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氏家具

㈠ 风水鱼缸摆放

一、 购买鱼儿的总数必须为单数。
二、 养鱼数目建议养七条，但不要把清道夫鱼及其它体积细小的小鱼算进去。当然还要视乎鱼缸大小和鱼的种类。 而里面上的假鱼缸摆设，其风水作用不大。
三、 一缸鱼中一定要穿插一尾深黑色的鱼类。才有稳定、镇厄效果，否则虽然发了财，未必留得住。
四、 一般办公室的财位是在出入门口的对角位置，而其财位适合置鱼缸。且绝不能放置杂物，或任由墙角、地板剥裂。另切忌勿摆在宅心。
五、 如鱼缸挨着墙壁，墙上可以挂上瀑布、大海之类的照片。象征财源生生不息，且难以计量。鱼缸要保持干净，生病的鱼要立刻捞走。
六、 钱财与富裕属东南方，事业成功则属北方，故可将鱼缸置于东南方或北方。
七、 北方在五行中属水，喜用色是黑、蓝色。故如在北方放置鱼缸可与蓝色丝织品搭配。
八、 东南方在五行中属木，喜用色是绿色。而且水生木，故在东南方配合鱼缸摆设圆叶的绿色植物，可有不错的效果。
九、 切勿在鱼缸旁摆设属五行相克（火、土）器具及方位相克之颜色物品。
十、 鱼缸摆设地点需远离窗户等阳光可直接照射的地方，以阴暗处为原则。
希望用养鱼来提升办公风水是可行之法，但是要正确的养鱼，这样才能真正的达到自己期望的效果。

㈡ 客厅沙发后面挂什么画合适

大气的国画山水画是相当合适的，可以给你看几幅来自”易从字画”的山水画作品。

此幅作品为曾耀明老师力作，作品意境简淡婉约，赏心悦目!用笔苍劲有力，以遒劲的线条刻画峰峦山石挺拔的雄姿。整个画面给人以云雾缭绕，烟雨蒙蒙的感觉，朦胧的云雾山，清幽的漓江水，闲散舒适的几头牛儿在岸边啃着草，一种船停在水上，几只小船停靠在岸边，远处飞翔着一群鸟儿，使整幅画充满着温馨舒适、和谐浪漫的感觉。

㈢ 清朝思想家具有反对君主的思想,难道不受文字狱的牵连吗

你好，很高兴为你解答：

清朝后期，那种社会形势，抓不过来了。
再说，也得到大众的共识了。

文字狱
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
从秦代的焚书坑儒,到清代的文字狱,我们的文化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浩劫.统治阶级为了更好地禁锢人们的思想,除了人为地创造出文字狱这样的世间悲剧,他们还能做些什么呢?
而文化的浩劫,却给我们带未了无穷的灾难和落后.又有谁能说这些不是阻碍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呢?
文字狱,顾名思义,就是因文字的缘故所构成的罪案,在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社会里,专制统治考往往借“疑似影响之词”,罗列罪状,滥杀无辜,以达到消除异端,箝制思想,维护专制统治的目的.历史上,因文字获罪的案件屡见不鲜,而数量之多,株连之广,处罚之残酷,清代为最,文字狱一词,就出于清代.
清代的文字狱,是在其政权基本稳定以后,随着统治者对思想文化领域控制的加强而产生的,它始于康熙,发展于雍正,到乾隆时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乾隆时期,不仅文字狱定罪的范围超过了康熙、雍正时期,而且案件数量也增至康雍两朝合计次数的数倍.特别是乾隆查缴禁书期间,各类文字狱层出不穷,数量急增.
清代文字狱之多,有其特殊的历史因素.李自成推翻明朝,吴三桂引清军入关,后来清统一中国,可谓渔人得利.清朝统治者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从汉族传统观念来看,这叫做“乾坤反覆,中原陆沉”,千百年来形成的华夏正统思想,是清朝统治者不能用武力夺得的.汉族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强烈的民族思想和反清意识,大量地反映在明末清初时期的各种著述里,遐迩流传、影响深远.这对清朝统治者来说,无疑是一种潜在威胁,使他们坐卧不安.雍正帝说过：“从来异姓先后继统、前朝宗姓臣服于后代者其多、从未有如本朝奸民,假称朱姓,摇惑人心,若此之众者.”为巩固清朝的统治地位,清代统治者对汉族反清思想防范惟恐不严,打击惟恐不力,到乾隆时更发展到了病态的猜忌和恐惧,必欲彻底泯灭汉人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气节而后快.民族矛盾、民族斗争又同满州贵族与汉族地主阶级非当权派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同农民阶级反抗封建压迫的阶级斗争互相交织,彼此激荡,尤以清初表现最为激烈.从顺治到乾隆可统计到的约160起文字狱中,大部分案件或有反清的性质,或以蓄意罗织的反清罪状而成狱,清楚地表明清代文字狱的特殊历史背景是民族矛盾、民族斗争的持续存在.
清朝统治者在对各族上层分子进行笼络利诱的同时,还努力加强文化思想上的统治.统治者大力提倡程朱理学,积极进行思想诱导.为此收罗一些理学家,纂修《性理精义》等书,颁行天下,企图将理学中的“忠”、“孝”思想加以推广,以此束缚人们的思想,麻痹人民的斗志.对不利于他们统治的思想言行,则进行严厉钳制和残酷镇压.对一切文字著述,只要清朝统治者认为触犯了君权,或者有碍于自己的统治,便被视为“狂吠”、“异端”、“悖逆”,必兴起大狱,置之重典,往往一案株连数百人.
1663年(康熙二年),发生了整个清代文字狱灾上一件罕见的大案——庄廷龙明史狱.庄廷龙家是浙江湖州有名的富户.他本人双目皆盲,不很通晓史事,但他想起“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很受鼓舞.也想学左丘明搞一部传世的史作.于是他出钱购买了明末年间朱国祯写的一部未完成的《明史》,又招集了当地有志于纂修前明历史的人才,补写崇祯朝和南明史事.在叙及南明史事时,仍然信捧南明的正统.不承认清朝的正统地位.书中还提到明末建州女真与明朝关系,这是清朝统治者极为忌讳的事.这部《明史》刊刻后,被一个因贪赃而撤职的知县吴之荣看到,便买了一本去恐吓庄廷龙的父亲——此时庄廷龙已死——却被顶了回来,这是因为庄廷龙的父亲已买通了官府,有恃无恐.吴之荣一气之下,告到了北京.清廷自然十分重视,严加究办.庄廷龙依照大逆律被剖棺戮尸,庄氏全族和为此书写序、校对以及买书、刻字、卖书、印刷的共70余人被杀,还有几百人充军边疆.
1728年(雍正六年),湖南士人曾静、张熙策动手握兵权的四川总督岳钟琪谋反而引发的吕留良案.成为雍正在位期间第一大案,吕留良是明末清初著名理学家,浙江石门人.他所写的许多诗文和日记中,有大量激烈的夷夏之防等言论.他在评选科举考试的墨卷时,发挥了儒家“夷夏之防”的思想,阐发民族大义,自然具有反抗清朝民族压迫的一面,但他不把“夷狄”当人类看待,甚至视同禽兽,也未能摆脱大汉族主义的错误立场.在评选时文时,吕留良主张首先要分清是“华”还是“夷”,然后才能讲君臣之间的伦理关系.“华夷之分,大过于君臣之伦”.曾静读了吕留良评选的时文,由“夷夏之防”推出了清朝入主中原是“夷狄盗窃天位”,并导致了反清的实际行动.吕留良早死,曾静与弟子张熙,因受其思想影响,列举了雍正帝九条罪状,劝岳飞后裔四川总督岳钟琪反清,结果岳钟琪密报朝廷,将吕留良的家属、师徒,以及其他与此有关的人员一律治罪.死者戮尸,活者斩首,受牵连者或杀或流,或发配为奴,轻者也被杖责.清廷并于第二年九月,将吕、严、曾、沈所著之书及其言论和历次所下谕旨勒为《大义觉迷录》一书,颁行天下.以示警戒.并让曾静、张熙亲自到东南各省学府宣讲,当众认错,以消弥东南各省文人的反清情绪.
到乾隆中期,形成了一个文字狱高潮.1750年,出现了轰动一时的伪造孙嘉淦奏稿案.孙嘉淦历任左都御史、吏部和刑部尚书及直隶总督、湖广总督等中央、地方要职,以敢于直言极谏著称,在社会上有很高的声望.7月,江西千总卢鲁生与守备刘时达合谋,编造了一个指责乾隆帝错误的奏稿,假托是孙嘉淦写的.卢、刘的意图是借此耸动人心,制造舆论,以制止乾隆帝的首次南巡.到1751年6月,假奏稿流传到云南时被乾隆帝发现,由此顺藤摸瓜,辗转根究,开始了在全国范围的追查伪稿作者的活动,结果全国18直省,都在暗中流传,甚至统治阶级上层人物也牵涉其中.尤以湖广、江西最多.到1753年2月,乾隆帝感到再追查下去弊多利少,下令将卢鲁生、刘时达处死,停止追查伪稿,草率结案.
乾隆帝接受了伪稿案的教训,决心大力强化对思想意识的控制.于是在全国雷厉风行开展查办禁书运动.所查禁书范围之广、年代之长,是历史上少见的.从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到48年在短短的7年中,见于记载的文字狱多达五十几起.这是清代文字狱,乃至中国古代文字狱的空前高峰.
乾隆四十二年,江西新昌举人王锡侯注改《康熙字典》,因对乾隆帝的名字“弘历”二字没有分析颂扬,就被定为“大逆”之罪.巡抚海成奏请将王锡侯革去举人功名,乾隆认为从罚太轻,指责海成包庇罪犯,拟斩监候,布政、按察诸使都被革职.四十三年,东台县令告发本地举人徐述夔所作诗句中有“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明朝期振翮,一举到清都”等句.乾隆帝认为其诗有“兴明朝,去清朝”之意,下令戮述夔及其子怀祖之尸,并将其孙解京正法,诗集销毁,当地藩司陶易等连坐置重典.为徐诗作序的已死礼部尚书沈德潜,也被戮尸.
由于文字狱过于严酷,许多文人“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辞不达意,晦涩难懂.乾隆时御史曹一士曾上疏说“比年以来,小人……往往挟持睚眦之怨,借影响之词,攻诘诗书,指摘文字.有习见事生风,多方穷鞫,或至波累师生、牵连亲故,破家亡命”.这便是当时的恐怖现实.
清代文字狱是封建专制主义空前强化的产物,其根本目的是要在思想文化上树立君主专制和满洲贵族统治的绝对权威.这种文字狱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社会后果,影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当历史进入18世纪,西方各国已经先后挣脱封建制度的锁链,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等都在迅猛发展.而我们,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和现实的种种原因,仍然顽固地紧闭着与西方交流的大门,而且蛮横地推行文化专制主义政策,利用文字狱的极端手段,消除异端,禁锢思想,统制言论,维护封建统治.直接地、人为地造成整个社会的落后,拉大了与西方的差距,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最终导致了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地位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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㈣ 衍圣公府的府内建筑

