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炎家居

A. 客家的歷史來源

「客家」一詞，在客家語與漢語廣東方言中均讀作「哈嘎」（Hakka），含有「客戶」之意。《辭海》中是這樣解釋的：相傳在4世紀初（西晉末年），生活在黃河流域的一部分漢人因戰亂南遷渡江，至9世紀末（唐朝末年）和13世紀初（南宋末年）又有大批漢人南遷粵、閩、贛、川……即現在的廣東、福建、廣西、江西、湖南、台灣等省區以及海外。為了與當地原居土著居民加以區別，這些外來移民自稱自己是「客戶」，是「客家」，是「客家人」。 由此可見，客家人的祖先源自中原，是從中原遷徙到南方，是漢民族在中國南方的一個分支。客家人的主要聚集地在贛南、閩西、粵東，那裡有29個縣是「純客縣」。在宋末以前，寧化是客家人南遷的集散中心；在明末清初，嘉應州（現梅州市）是客家人的集散中心。客家人以此為軸心向中國南方逐漸擴展並形成了一個獨特的民系——客家民系，成為漢民族8大民系中重要的一支。 據考證，客家人的先民，有過6次大規模的南遷： 第一次南遷是在秦始皇時代。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後，為了政治和軍事的需要，派兵60萬人「南征百越」。南下的秦軍，從閩粵贛邊入抵揭嶺（即揭陽山，今揭陽縣北150里），直抵興寧、海豐二縣界。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再派50萬兵丁「南戍五嶺」（今兩廣地區）。這些兵丁長期「戍五嶺，與越雜處」。秦亡後，兩批南下的秦兵都留在當地，成為首批客家人。 第二次南遷是在東晉「五胡亂華」時期。當時，為了避難，一部分中原居民輾轉遷入閩粵贛邊區。稍後，由於南北對峙，又有大約96萬中原人民南遷至長江中游兩岸。其中一部分人口流入贛南，一部分經寧都、石城進入閩粵地區。 第三次南遷是在唐末黃巢起義時期。先是唐代安史之亂，給百姓帶來巨大災難，迫使大量中原漢人南逃。唐末黃巢起義，又有大批中原漢人逃入閩粵贛區。如宗室李孟，由長安遷汴梁，繼遷福建寧化古壁鄉。固始人王緒、王潮響應黃巢起義，率光、壽二州農民起義軍五千下江西，致使閩贛邊一帶人口激增。 第四次南遷是宋南渡及宋末時期。金人入侵，建炎南渡，一部分官吏士民流移太湖流域一帶。另一部分士民或南渡大庚嶺，入南雄、始興、韶州；或沿走洪、吉、虔州，而後由虔州入汀州；或滯留贛南各縣。南宋末年，元軍大舉南下，又有大量江浙及江西宋民，從蒲田逃亡廣東沿海潮汕至海南島。 第五次南遷是在明末清初時期。其時，生活在贛南、粵東、粵北的客家人因人口繁衍，而居處又山多地少，遂向川、湘、桂、台諸地以及粵中和粵西一帶遷徙。這次大規模的遷徙，在客家移民史上被稱作「西進運動」。四川的客家基本上來源於這次「西進運動」。當時四川人口因戰亂、瘟疫及自然災害銳減，清政府特別鼓勵移民由「湖廣填四川」。 第六次南遷是19世紀中葉太平天國時期。當時為避戰亂，有一部分客家人遷徙到南亞，有的被誘為契約勞工，被押往馬來西亞、美國、巴拿馬、巴西等地。 除以上6次大規模的南遷外，中原漢人也有因旱災水患逃荒而南遷者，另有歷代官宦、貶謫、經商、游學而定居閩粵贛邊地區的，但並不是所有南遷的漢人都成為客家人，他們中只有閩粵贛系和源自這一系的人，才被稱為客家人。 據統計，現在生活在中國大陸的客家人，主要分布在廣東、江西、福建、四川、湖南、湖北、貴州、台灣、香港、澳門等地區，總人口達5000萬以上，占漢族人口的5%。在國外，客家人主要分布在東南亞的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新加坡，東亞的日本、朝鮮，美洲的美國、加拿大、巴西，歐洲的英國、法國、荷蘭、比利時、盧森堡、德國和奧地利等80多個國家和地區，有3000萬之眾。 客家先祖原本居住在北方，後來搬遷到江南，分住贛、粵、閩、湘、台、瓊諸省，並逐漸散及國外，漫布全球。贛南是客家先民南遷的第一站，也是客家人數最多居住最集中的地區之一。「客家」這一稱謂的來歷是與客家先民的遷徙相關聯的。對其居住地而言，這些人是從別處搬遷過來的「客」，可以說，離開了遷徙就不會有「客家」這一稱謂。 客家人遷徙的原因多種多樣。早期則主要是源於災害的脅迫。諸如殘酷的戰爭、水、旱、蟲等特大自然災害的打擊及瘟疫的流行。中國歷史上每次大規模的戰亂，幾乎都造成了客家人的大遷徙。據史料記載，南北朝時期就有過客家先民的大遷徙。試想，在漫長的歲月里，「五胡十六國」，戰火不斷，哀鴻遍野，不逃離能活命嗎？據說我們陳氏先祖就是在那個時期離開豫西故土輾轉來到江西最後定居贛縣的。「月是故鄉明」啊，開始，先民們也許只想暫時客住一段時間，但慢慢地也就習慣了。於是建造房舍，開墾田地，畜養豬牛，長久地居住下去。由暫時的客住到長久的家居。就這樣，也就永遠的「客家」了！ （轉）

