，我教的“英国文学史”下马，我倒落得清静，也免得萝蕤为我操心。
“思想改造运动”一打响，市委工作组进驻燕园，发动全校师生批斗赵紫宸、陆志韦、哲学系主任张东荪，要求人人和他们“划清界限”。作为西语系系主任，萝蕤不仅仅要检讨个人的“资产阶级思想”，还要参加各种大、小会议，没完没了地检讨在领导教学工作中“重业务，轻政治”的错误倾向，疲于奔命。
“思想改造运动”告一段落，紧接着上级宣布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教会大学一律解散，燕京和辅仁按不同科系分别并入北大、清华、北师大，人员听候统一分配。7月，萝蕤来访，向我传达本系教师分配情况。五名教授中，她本人和其余三位教授都去北大，唯有我的去处是天津南开大学。话一出口，她就忍不住放声哭了起来。我明白她的心情。当初她让我放弃未完成的博士论文，万里来归，而现在却只能让我任人摆布，无可奈何，吉凶莫测，她怎能不感到由衷的负疚？当初，她满怀信心，要壮大燕京的英语教授阵容，以芝大英语系为蓝本建立一个优异的英语专业。如今她以稀有的才华构建的象牙之塔在狂风暴雨中化为灰烬，美好的梦想成为镜花水月，她怎能不伤心欲绝？几个月来，她憔悴了许多。尽管她平日总镇静自若，从容不迫，但不难想象，在工作组的政治压力下忍受了多少煎熬，因为既是赵紫宸的女儿，又是陆志韦的干女儿，她又何从“划清界限”？长年徜徉于詹姆斯小说中那些女主角的精神世界，她那詹姆斯式的细腻感情与良知，怎经得起如许粗暴的冲击？同时，梦家在清华也遭受猛烈批判，现在被分配到考古研究所了，她父亲在被长期批斗之后也被迫告别任教多年的燕园。此时此刻，我决不能和这位敬爱的大姐“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而只能强作欢颜，好言宽慰，让她不要为我操心，反正我是四海为家的。
我本打算暑假好好休息一下，然后去南开报到。不料又奉命参加“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翻译工作，直到1952年11月才离开燕园，一辆卡车连人带行李把我和老母送到前门火车站。距萝蕤到车站接我不过一年多，燕京大学已经换了人间，“新北大”成了风光旖旎的燕园的新主人。
三
我到南开大学任教之后，和原燕园同仁联系不多。1956年夏，我又被调回北京，在西郊一所外语学院英语系任教。学院离“新北大”不远，我有时在周末或假日去看望萝蕤，但她大部分时间住在市内家中，因此也难得见上一面，说点闲话。1957年我中了“阳谋”暗算，辗转听说梦家也落难，萝蕤受打击，患了精神分裂症。1958年，我发配北大荒，从此颠沛流离，多年与萝蕤不通音信。只知道她仍在北大任教，但身为“右派”家属，又为精神病所苦，日子一定不会好过。及至“十年浩劫”临头，又辗转听说梦家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腥风血雨中不堪凌辱而自裁。萝蕤从此孑然一身，精神分裂症更形加剧。
“十年浩劫”之后，我又回到北京原单位任教，重新见到萝蕤，真“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当年从燕大调入新北大的四位英语教授中，三位都在“浩劫”中死于非命。萝蕤硕果仅存，但她自己在市内的家、梦家生前精心搜集的明代家具和字画、她的斯坦威钢琴，都没逃脱“横扫”的命运。
她已搬到父母生前寓居的美术馆后街二十二号一座历史悠久的四合院内，两间朝西的小屋，里面一间放了一张小床、一张小书桌、两三把椅子。这是她的卧室兼书房，也是她接待国内外来访者的小天地。外面一间放着几个书架，藏书中包括她当年在美国搜集的全套初版詹姆斯小说和爱略特签名的诗作。她毕生以读书为乐，可目力衰退，不得不有所节制。她热爱音乐，现在唯一的消遣是坐在小屋里倾听西方古典音乐的录音。和沈从文一样，她从来不谈个人的苦难经历。正如杨宪益和戴乃迭从来不提在“浩劫”中痛失独子之痛一样，她也从来没有提到过她的丧夫之痛。我知道她因精神分裂症仍在服药，有一天，我注意到她的嘴唇不时抽搐，便问她是否可以减少剂量。她的脸立刻变色，质问我：“你要让我犯病吗？”我后悔说话唐突，同时也突然认识到，这么些年来她形影相吊，不定受到过怎样的梦境的煎熬。哪怕一个詹姆斯式的悲剧女主人公，也不可能以如此的勇气和尊严承受她的苦难。