入圣人之门，迎面是一座小巧玲珑、别具一格的屏门，此门建于明弘治十六年（1503年），门为木构，四周不与垣墙连属，独立院中，类似遮堂门。屏门顶覆灰瓦。门楣因悬明世宗亲颁“恩赐重光”匾额，故称“重光门”。门的四根圆柱下有石鼓夹抱，上面承托着彩绘的屋顶，前后各缀有 四个倒垂的木雕贴金花蕾，故又称“垂花门”。在建筑工艺上很有研究价值。过去，重光门平时是不开的，每逢孔府大典、皇帝临幸、宣读诏旨和举行重大祭孔礼仪时，才鸣礼炮开启。
重光门因独立院中，把前院和后院隔绝开来，所以又叫“塞门”。据说这样的塞门一般官司宦人家是无资格建立的，只有封爵的“邦君”才能享受此荣，故《论语·八佾》中有“邦君树塞门”的记载。重光门两面三刀侧的东西厅房，是孔府仿照封建王朝的“六部”而设立的六厅。 过重光门，院中有一片台基，台上原有日晷等物，其后便是宽敞的正厅，即孔府大堂。这是当年衍圣公宣读圣旨接见官员、申饬家法族规、审理重大案件，以及节日、寿辰举行仪式的地文。厅堂5间，进深思3间，灰瓦悬山顶。檐下用一斗二升交麻叶斗拱，麻叶头出锋，座斗斗欹，具有明代风格。大堂中央有一绘流云、八宝暖阁，正中的太师椅上，披铺一张斑瓓虎皮，椅前狭长高大的红漆公案上，摆着文房四宝、印盒、签筒。
大堂正中悬挂着一个“统摄宗姓”匾，上刻清世祖顺治六年（公元1649年）谕旨，要衍圣公“统摄宗姓，督率训励，申饬教规，使各凛守礼度，无玷圣门 ”，规定了衍圣公在孔氏家族中的种种特权。从唐代起，朝廷就规定曲阜县令由衍圣公兼任，明代以后，规定由衍圣公保举孔氏族人兼任。
堂内两旁及后部陈列着正一品爵位的仪仗。如金瓜、朝天镫、曲枪、雀枪、钩连枪、更鼓、云牌、龙旗、凤旗、虎旗、伞、扇等还有一些象征其封爵和特权的红底金字官衔牌，如“袭封衍圣公”、“光禄寺大夫”、“赏戴双眼花翎”、“紫禁城骑马”、“奉旨稽查山东全省学务”等，每当衍圣出行时，都有专人执掌，以示威严。
大堂之后有一通廊与二堂相连，两堂呈“工”字形。通廊里有一条大长红漆凳，称“阁老凳”。据传明代权臣严嵩被劾将要治罪时，曾到孔府来托其孙女婿衍圣公向皇帝说情，孔府主人未允。此凳系当年严阁老坐候之物。 二堂之后有个不大的庭院两棵冲天挺拔的苍桧并列两旁,6个石雕盆内各立一块奇形怪状的太湖石此院的北屋即三堂。三堂也叫退厅是衍圣公接见四品以上官员的地方，也是他们处理家族内部纠纷和处罚府内仆役的场所此院的东西配房各有一进院落，东为册房掌管公府的地亩册契，内为司房掌管公府的总务和财务；西为书房，为当年公府的文书档案室。
三堂之后，便是孔府的内宅部分，亦称内宅院。有道禁门---内宅门与外界相隔。此门戒备森严，任何外人不得擅自入内。清朝皇帝特赐虎尾棍、燕翅镗、金头玉棍三对兵器，由守门人持武器立于门前，有不遵令擅入者“严惩不贷”。 贪壁正北迎面就是正厅7间，名叫前上房。这是孔府主人接待至亲和近支族人的客厅， 也是他们举行家宴和婚丧仪式的主要场所。院内东西两侧各有一株茂盛的十里香树，每当春夏相交时节，洁白的花朵散发出阵阵清香，房前有一大月台，四角放着四个带鼻的石鼓，是当年府内戏班唱戏时扎棚的脚石。清末孔府养着几十人的戏班子，主人一声令下，马上开锣唱戏。前上房内，明间敞亮，正中高悬“宏开慈宇”的大匾，中堂之上，挂有一幅慈禧亲笔写的“寿”字。
室内家具精美，文物古玩，琳琅满目。东侧间，陈列着乾隆皇帝送给孔府的荆根床、椅。桌上放有同治皇帝的圣旨原件。还有色彩鲜艳、花纹古朴的明代“景泰蓝”。梢间中间桌上摆设着一大套满汉餐具，共同404件。器皿上分别雕有鹿、鸭、鱼等，可按其形盛菜，一餐上菜多达190道。长期以来，孔府形成了一种精细独特的菜肴---孔府菜。各种菜制做讲究，取名典雅，如绣球鱼翅、珍珠海参、神仙鸭子、诗礼银杏、玉笔虾仁等名菜，色、香、味、形俱佳。西里间，为孔子七十六代孙、衍圣公孔令贻签阅文件的地方，桌上放有文房四宝，书架上还陈列着儒家经书和孔氏家谱。前上房院的东西两侧各有五间配房，是孔府收藏日用礼器的内库房和管帐室。 过前后抱厦，进入后堂楼院。后堂楼是二层前出廊的7间楼房，东西两侧有二层前出廊的配楼各3间。后堂楼是孔子七十七代孙、衍圣公孔德成的住宅。
堂中陈列着孔结婚时的用品，以及当时友人赠送的字画和礼品。东里间为当时的接待室，摆设着中西结合的家具，里套间是孔德成和夫人孙琪芳的卧室。东墙上的镜框内镶有孔德成夫妇及儿女的合照，后堂皇楼西边的两间是孔德成夫人奶妈的卧室。院内的楼是当年府内做针线活的地方，西楼是招待内客亲属的住宅。后堂楼西边还有一座楼，为佛堂楼，是衍圣公烧香拜佛的处所。后堂楼之后还有5间正房，叫后五间，旧称枣槐轩，原是衍圣公读书的处所，清末成为女佣的住宅。 孔府花园位于孔府九进大院的最后部分，占地五十余亩。园虽然不广，但假山、池水、竹林、石岛、亭台、水榭、花坞、曲桥、香坛、客厅等一一俱全。四十年代笔者曾往游，记得花园假山位于园之东南，皆由各地奇石怪岩构成，依山势而论，有远山近水之分，高峰低峦之别，巉岩幽谷，盘回曲折，洞邃峰奇，若隐若现，羊肠小道，台阶相砌，花木扶疏，从山下一直长到山顶。园林师别具匠心，为使假山喷珠撒玉，特别在山边沿巧布太湖石，平时泉水滴滴，雨天瀑布飞挂，景色之美如同仙境。
孔府花园又名铁山园。其实铁山园内并无铁山，只在花园西北隅有几块形似山峰的铁矿石。此石系孔庆容在清嘉庆年间重修花园时移入的，称天降神三环路助他修园，他自己从此也以“铁山园主人”自称。
花园建于明代弘治十六年（公元1503年），重修扩建孔府时同时修建，由长沙李东阳监工设计。李东阳当时是太子太傅、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国史总裁，他为什么亲自设计。因为李东阳的女儿嫁给了孔子六十二代孙、衍圣公孔闻韶，做了一品公夫人，为了女儿，他才如此大卖力气，修建花园。在修建完孔府和孔庙后，李东阳曾4次作诗写赋，勒碑刻铭，记此盛举。此次修建之后，到明代嘉靖年间，严嵩取代了李东阳的地位，也是太子太傅、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国史总裁，为当朝首相。他也看中了孔府，把自己的孙女嫁给了孔子六十四代孙、衍圣公孔尚贤为一品夫人。严嵩又帮助衍圣公扩建重修孔府和整修花园，从各地名山搬来奇石怪岩，从各地园林移植名花奇草，使得孔储花园更为可观。合傲岱岩松。
孔府花园从李东阳、严嵩到乾隆皇帝，前后3次大修，其间还有中修和小修，因此花园越修越大，占地10余亩。其中有山、水、林、曲桥、花坞、水榭、喷泉，还有水中石岛、乘凉的花厅、敬花神的石坛、赏月的凉台、焚香读书的坛屋。园内还有一株近400年的“五君子柏”，一树五枝，中生一株槐树，因此又名“五柏抱槐”，有诗赞曰：五干同枝叶，凌凌可耐冬。声疑喧虎豹，形欲化虬龙。曲径阴遮暑，高槐翠减浓。天然君子质，合傲岱岩松。