B. 楊萬里簡介

楊萬里（1127年-1206年），字廷秀，號誠齋。江西吉州人（今江西省吉水縣黃橋鎮湴塘村）。南宋大詩人。紹興二十四年（1154年）進士。歷任國子博士、太常博士，太常丞兼吏部右侍郎，提舉廣東常平茶鹽公事，廣東提點刑獄，吏部員外郎等。反對以鐵錢行於江南諸郡，改知贛州，不赴，辭官歸家，閑居鄉里。

在中國文學史上，與陸游、范成大、尤袤並稱「南宋四家」、「中興四大詩人」。他作詩25000多首，只有少數傳下來。淳煕六年（1179年）至十一年任職廣東，發現惠、潮等州外皆無軍營，將士皆居城中，遂奏請同意，在所有諸路鄉間外砦蓋造廨舍營房，不準士兵遷駐城內。

在惠州先後寫下膾炙人口的詩作如《白鶴峰》《游東坡故居》《解舟惠州新橋》《游豐湖》等，其中《游豐湖》是惠州西湖歷代名詩之一：「三處西湖一色秋，錢塘潁水及羅浮，東坡原是西湖長，不到羅浮便得休」。其人其詩在惠州影響很大，被祀於西湖畔的景賢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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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萬里是一位愛國者，又是一位政治家。他力主抗戰，反對屈膝議和。在進奏皇帝的許多「書」、「策」、「札子」中，他一再痛陳國家利病，力排投降之誤，愛國之情溢於言表。面對中原淪喪、江山唯余半璧的局面。

他指出：「為天下國家者不能不忘於敵，天下之憂，復有大於此者乎！」（《千慮策·國勢上》）告誡統治者要時刻不忘備敵謀敵、御敵制勝。他既大膽批評孝宗經過符離之敗，「前日之勇一變而為怯，前日之銳一變而為鈍」（《千慮策·君道中》），又堅決反對一些人輕易用兵、盲目冒進。

主張以「守而取」（《與陳應求左相書》）的積極、慎重策略，穩步進取，先實國力而後圖恢復，以求最終勝利。他看重和同情人民，認為：「民者，國之命而吏之仇也。」（《千慮策·民政上》）將國家命運系之於人民，指斥官吏只會敲骨吸髓地壓榨人民，激起人民的仇恨、憤怒和反抗。