令我感到惊喜的是，泰山压顶的苦难并没有使她顾影自怜，一蹶不振。我重返北京之后，有机会去市内，一定和老伴儿一道去看望她，一杯清茶，谈天说地。或者约她去吃个小馆子，打个“牙祭”，反正让她高兴我们也就高兴。有时还带上孩子或亲戚或外国友人去拜见这位幸存的国宝，她也乐于接待。我也常和她一道参加一些学术活动。1980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在成都主办外国文学学会成立大会，虽然路途遥远，萝蕤也不畏长途跋涉，和我搭乘同一趟火车前往成都赴会。1984年春，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lrvine）英文系克里格（Murray Krieger）教授应我的邀请来广州中山大学作系列演讲，她也欣然应邀赴会，谈笑风生，而且从来没有要求特殊照顾。
令我感到更加惊喜并肃然起敬的是，她以衰病之躯，且又老眼昏花，却坚持不懈地从事教学和科研。英文系出版的《欧洲文学史》巨著由她和另外两位教授负责编写的。她担任英文系博士研究生导师，传道授业，既慈祥又严格。我曾应邀参加过她的博士生的口试，深为她的敬业精神所感动。她早年翻译的爱略特的长诗《荒原》久已脍炙人口，八十年代初又应上海译文出版社之约重新修订。同时，她又毅然投身翻译美国诗人惠特曼（Walt Whitman）的经典巨著《草叶集》（The Leaves of Grass）。在她那仅能“容膝”的小屋里，夜以继日一面钻研惠特曼的全部作品、一切有关诗人和《草叶集》的学术著作，一面伏在那张小书桌上，用她那一笔不苟的书法，重铸惠特曼前无古人的诗篇，长达十二年。在这个期间，上海译文出版社又约她翻译一部詹姆斯短篇小说选。她忙于翻译《草叶集》，只抽空翻译了《黛茜·密勒》和《丛林猛兽》两篇，其余三篇和詹姆斯的著名论文《小说的艺术》就由我完成了，1985年出版。和她合作的过程也是向她学习的过程，可惜只有一次这样难得的机会。
1988年，我和美国《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葛钢（Ed Gargan）谈起萝蕤大姐劫后余生翻译《草叶集》全文的“壮举”，他深受感动，央我帮忙安排登门采访。葛钢在那间小屋里进行采访之后，写了长篇报道，登在1988年2月16日《纽约时报》的头版，引起美国研究惠特曼的学者极大的兴趣。为了表彰她毕生献身文学研究和教学的精神和成就，1991年芝加哥大学邀请赵萝蕤博士回母校参加建校一百周年活动，并授予“专业成就奖”。
1993年9月，萝蕤又应香港中文大学之请，去讲学两周。9月24日，她从中大写信到美国给我，信中提到她不久前看过年初在纽约出版的我用英文撰写的回忆录《一滴泪》（A Single Tear）：“我还在为你的书而感到振奋。”又说她曾和中大英文系教授提到我的书，“我说不但内容一字动不得，即文字也一字动不得。”同时，她也知道这本纪实作品，虽然平实之极，却已经使我们陷入“贫归故里生无计，病卧他乡死亦难”的境地。在信的结尾，她用朴实无华的语言向我们发出深情的邀请：“你和怡楷来京可住我处，我们现在西屋作客房，有全套卫生设备。我仍有保姆，可和我同饭。”萝蕤大姐老境凄凉，竟然还要为我这个无家可归的游子的食宿如此操心，怎能不令我感慨万千，欲哭无泪。我只能等形势允许时再作归计，面谢大姐的关心爱护了。
1997年秋，北京一所英语学院邀请我来年返京讲学，我指望终于可以重新回到萝蕤大姐身边了。怎么也没料到，1998年元旦就传来了噩耗，萝蕤大姐已含恨走完了她八十六年风雨人生的道路。当年她领军的燕大西语系五名教授中，如今只剩下我一个人了。不到四年之后，她度过黄昏岁月的那座被文化专家们称为“集建筑、人文、文物价值于一身”的故居，面临巨大商业利益的冲击，也在推土机下死于非命。