㈤ 倭寇的来历：倭寇与朝鲜的关系

目前已知的最早关于“倭寇”的记载,是来源自东晋时期位于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北部的高句丽政权。颂扬高句丽王国的第十九代国王好太王(广开土王)的“好太王碑”碑文第二段有这样的记载,广开土王十四年(公元404)甲辰条说:"倭寇溃败,斩杀无数"。这是现在找到的最早的“倭寇”一词。不过好太王碑里的“倭寇”指的是入侵朝鲜半岛的日本侵略军,而不是指后世的那个“海盗集团”。

中国正史从《汉书》开始一直到唐朝,都习惯用“倭国”来代称大和政权。唐高宗时期大和定国号为“日本”,因此唐朝之后的史书中多以“日本”称呼大和朝廷。

而“寇”这个词,《书经》中解释为“群行攻劫”,《左传》则多指“外人入侵”。

而“倭寇”这一词成为术语固定下来,应该是在高丽王朝时期。

《高丽史》是公元1415年,李氏朝鲜文宗大王元年时,金宗瑞,郑麟趾两人奉国王之命编写的关于前朝高丽王朝的官修史书,共一百三十九卷。在存世不多的高丽王朝时期的史料中《高丽史》显得格外珍贵。其中《高丽史》高宗十年(1223)五月条记载的《倭寇金州》一句,是目前“倭寇”在书面文字里最早的出现。但是这一文句应当被读为《倭寇金州》。可见这里的倭寇还不是一个名词,因而不能从此处理解出当时已经有倭寇这个固定的概念。

倭寇这个词成为固定用语的时间,史学界颇有争议。中村荣孝认为是高丽忠烈王四年(1278)。田中健夫认为是高丽忠定王二年(1350)之后,即《高丽史》和《高丽史节要》等史料在记述1350年在固城,竹林,巨济等地方有倭寇侵略时所说的“倭寇之侵,始于此”或者“倭寇之兴,始于此”。这里的“倭寇”一词显然已经成了惯用语,说明此时倭寇的观念已经固定在朝鲜半岛人的思维里了。

倭寇活动从何年开始,到何年结束,是一个难解的问题。因为“倭寇”一词早在东晋时期已经初次出现,但我们一般认识中那种类似海盗的“倭寇”则是要到14世纪才出现的。所以我们把重点放在14世纪及其之后。

一般相当中国元明时期在东亚海域活动的倭寇被分为“前期倭寇”(14-15世纪)和“后期倭寇”(16世纪)。这两个时期的倭寇无论从活动地域还是组成人员和发生原因,性质上都大不相同。

倭寇的活动地域,从14世纪的朝鲜半岛和日本沿岸发展到中国沿海,到16世纪已经包揽了几乎中国所有沿海地区,势力一度到达台湾和菲律宾,可以说整个东亚的海域都成了倭寇横行之地。

十四世纪到十五世纪的前期倭寇中大多数是日本人,其中有被叫做“禾尺”“才人”的朝鲜半岛贱民阶层的参与。而十六时期的倭寇则以中国沿海人民为主,兼有朝鲜人,日本人,西班牙人,荷兰人的加入。