因此，他提醒光宗要節財用、薄賦斂、結民心，民富而後邦寧，興國之計，就在於此（《轉對札子》）。楊萬里為人清直，個性剛褊。孝宗貶他「直不中律」，光宗稱他「也有性氣」（《鶴林玉露》甲編卷四）。

C. 為什麼說浙江衢州是孔子第二故鄉呢

因為在孔子死後大約一千六百年，金兵南侵、宋高宗趙構倉促南渡，孔子第48代裔孫、襲封「衍聖公」的孔端友，帶著孔子和亓官夫人的一對楷木像，率領族人辭別曲阜故土南遷，最終被南宋朝廷賜家於衢州。

孔端友的弟弟孔端操仍然留在曲阜，這便是孔氏南北兩宗的開始。公元1255年，宋理宗敕建衢州孔氏家廟，孔子後裔紮根此處繁衍生息，衢州逐漸成為孔氏的第二大聚居地。

孔氏家族遂分為南北兩宗，南宗嫡裔至此紮根於衢州，繁衍生息八百多年。衢州也就成為孔氏家族的又一聖地，史稱「東南闕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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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2年起，衢州舉全市之力建設衢州儒學文化產業園區，使之成為撬動區域經濟轉型發展的新引擎，在「以文化人，以物載文」中永續儒學經典。

作為浙江唯一的國家級文化產業試驗園區，衢州儒學文化產業園以孔氏南宗家廟等老城區的儒學文化資源為核心區，以西區為延伸區，以開化根宮佛國文化園、常山觀賞石博覽園、龍游年年紅家居文化園為拓展區，創新性地將整座城市打造為文化產業大平台。

使城、文、景、游融為一體，將重點建設儒學教育傳播區、明清文化體驗區等六大業態，不斷延伸儒學文化產業鏈。

衢州孔氏南宗家廟歷南宋、元、明、清，至於民國，既是國家或官府祭祀及「州縣文臣初至官」時「祗謁先聖」的官廟，又是南渡孔氏宗子率族祭奠聖祖和歷代祖先的廟宇。

孔氏南宗家廟大成殿內供奉聖祖，以二世祖孔鯉、三世祖孔伋配享。又有獨特的禮制性建築，如「思魯閣」「聖澤樓」「五支祠」「六代公爵祠」「襲封祠」等，無不突出一個「家」字，為天下孔廟所僅見，故被史志謂為「東南闕里」。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衢州孔氏家廟