2005年10月我回国探亲访友，曾在上海作短暂的停留。8日下午，由友人陪同偕怡楷前往上海博物馆，专程参观陈梦家先生生前搜集的明代家具精品，凭吊两位故人。55年前在他俩朗润园家中做客的光景，历历在目，物在人去，恍若隔世。但愿萝蕤大姐在天之灵不再为我这个羁留海外的八五老人的食宿操心！

9. 陈梦家的收藏家

陈梦家不仅在文学创作，学术研究上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他本人还是一个明版代家具收藏家。前不权久去世的王世襄先生在明式家具收藏方面是一代翘楚。但是很少有人知道陈梦家先生之家具收藏比起王先生也并不逊色。王世襄先生在收藏之余有两部著作《明代家具研究》《明代家具珍赏》，奠定了他在这个领域里面的地位。但是我们尝试翻一下这两本书，会发现里面除了王先生的收藏之外，收录最多的就是陈先生的家具收藏，不过因陈先生早逝，这些收藏标注为陈梦家夫人（即赵萝蕤）所藏。其中最重要的便是一张元代黄花梨圆后背交椅，这是现存最早的一张交椅，洵为宝贵。陈氏夫妇所藏现大多收藏于上海博物馆。与王世襄先生所藏家具共同受人参观。

10. 馆藏文物的上海博物馆馆藏

上海博物馆以其收藏的大量精美的艺术文物而享誉国内外。其中，又尤以青铜器、陶瓷器和历代书画为特色。上博的青铜器主要是晚清以来江南几位收藏大家的一 批流传有绪的名品，如著名的大克鼎等。馆藏的保卣、召卣，也都是著称于史学界和金文学界的重器。上博陶瓷器的收藏集中了江南的大部分精品，史前时代的良渚文化细刻陶器，为稀见之品。原始青瓷的收藏，也是馆藏的特点。唐宋各代表性窑口的产品也都有收藏体系。至
于景德镇的彩瓷的收藏，更有独到之处。上博历代书画的地收藏，素有江南半壁江山之说。书法中，王献之的《鸭头丸贴》、唐高闲的《千字文卷》、怀素的《苦笋贴》等，皆为一代的杰作。绘画中，唐孙位的《高逸图》、五代董源的《夏山图卷》、宋梁楷的《八高僧故事图卷》等都是稀世之珍。至于明清两代画家作品的收藏，更为当代之冠。其它各文物门类的收藏，也成蔚为大观。如钱币、古玉、玺印、雕刻等，都有一定的规模，且名品众多，自成体系。家具的收藏更是集王世襄、陈梦家两大家之精华于一身，世上实无人能出其右。上海博物馆（新馆）位于上海市的中心——人民广场的南侧。上海博物馆是1952年在当时的市长陈毅同志的支持下，合并了原有的几个博物馆而成立的。最先的馆址在河南南路16号（原中汇银行大厦内）。1995年底，新馆正式建成。文物 11.2 万余件，包括青铜器、书法、绘画、 陶瓷器、玉器、石雕、甲骨刻辞、玺印、钱币、丝绣染织、牙骨雕刻、少数民族工艺品以及上海地区的考古发掘品等，上自旧石器时代，下迄近代和现代。全部收藏以青铜器、陶瓷器和书画最具特色。在青铜礼乐器中， 重要的藏品有西周成王时代的德方鼎，康王时代的大盂鼎，孝王时代的大克鼎、小克鼎，懿王时代的师虎簋、师兑簋，宣王时代的颂鼎；春秋时代的有浑源李峪村青铜器群的主要器物牺尊和鸟兽龙纹壶、 齐侯壶、 邾公华钟，田齐三量和商鞅方升等。瓷器有商原始青瓷尊、唐邢窑盈字盒、唐越窑海棠式大碗、成组的宋汝窑盘、南宋官窑贯耳瓶、元景德镇窑青花莲花罐、明永乐景德镇窑红釉盘、明成化景德镇窑青花孔雀蓝釉盘等等。
在1万余件的书画中，早期的有晋王献之鸭头丸帖卷、唐怀素苦荀帖卷、唐高闲千字文卷、唐孙位高逸图卷及五代董源夏山图卷等。宋代有赵佶柳鸦芦雁图卷及千字文卷、苏轼与谢民师论文卷、黄庭坚华严疏卷、米芾多景楼诗册、郭熙幽谷图轴、马远雪屐观梅轴、李迪花鸟轴等。元代有王蒙青卞隐居图轴、吴镇渔父图卷、赵孟頫洞庭东山图轴、倪瓒渔庄秋霁图轴和六君子图轴等。至于明清书画家的作品，既精湛且富有系统、代表性画家的卷轴，都在数十件以上，是江南书画汇集的所在，也是馆藏的重要特色。钱币的收藏，最有规模。明清流派篆刻印章的收藏，居全国博物馆首位。在考古发掘品中，以大宗的良渚文化玉礼器最具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