而产生原因,前期倭寇主要因为蒙古的兴起使得高丽王朝深受压迫,无力再维持和日本地方政权的进奉船贸易。再加上日本国内南北朝内乱,大量御家人(直属于幕府的武士)贫穷难以生活所以形成了前期倭寇。也正是因此,前期倭寇主要掠夺的都是生活用品,比如粮食和人口。

而后期倭寇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明朝的海禁政策,所以后期倭寇集团形成的原因主要走私贸易集团的支持,暴行不代表它的全部面貌。

高丽王朝时代,高丽政府和日本政府并没有建立起官方外交,甚至连礼仪性的使节访问都没有。但从十一世纪之后,经常有日本船只前往高丽进行贸易。这些到高丽做贸易活动的日本人,在《高丽史》中被称作“日本国船头,萨摩州人,筑前州商客,对马岛事务官等通好之人”。因为对马岛离高丽王朝距离最短,岛民也依靠贸易为生,所以这些商人中出身对马的最多。作为进奉商品带去高丽的多数是土特产,但也有珍珠,宝刀,牛马,弓箭,刀剑等品名,许多也都是朝鲜半岛不出产的东西。

到十三世纪中叶,高丽王朝逐渐以“进奉船”称呼这些日本商船。但是高丽王朝对于这种贸易形式并不热衷,限定进奉船每年只能来一次,一次不可超过两艘。而不久之后,兴盛的蒙古帝国开始侵犯高丽,高丽在和蒙古的斗智斗勇中不断虚耗国力,无力再维持进奉船贸易。因此进奉船贸易废止之后,原本依赖此生活的商民,随时有变为海盗的可能。史书当中,14世纪倭寇的出现与进奉船的断绝也近乎是同一时期。

高丽高宗十年(1223年,日本贞应二年)五月“倭寇金州” 。次年(1224年,高丽高宗十一年,日本安贞元年),高丽王朝全罗道按察使的使者来到日本大宰府(七世纪后半叶,天皇朝廷在九州筑前国设立的地方行政机构,管辖西海道九国和壹岐,对马,多祢三岛。执掌外交,兼防外寇),列诉日本人在高丽的掠夺暴行,质问其发生的原因。很显然此次高丽出使就是为了去年日本人侵犯金州之事而来。高丽使节的牒文中明确说了侵犯金州的是旅居高丽的对马岛人,这种暴力破坏了友好关系。

据《高丽史》记载,同年五月,日本国致书来谢“贼船寇边之罪”,愿意修好互市。而大宰府次官武藤资赖甚至无视京都的意见,擅自追捕并在高丽使节面前斩杀九十个日本歹徒。如此大胆的行为可能是为了恢复进奉贸易。

高宗十五年后,《高丽史》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再提及倭寇入侵之事。日本方面的史料明显的也只有《吾妻镜》里的一条,说贞永元年(1232年,高丽高宗十九年)筑前镜社居民袭击高丽,掠夺珍宝而归受到了惩罚。这可能是由于大宰府对海贼的打压和高丽因为与蒙古抗争开始注意沿海防备有关。

元朝两次攻伐日本的事情爱好历史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但是受元朝摧残的高丽远比日本的境遇要凄惨。元太宗窝阔台即位的第三年,也就是1231年,高丽高宗十八年,蒙古就开始对高丽用兵。高丽王朝被迫放弃首都开京,迁移到江华岛,在崔氏武人政权的领导下抵抗蒙古侵略。但蒙古军队在1232年,1235-1239年,1247-1248年,1253-1254年反复进行攻打高丽的战争。直到高丽高宗离开江华岛迎接蒙古使者,派王子做人质,蒙古才撤军。

但1254年,蒙古再次入侵,据说俘虏高丽人民二十万,所到之处化为灰烬。1255年,1257年,1258年又三次入侵高丽,直到1259年高丽投降,王世子前往蒙古为人质,答应迁都开京为止。

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对高丽的政策逐渐怀柔。蒙古与高丽联手攻打日本,也就是文永之役和弘安之役时,正是高丽元宗和忠烈王时期,高丽史里几乎看不到日本入侵的记载。 而到了1350年,高丽忠定王二年,元顺帝至正十年,日本观应元年。一下子就发生了6次倭寇入侵高丽的记录,频率之高前所未有。此时正是日本与高丽断绝关系,元朝再次与高丽发生战争,高丽王朝无比疲敝的年代。这就为倭寇的随时发生产生了条件。从此之后直到高丽王朝倒台的1392年,倭寇骚扰朝鲜半岛沿岸持续了四十年,并愈演愈烈。

高丽忠定王之后的恭愍王时期(1351-1374),是倭寇活动的大规模化时期,相当我国元顺帝至正十一年到明太祖洪武七年。高丽王朝的经济因为倭寇受到很大打击,以至于1358年财政困难,不能支付官员俸禄。在经济危机的同时,军政也走向奔溃,地方行政陷入停滞。为了缓解这种情况,高丽王朝采取了疏散官库的措施,把容易成为倭寇劫掠目标的全罗道等沿海地方的仓库迁移到内陆地区。

高丽恭愍王时期倭寇的特点有三:

第一,行动的目标在于掠夺粮食等生活必需品,也就是以运送租粮的漕船与储藏租粮的官库为主要攻击对象。

第二,倭寇的活动从沿海逐渐深入朝鲜半岛内地,甚至一度到达高丽首都开京附近。

第三,倭寇的规模从二十艘左右的船队发展到有船四百多艘的大规模入侵。

从高丽恭愍王后期,到下一位国王辛禑王时期(1375-1388,明朝洪武八年到明朝洪武二十一年)是倭寇活动的极盛时期。《高丽史》记载,辛禑王初年有一个叫做藤经光的日本人,声称要率其党徒入寇,以恐吓高丽给予其粮食。高丽虽然答应给粮,但是全罗道元帅金先致欲借供给酒食饷宴之机诱杀藤经光。可是计谋泄露,藤经光脱逃,仅仅有三个日本人被捕杀。这个事件以前,倭寇入侵高丽从不刻意屠戮百姓。而藤经光被激怒后,每每入侵必大肆杀戮。高丽的全罗等沿海之地萧然一空。从藤经光的行为,可以从侧面了解到那时候倭寇的猖獗。

而后来朝鲜王朝的开国国王李成桂那时候就是高丽王朝活跃在抗倭前线的一员名将。1380年的时候(辛禑王六年),李成桂在南原山城和倭寇大战,大胜。《高丽史节要》记载:“河流尽为血染,赤色六七日不变。俘获敌马千六百余匹”。从此记载可以看出,此时的倭寇甚至已经发展出来骑兵。

辛禑王时代的倭寇已经有不少高丽贱民的参与。《高丽史》记载,辛禑王八年(1382年)四月,骚扰宁海的倭寇原来是禾尺(也写作水尺)群聚,诈为倭贼。辛禑王九年六月,交州江陵道禾尺与才人诈为倭寇,寇掠平昌,原州和顺兴等地。禾尺,就是从事屠宰牛马,皮革加工,编制柳器的居民。才人则是靠着演假面戏剧和杂技为生的人。两个团体都是传统上受歧视的贱民。他们和真正的倭寇联合劫掠高丽官方仓库。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李氏朝鲜时期。直到李氏朝鲜世宗大王二十八年(1446年),判中枢院事李顺蒙在谈到倭寇成员时还说:“据闻倭人只十分之一二,余皆朝鲜人假着倭服聚众结党为乱。”

深受倭寇骚扰的高丽王朝逐渐意识到光是以武力是无法摆脱这一问题的,于是开始试图与日本进行外交战术。高丽恭愍王十五年(1366年),金逸与金龙为了请室町幕府第二代将军足利义诠禁止倭寇被派来日,两人于次年二月到达京都。当时他们带去日本的国书通告了庚寅年(1350年)以来倭寇在朝鲜半岛肆虐的情况,使节派遣者的名义是元朝征东行中书省(元朝设置在朝鲜半岛的地方统治机构,以高丽国王为最高长官)。

室町幕府对高丽使节的答复是贼船侵犯之事都是四国和九州地方海贼所为,京都方面不可能加以严惩,并首次代替天皇朝廷写了回书,派使者带着鞍马,铠甲等礼物到高丽。此时室町幕府也许是因为还处于草创时期,对国内海贼还不能有充分的控制,只能表示这种暧昧的态度。不过此次交涉也并非没有效果,《高丽史》恭愍王十七年(1368)没有关于倭寇的记载。以后辛禑王三年(1377)判典客寺事安吉祥前去日本所带的请禁贼书中也提到:“丙午年间,差万户金龙等报事意,即蒙征夷大将军禁约,稍得宁息。”这就是恭愍王时期这次交涉取得的实际效果。

另外,同样在恭愍王十七年,高丽王朝和日本对马岛的统治家族宗氏建立了通交关系。这年七月,对马岛万户遣使高丽,闰七月高丽派李夏生到对马,十一月对马岛万户的使者到高丽,高丽又赐给大米千石。

高丽与室町幕府的交涉固然取得了一定成功,但这种外交使节的派遣不知为何就中断了。所以从第二年起倭寇又开始活动,最终导致了高丽辛禑王时期的严重倭乱。于是高丽再次采取外交交涉策略,辛禑王时期高丽一共向日本派遣了五次使者,即辛禑王元年(1375)一次,三年二次,四年一次,五年一次。被任命为使节的有判典客寺事罗兴孺,判典客寺事安吉祥,前大司长郑梦周,版图判书李子庸,前司宰令韩国柱,检校礼仪判书尹思忠。这些人都是高丽的大官,其中不乏郑梦周之类的名臣。他们不仅同室町幕府,还同今川氏(足利氏的一个支族)和大内氏(日本中国地方西部和北九州的守护大名家族)保持稳固的联系。努力使日本送还被掳走的高丽人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

1392年,早已掌握高丽王朝实权的将领李成桂取代高丽恭让王,李成桂建立李氏朝鲜政权。李成桂(朝鲜太祖)即位当年,就派遣僧人使者,请求室町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禁止倭寇。足利义满接受了朝鲜的要求,决定让九州地方武士禁止贼船,送还被掳走的人口,并让儒僧绝海中津写了回书,以寿允为使者送到朝鲜。 日本国内也出现了以九州探题(探题为幕府官名,驻边远重要地方,掌管政务和诉讼,并负责治安和防御外寇)今川了俊为首的对送还被掳人口热心效力的人物。

朝鲜太祖四年(1395),今川了俊致书朝鲜,说最近海贼比以往已经减少了八九成。今川了俊被大内义弘诬陷被召回京都后,大内氏代替今川氏出面和朝鲜交涉。大内义弘趁着今川了俊回京,新任九州探题涩川满赖到达之前的短暂机会,开始了和朝鲜的交往。

1395年12月,大内义弘遣使向朝鲜进贡土特产,次年三月遣禅僧通竺和永琳到朝鲜通报禁贼和送还被掳人口,同时求朝鲜赐大藏经。1397年,大内义弘又派永范和永廓到朝鲜,朝鲜遣前秘书监朴惇之为回礼使与永范等人到日本去。 朴惇之一行人于1398年夏到达日本,经过山口进入京都,要求足利将军禁止倭寇。足利义满欣然同意之后,朴惇之于1399年5月回到朝鲜。

与此同时,足利义满派人送回朝鲜人口百余,并请朝鲜赐大藏经木版和佛具。当时足利义满采取的外交形式还不是直接送外交文书给朝鲜国王,而是命大内义弘和朝鲜通好。

1399年7月,大内义弘以其先祖出身百济国为理由,向朝鲜索要土地。也就是说因为大内氏的先祖是百济圣明王第三王子琳圣太子的子孙,所以希望在先祖故土获赐土地。此时是朝鲜第二代国王定宗李芳果在位,定宗让都评议使司讨论了这个要求,但是最后采纳了土地不可赐予的意见。不过因为这年十月大内义弘背叛幕府发动应永之乱,十二月在堺市兵败自杀,请求朝鲜赐予土地的要求也就不了了之了。

倭寇之所以在高丽王朝时期能够大逞凶威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高丽的土地制度紊乱并由此带来了军备的废弛。

高丽初期的土地制度模仿中国唐朝,以公地为原则。凡是文武百官,府兵,乡吏以及其他国家职务者,按其地位高低分别赐予不同数量的田地和柴地,谓之为田柴科。功臣则赐给功荫田柴允许世袭。各官府衙门,赐予公廨田。寺院和王室贵族赐给赐田。租税入国库的叫做公田,租税入私人的土地为私田。

但从高丽王朝中期后,农庄私有土地扩大,土地制度开始混乱。农庄私有土地的增加,虽然增加了王室和官僚的收入,但却减少了国库的收入，甚至使得国库一度不能支付官员俸禄。另外,由于田柴科制度的崩溃,公民纷纷逃散流亡。公民的徭役比奴隶还严重,以至于只能卖妻鬻子,挨门乞食,甚至出现了公民全部逃亡的州郡。蒙古的入侵与倭寇的侵略正是在这种土地制度紊乱的时期发生的。禾尺和才人这样的贱民假冒倭寇的社会条件充分成熟。

田制紊乱的同时,军备制度松弛。府兵成了贫穷者的军队,既无衣食,又没有休息,相继逃亡。私田的扩大引起了私兵的增加,但是私兵的增加是沿着抑制公田,使公民变为私民进行的。这使得高丽王朝的经济陷入了毁灭的深渊。

高丽王朝灭亡前夕,执掌大权的李成桂大胆进行田制改革,没收农庄土地作为科田分配给官僚。科田与田柴科不同,允许私有,耕种科田的佃户的地位得到保证,同时也被紧紧束缚在土地上。李成桂采取强化官僚阶层的地主,农奴支配者性质的方针,这就既消灭了倭寇活动的根源,又奠定了朝鲜王朝建国的基础。

军备也随着倭寇活动的激化而逐渐得到整顿。高丽恭愍王二十二年(1373)提出建设水军的议案。辛禑王又新设火药局,制造火药,进行水上战斗与火炮的训练。辛禑王六年(1380)倭寇袭击镇浦时,高丽装载火药的兵船冲入贼船阵中,烧毁了全部敌船。朝鲜王朝建立以后,军备更加充实。朝鲜太祖六年(1397)年,据记载当时“近年以来,营造兵船,沿边守御,贼不敢近,居民土著,战舰之功,诚为最大。”经过朝鲜定宗到朝鲜太宗李芳远时,水军配备更加完善。太宗八年(1408),各道兵船增加185艘,全国兵船总数达到613艘,水军兵员总额达到五万五千多人。此外还努力在沿海修建烽火,建造城池。并重赏对倭作战有功的将领,惩罚作战失利的将领,赞赏倭寇入侵时不屈而死的妇女为贞洁烈女,以此在人民心中树立抗倭意识。

正当朝鲜王朝的外交活动和军备扩充得到显著成效时,倭寇采取了一种自掘坟墓的活动,就是向朝鲜半岛内陆地区入侵。因为沿海地方已经被蹂躏殆尽,税粮又改为从陆路运输,使得倭寇不得不深入朝鲜内地。但是与在沿海地区活动不同,深入内地的倭寇就常常遭遇全军覆没的危险了。

对于最后挣扎的倭寇,朝鲜决定采取怀柔政策。即诱劝倭寇首领降服归顺,如果降服就赐给田地和家具给予优待。降服的日本人被朝鲜称作“投化倭人”,“降倭”,“向化倭人”等。

投化倭人最早的例子见于高丽恭愍王十八年(1369),但是投化倭人急剧增加是进入朝鲜时代以后。朝鲜太祖五年(1396),有倭船六十艘在宁海丑山岛投降,其首领被朝鲜任命为宣略将军。次年二月,朝鲜赐给米三十石,豆二十石,十月又赐给米豆共五十石。这一事件发生后,投化倭人的数量不断增加,甚至其中有不少后来也参与了朝鲜对抗倭寇的行列。

当然,投化倭人中也有不少技术人员,比如后来被朝鲜任命为典医博士的原海,船匠藤次郎等。朝鲜太宗七年从对马岛前往朝鲜的投化倭人平道全,晋升为员外司宰少监和上护军等官衔,在朝鲜和日本的外交活动和防御倭寇的工作上很活跃,甚至在己亥东征时担任忠清道助战兵马使。投化倭人中被授予朝鲜官职的叫做“受职倭人”,由朝鲜政府赐予与位阶相当的官服。后来还出现了住在日本而由朝鲜授官的成为受职倭人的日本人。这种住在日本的受职倭人被允许一年一次穿着朝鲜官服,带着告身(任命状)到朝鲜接受招待。因为他们被允许同时进行贸易,所以受职在另一方面就等于给予进行贸易的权利。

朝鲜对倭寇实行的怀柔政策之二是允许通商。根据史料记载,倭寇活动减少的同时,出现了西部日本豪族频繁派遣人到达朝鲜的情况。派遣使人最多的是对马岛的宗氏一族,此外还有大内氏和涩川氏,肥前松浦党诸氏,筑前宗像氏,少贰氏,肥后菊池氏,萨摩岛津氏,伊集院氏,新纳氏等许多豪族。

这些日本豪族的使人被朝鲜称作“使送倭人”,“客倭”或“使送客人”并受到接待。但是这些使人不一定是那些日本豪族的家臣,既有从前的倭寇也有商人,还有一人兼任多个豪族使人的情况。

朝鲜起初对于使送倭人的到来并不加以限制,导致后来接待使送倭人成为巨大的经济负担。朝鲜太宗十四年(1414),这一年日本对马岛的宗茂贞使人34人,少贰氏使人31人,壹岐使人20人,日向州使人20人,一共105人到达朝鲜,在蔚山要求梵钟,愤于朝鲜赐予的迟缓,以至于拔刀动武。朝鲜方面以此次暴动事件为契机,限定以后只有宗氏,大内氏,少贰氏和九州探题等十个豪族才能派遣使送船到朝鲜。使送倭人的入港地也限定为庆尚道沿岸各地,朝鲜世宗时代又规定除富山浦,乃而浦和盐浦之外,其余各地一律禁止停靠。与使送倭人相并列,还有兴利倭人频繁出入朝鲜,正如朝鲜用“商倭"或“贩卖倭人”的名称称呼他们那样,是为进行贸易到朝鲜的日本人。朝鲜太宗七年(1407)之后,来朝鲜的兴利倭人必须携带他们所居地日本首领发给的渡海到朝鲜的证明书。

使送倭人和兴利倭人从朝鲜带回日本的物品,有虎皮,豹皮,麻布,白苎布,红缎子,绢,席子,人参,松子,糙米,黄豆,烧酒,清酒,蒜,干柿子,黄栗,银钟,银盂,天鹅,银鱼,衣服,马鞍等。这些东西都是作为对壹岐,对马,松浦地方豪族与少贰氏的回赐品记录下来的。

朝鲜从高丽那里继承下来的外交交涉与军备扩充,诱劝倭寇降服,许可通商以及倭寇自身过于深入内地自取灭亡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使得倭寇集团不得不发生变质与分解。

倭寇改变身份的方向有三,第一转化为投化倭人,第二转化为使送倭人或兴利倭人,第三继续当海贼。继续当海贼的场合,也停止了在朝鲜半岛的掠夺活动,专门以中国大陆作为活动舞台。但是,第一种人变成第三种人,第三种人变成第二种人的情况也时有发生,这三者的区别只不过是表面现象的区别,实际可能并不分的那么清楚。

㈥ 有什么古风浓郁的地方，就是像古文里的烟雨江南，人们习惯穿汉服出门。古风建筑，小河中的小船。

安徽宏村
宏村位于安徽省黟县东北部，始建于南宋绍熙年间（公元1131年），至今800余年。它背倚黄山余脉，云蒸霞蔚，恰似山水长卷，融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为一体，被誉为“中国画里的乡村”。2000年11月30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宏村是中国古代依据仿生学建造的，具有独特造型的“牛型村落”——“山为牛头树为角，桥为四蹄屋为身”。始祖汪九是唐初越国公汪华的后裔。村子始建于宋代，数百户粉墙青瓦、鳞次栉比的古民居群，特别是精雕细镂、飞金重彩的承志堂、敬修堂；气度恢宏、古朴宽敞的东贤堂、三立堂；森严的叙仁堂、上元厅等祠堂和南湖书院；巷门幽深，青石街道旁古朴的观店铺……，同平滑似镜的月沼和碧波荡漾的南湖，雷岗上参天古木、民居庭院中的百年牡丹与探过墙头的青藤石木，构成一个完美的艺术整体。真可谓是步步入景，处处堪画，同时也反映着悠久历史所留下的广博深邃的文化底蕴。至清代宏村已是“烟火千家，栋宇鳞次，森然一大都会矣”。
全村现保存完好的明清古民居有140余幢。宏村是中国古代依据仿生学建造的，整个村落呈“牛”型结构布局——“山为牛头树为角，桥为四蹄屋为身”，被誉为当今世界历史文化遗产的一大奇迹。那巍峨苍翠的雷岗当为牛首，参天古木是牛角，由东而西错落有致的民居群宛如宠大的牛躯。以村西北一溪凿圳绕屋过户，九曲十弯的水渠，聚村中天然泉水汇合蓄成一口斗月形的池塘，形如牛肠和牛胃。水渠最后注入村南的湖泊，鹆称牛肚。人们又在绕村溪河上先后架起了四座桥梁，作为牛腿。历经数年，一幅牛的图腾跃然而出。这种别出心裁的科学的村落水系设计，不仅为村民生产、生活用水提供了方便，更创造了一种“浣汲何妨汐路远，家家门前有清泉”的良好环境。宏村依山伴水而建，村后以青山为屏障，地势高爽，可挡北面来风，既无山洪暴发冲击之危机，又有仰视山色泉声之乐。八九百年前的建村者便有先建水系后依水系而建村的前瞻，所以使它有了水一样的灵性，这也正是它比其他徽派建筑的村落更具魅力的原因。
重庆合川涞滩古镇

涞滩镇位于美丽的渠江边，是重庆市级风景名胜区涞滩----双龙湖风景区的重要组成部分，重庆小十景之一，距重庆城区85公里，交通十分方便。从重庆合川城出发往东北方向约42公里就是养在深闺中的涞滩古镇了。
涞滩古镇原名叫涞滩古寨，始建于清嘉庆年间,距今已200多年。由于傍着渠江，涞滩古寨商贾云集，街市兴旺，依山而筑的二佛寺也香火不断，是盛极一时的风水宝地。
古镇内的二佛寺是重庆巴渝小十景之一,摩崖石刻造像是国内罕见的佛教禅宗造像集聚点,1956年被列为四川省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靠近涞滩，远远就能看见古瓮城城门。古瓮城是涞滩寨的一景，尽管当年绵延环抱的古城墙已不复存在，短垣残墙也足以让人体会到历史烙下的痕迹。是川东地区惟一保存完好的古代防御设施,它四面开设城门,内外两层围合,形似石瓮,有“瓮中捉鳖”之意。
穿过古城门，就是古镇的老街。老街显得苍桑、安静，青石路曲曲折折一直延伸到渠河边。两旁老式木楼保存得相当好，商店、人家、茶馆邻次阶比，但是热闹景象早已时光不再。街的另一头有一座建于清光绪年间的太平池，池子里储满了水，当地居民传说池子里的水干不得，一干就要发生火灾，因此街上的居民轮流担水以保持水池的水不干涸。
涞滩古镇距合川市区42公里，濒临渠江，并与风景秀美的双龙湖相邻。涞滩古镇瓮城和城寨依然保存完好，是典型的古代山城防御工事，其清代风格的老街和民居依然纯朴端庄。涞滩最为有名的还是二佛寺
福建培田古村

培田客家古村位于福建省闽西山区连城县宣和乡境内的培田村，至今仍保存着（全国）较为完整的明清时期古民居建筑群。其精致的建筑，精湛的工艺，浓郁的客家人文气息，堪与永定土楼、梅州围龙屋相媲美，是客家建筑文化的经典之作，人称“福建民居第一村”、“中国南方庄园”，有“民间故宫”之美誉。2005年11月12日，在第二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村）评选中，培田荣获“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村）”的称号。
培田古村，被誉为“福建省民居第一村”。因为培田的祖先给这个面积仅13．4平方公里、住户300多家，村民仅1000多人的小小村落留下一笔巨大的遗产：培田村保存着30幢大宅、21座祠堂、6处书院、1条千米古街、2座跨街牌坊、4处庵庙道观，总面积达到7万平方米。全村建筑的博大、保护的完好、珍藏品的多、文化底蕴之深，为外界所叹服。
培田村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著名的冠豸山、笔架山、武夷山余脉自北向南直落此地，好像被三龙怀抱，村外的五个山头，则又像是五虎雄据，风景宜人。而在明、清时期，培田村处于长汀、连城两县官道的驿站上，同时又是汀州、龙岩等地竹、木、土纸及盐、油等日用百货的水陆中转站。清代邮传部官员项朝兴为此在“至德居”题联“庭中兰蕙秀，户外市尘嚣”，如实描述了当时培田村庭内的优雅和街市的繁华。
正是培田钟灵毓秀的自然环境和重要的地理位置，以及客家先祖长期耕读为本和勤勉立业的精神，历经百年风雨，最后形成了培田深厚的历史文化和经济的空前鼎盛，并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明清客家乡土建筑群。
走过了几百年的培田古村，以其古朴，深厚的文化内涵吸引着山外的游客，在这里人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已经远离我们的生存环境，生活方式。而旅游时代的到来，使它这个深藏于深山的古老村落展现在世人面前，现代的人也因此重新审视它的文化的价值，成为了不可多得的人文景观，漫步于古村落之中，我们的思绪会飘向遥远
浙江乌镇
乌镇位于浙江省北部，京杭大运河西侧。地当水陆要冲，俗称两省（浙江，江苏）、三府（嘉兴，湖州，苏州）、七县（乌程，归安，崇德，桐乡，秀水，吴江，震泽）交界之地。
乌镇原以市河（车溪）为界，分为乌青二镇，河西为乌镇，属湖州府乌程县；河东为青镇，属嘉兴府桐乡县。清朝文人施曾锡所作《双溪竹枝词》：“苕溪清远秀溪长，带水盈盈汇野矿，两岸一桥相隔住，乌程对过是桐乡。”正是当时乌青二镇地势的形象写照。
据乌青镇志记载，春秋时此地为吴疆越界，秦汉为乌程由拳分境，唐咸通年间始正式称镇，南宋嘉定年间，以市河为界分为两镇，解放后，市河以西的乌镇划归桐乡县，才统称乌镇。
如今，乌镇不仅是浙江有名的水乡集镇，而且成了国内外研究茅盾著作的专家学者向往的地方。可以预见，不久的将来，乌镇经过整修建设，将更添秀色
山西皇城相府
这是中国清朝康熙大帝的老师、《康熙字典》的总裁官、文渊阁大学士光禄大夫陈廷敬的故居，位于山西省阳城县北留镇皇城村，枕山临水、城墙雄伟、雉堞林立，房屋则朴实典雅、错落有致，是一座别具特色的城堡式建筑群。
建筑群分内城、外城两部分，有院落16座，房屋640间，总面积36580平方米。内城始建于明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有大型院落八座，为明代建筑风格。尤其是七层百尺河山楼及附属建筑107间藏兵洞，是明代建筑中的珍品，也显示出古老古堡风格。
外城完工于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建有前堂后寝、左右内府、书院、花园、闺楼、管家院、望河亭等，布局讲究、雕刻精美。康熙御赐的“午亭山村”匾额及对联“春归乔木浓荫茂，秋到黄花晚节香”至今保存完好。
整个皇城相府的建筑特征是：依山就势、随形生变、层楼叠院、错落有致、古朴庄严、浑厚坚固。在河山楼内还有井、碾、磨，并有暗道直通城外，聚甲藏弩、护城保庄、抵御外侵。
皇城相府的礼制建筑，也给中华民族留下了一笔丰厚而值得研究的历史文化遗产。外城城门外有高达8米的御书楼，康熙帝御赐的“午亭山村”石刻匾额及对联“春归乔木浓荫茂，秋到黄花晚节香”至今保存完好。 外城内有大小石牌坊两座，铭刻着“德积一门九进士、恩荣三世六翰林”之功德。同时，保存完整的康熙帝在陈廷敬病重期间和病故后亲赐的御碑，表达了康熙对陈庭敬的敬重，是对陈廷敬生荣死贵的最好记录。这里，御碑之多、御书之富、保留之完整，为国内少见
江西上饶婺源古村
婺源是江西省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古县，婺源古属徽州，唐开元28年为府治。人文之风，始于东晋乱世之北方士族南迁，以“东南邹鲁”闻名。

灵岩古洞群、古树名木、明清建筑及古文化，是婺源风景的四大特色
云南和顺古镇
在云南西部，靠近中缅边界的腾冲县，有一处古典秀美的江南乡村——和顺乡。这是一处人间秘境，保存着云南最具古典风格的乡村景致和明清以前的许多建筑和民风民俗。

时光易逝，岁月无情。曾经拥有的精致生活、华丽排场已经散去，葬入历史的尘土。

出腾冲县城4公里，穿过一片稻田，在蛙声中跨过石桥就到了和顺乡。和顺源于“云涌吉祥，风吹和顺”的诗句，是古代川、滇，缅、印西南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和著名的侨乡。

乡村道路旁屹立着供人避雨的灰色的风雨亭，潺潺溪流和睡莲间的具有明代风格的洗衣亭，依然有少妇在水边的厚木板上捣衣洗菜，白鹅像唐诗描写的那样在龙潭里悠游。百年前建造的画栋、雕梁、家具、牌坊、文庙、匾额完好如初，虽被风雨褪尽色彩，却更加赏心悦目，衬托出了灵秀乡村的厚重古韵。这些都使和顺具备了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积淀了浓郁的人文气息并与这里田园牧歌式的乡村秀美自然风光“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过双虹桥，来到和顺乡的水锥村，只见一栋栋密集的古宅环山而建，粉墙黛瓦，整洁美观。宅屋间有一条条深幽的街巷，把整个村庄连为一体。看得出，这是一个规模不小，建筑形制也经过规划、设计的村寨，曾经有过辉煌。村上的几处宗氏祠堂修得格外富丽，显示着家族的威仪，让人揣想到每一姓人家，经历了沧桑艰辛后，在祖居故土上的耀祖光宗
河南开封朱仙镇
河南开封县的朱仙镇，位于河南省开封市南20公里处，与广东的佛山、江西的景德、湖北的汉口同为我国的四大商埠重镇。相传战国为朱亥故里，亥居仙人庄，故名朱仙镇。朱亥本是一位屠夫，因勇武过人，被信陵君聘为食客，以后曾在退秦、救赵、存魏的战役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信陵君的盖世英名也是与他发现和任用朱亥分不开的。

朱仙镇的全盛时期是明末清初。当时全镇面积为25平方公里，人口二十多万，民商四万多户。镇内街道纵横、百货云集。贾鲁河将全镇分为东镇和西镇。明清两代东镇是重要市街。乾隆以后，因黄河决溢，镇中屡遭水患，东镇地势较低，商贾多由东镇移至西镇。

朱仙镇木版年画起源于唐，兴于宋，鼎盛于明清，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是我国四大木版年画之一，

岳飞曾在这里大败金兵，取得朱仙镇大捷。岳飞曾有以五百精骑大破十万金兵的壮举，金兀术也不得不感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江苏光福古镇
多年的悠久历史，位于苏州市古城西南28公里的太湖之滨，南邻太湖区，西邻太湖、北通长江，光福自有“湖光山色，洞天福地”之美 有“湖光山色，洞天福地”之美称，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享有“鱼米之乡”，“四季有果”之美称；光福是传统工艺之乡，苏绣的发源地之一，精湛的雕刻工艺巧夺天工；光福人文景观，名胜古迹密集，吴文化内涵深厚，形成了多层次的旅游专线，是国家太湖名胜风景区之一。光福主要的景点有邓尉山坞、铜观音寺、光福塔、司徒庙等位于邓尉山坞，是我国四大探梅胜地之一。邓尉梅花甲天下，以其历史悠久，品种繁多著称于世。明代文人姚希孟曾在《梅花杂咏》一文中说：“梅花之盛不得不推吴中，而必以光福诸山为最”，梅花盛开时，繁花似雪，暗香浮动；微风吹过；香飘数十里。山上有“闻梅馆”、“梅花亭”清康熙年间江苏巡抚宋荦题书的“香雪海”摩崖石刻和乾隆皇帝探梅御诗碑刻。周围还有数百亩梅林，形成“登楼观梅、入园探梅、进廊揽梅、登山赏梅”四大赏梅景点。
??铜观音寺原名光福神寺，始建于梁代天监二年（公元503年）。几经兴衰，现存殿宇是清道光十二年（公元1813年）建筑，宋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有个农民在光福神寺旁取土，挖得铜观音像一尊，后送至寺中，于是被改为铜观音寺。寺内殿宇富丽堂皇，除大雄宝殿，观音殿，还有金刚殿、西方殿等。廊壁碑碣古刻，古香古色；寺后亭、台、池、榭、点缀雅致；奇卉怪石，罗列其中；树林青郁，景色迷人。
??光福塔又称舍利佛塔。坐落于龟峰山巅，始建于梁大同年间，距今一千四百多年，1998年修葺一新。塔为四方七级，高38米，身边宽5.18米。光福塔踞山临湖，景色旖旎，犹如一幅洗炼的中国画展现在游人面前。登临塔山纵眼四望，但见高处峰峦攒簇，低处层林叠翠，湖光山色，相互掩映，给人以“不在画中，似在画中”之感。
??司徒庙位于邓尉山山坞的梅林丛中，相传东汉大司徒邓禹晚年就隐居于此。庙里供奉着邓禹塑像，院内有当年邓禹种植的汉柏四株，已历1900余年，清乾隆帝下江南巡视曾多次观赏，并赐四株古柏为“清奇古怪”，洵为天下奇观。明代《楞严经》、《金刚经》石刻保存在庙内。据此，江苏省人民政府已将这组古刻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江苏周庄
周庄位于江苏省昆山市西南，“镇为泽国，四面环水”，被誉为“梦里水乡”，古称贞丰里，是江南六个著名古镇之一。其地理位置在苏州老城和杭州西湖之间。
周庄虽历经900多年沧桑，仍完整地保存着原有的水乡古镇的风貌和格局。镇上有近百余幢古宅，半数以上是明清之际的建筑。六十余座砖雕门楼。窄直的河道上横卧着二十四座石桥，其中元至清古桥十余座。全镇以河成街，桥街相连，依河筑屋，深宅大院，重脊高檐，河埠廊坊，过街骑楼，穿竹石栏，临河水阁，古色古香，水镇一体，呈现一派江南水乡“小桥、流水、人家”的古朴幽静。
波光粼粼的水巷，小船轻摇，绿影婆娑，返朴归真的游人会情不自禁地吟诵元代名句：吴树依依吴水流，吴中舟楫好夷游。
来到周庄，沿着古老的青石板路往里走，一幢幢凝固了历史痕迹的明清时期的旧房、雕花的门楼、门前的石阶、临水的小桥在静静地迎接你，似乎在向你倾诉着周庄的宁静与雅致。周庄并不大，她的整个布局是由几条“井”字形的河流分隔成块，中有众多小桥连接，依河筑屋，依水成街，因而周庄之美就美在她的旧房、她的小桥、她小河里的潺潺流水。
周庄人家尽枕河，水巷小桥多，全镇共有二十四座古桥，构成周庄一绝。桥的造形有拱形、梁式，桥洞有单孔、多孔，材料有花岗石、武康石、青石，大小不一，风格各异，蔚然可观。其中名闻遐迩的是双桥，双桥俗称“钥匙桥”，由石拱桥世德桥和石梁桥永安桥联抉而成，桥面一横一竖，桥洞一方一圆，构成奇丽的景致。1984年，著名中国旅美画家陈逸飞来周庄，为之流连不去，后创作油画《故乡的回忆》，此画1994年由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哈默买下后赠送给邓小平同志，于是传为佳话，周庄因此走向世界。
除双桥外，中市街东的富安桥也引人注目。此桥初建于元至正年间(1341－1368)，明清问几次重修。桥之四角有楼，飞檐朱阑，黛瓦粉墙，临波拔起。登临这座国内罕见的桥楼，周庄便一览无遗了。
水乡往来最方便的就是乘船。在交织的河道上，小船往来穿梭，船家与河岸上的路人，与石阶上浣纱的妇女，与擦肩而过的船上人家轻快地招呼问候，互做买卖，犹如一幅恬静的江南水乡画卷。
从双桥沿北市街往南是明代建筑玉燕堂，清初归张氏所有，俗称“张厅”。过门厅为天井，两侧厢楼，上下有明瓦窗户。大厅轩敞明亮，柱础为木质，是明代建筑标志。大厅东有幽暗深长的陪弄，壁间有灯龛。至陪弄底，小河贴墙根而来，又穿水阁而去。至此拓一丈见方的水池，供船交汇和掉头，四周砌花岗石驳岸。驳岸上是沿河人家的后窗，窗前有吴王靠，阑下有如意形缆船石。后院翠竹摇曳，花木扶疏，有一太湖石，玲珑剔透，峰峦如飞燕，故称“玉燕峰”。
除张厅外，周庄的标志性建筑，还有具有徽派建筑风格的七进五门楼的沈厅，殿宇森严、终日香火缭绕的澄虚道院，以及古往今来文人墨客吟诗咏赋的迷楼，这些都是古建筑中的瑰宝。
正是周庄的桥，周庄的小河，周庄的老房，使得中国当代画家吴冠中断言：黄山集中国山川之美，周庄集中国水乡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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