D. 哪位好心人幫我找一篇關於辛棄疾的生平簡介啊，太急了.

生平簡介
辛棄疾（1140.5.18－1207.10.3）享年67歲，南宋詞人。原字坦夫，改字幼安，中年名所居曰稼軒，因自號稼軒居士。歷城（今山東省濟南市歷城區遙牆鎮四風閘村）人。始祖辛維葉，在唐曾任大理寺評事，由隴西狄道遷濟南，故世為濟南人。高祖辛師古，曾任儒林郎。曾祖辛寂，曾任賓州司戶參軍。祖父辛贊，因累於族眾，靖康之變時未能隨宋室南渡，仕於金，先後為譙縣、開封等地守令。辛棄疾父辛文郁早卒，他自幼隨祖父辛贊生活。
他是我國歷史上偉大的豪放派詞人、愛國者、軍事家和政治家，與蘇軾齊名，號稱「蘇辛」，與李清照一起並稱「濟南二安」。有人這樣贊美過他：稼軒者，人中之傑，詞中之龍。劉辰翁《辛稼軒詞序》說：「自辛稼軒前，用一語如此者，必且掩口。及稼軒，橫豎爛熳，乃如禪宗棒喝，頭頭皆是；又如悲笳萬鼓，平生不平事並巵酒，但覺賓主酣暢，談不暇顧。詞至此亦足矣。」
他出生時北方久已淪陷於金人之手。他的祖父辛贊雖在金國任職，卻一直希望有機會「投釁而起，以紓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憤」，並常常帶著辛棄疾「登高望遠，指畫山河」（《美芹十論》），同時，辛棄疾也不斷親眼目睹漢人在金人統治下所受的屈辱與痛苦，這一切使他在青少年時代就立下了恢復中原、報國雪恥的志向。而另一方面，正由於辛棄疾是在金人統治下的北方長大的，他也較少受到使人一味循規蹈矩的傳統文化教育，在他身上，有一種燕趙奇士的俠義之氣。
歷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東安撫使等職。出生前13年，山東一帶即已為金兵侵佔，二十一歲參加抗金義軍，不久歸南宋。紹興三十一年（1161）率兩千民眾參加北方抗金義軍，次年奉表歸南宋一生堅決主張抗擊金兵，收復失地。曾進奏《美芹十論》，分析敵我形勢，提出強兵復國的具體規劃；又上宰相《九議》，進一步闡發《美芹十論》的思想；都未得到採納和施行。在各地上任他認真革除積弊，積極整軍備戰，又累遭投降派掣肘，甚至受到革職處分，曾在江西上饒一帶長期閑居。光復故國的偉大志向得不到施展，一腔忠憤發而為詞，其獨特的詞作風格被稱為「稼軒體」。造就了南宋詞壇一代大家。其詞熱情洋溢，慷慨悲壯。筆力雄厚，藝術風格多樣，而以豪放為主。有《稼軒長短句》。今人輯有《辛稼軒詩文鈔存》。
紹興三十一年（1161），金主完顏亮大舉南侵，在其後方的漢族人民由於不堪金人嚴苛的壓榨，奮起反抗。二十一歲的辛棄疾也聚集了二千人，參加由耿京領導的一支聲勢浩大的起義軍，並擔任掌書記。當金人內部矛盾爆發，完顏亮在前線為部下所殺，金軍向北撤退時，辛棄疾於紹興三十二年（1162）奉命南下與南宋朝廷聯絡。在他完成使命歸來的途中，聽到耿京被叛徒張安國所殺、義軍潰散的消息，便率領五十多人襲擊敵營，把叛徒擒拿帶回建康，交給南宋朝廷處決。辛棄疾驚人的勇敢和果斷，使他名重一時，「壯聲英概，懦士為之興起，聖天子一見三嘆息」（洪邁《稼軒記》）。宋高宗便任命他為江陰簽判，從此開始了他在南宋的仕宦生涯，這時他才二十三歲。
辛棄疾初來南方，對朝廷的怯懦和畏縮並不了解，加上宋高宗趙構曾贊許過他的英勇行為，不久後即位的宋孝宗也一度表現出想要恢復失地、報仇雪恥的銳氣，所以在他南宋任職的前一時期中，曾熱情洋溢地寫了不少有關抗金北伐的建議，像著名的《美芹十論》、《九議》等。盡管這些建議書在當時深受人們稱贊，廣為傳誦，但已經不願意再打仗的朝廷卻反映冷淡，只是對辛棄疾在建議書中所表現出的實際才幹很感興趣，於是先後把他派到江西、湖北、湖南等地擔任轉運使、安撫使一類重要的地方官職，去治理荒政、整頓治安。這顯然與辛棄疾的理想大相徑庭，雖然他幹得很出色，但由於深感歲月流馳、人生短暫而壯志難酬，內心卻越來越感到壓抑和痛苦。
然而現實對辛棄疾是嚴酷的。他雖有出色的才幹，他的豪邁倔強的性格和執著北伐的熱情，卻使他難以在畏縮而又圓滑、嫉賢妒能的官場上立足。他也意識到自己「剛拙自信，年來不為眾人所容」（《論盜賊札子》），所以早已做好了歸隱的准備，並在江西上饒的帶湖畔修建了園榭，以便離職後定居。果然，淳熙八年（1181）冬，辛棄疾四十二歲時，因受到彈劾而被免職，歸居上饒。此後二十年間，他除了有兩年一度出任福建提點刑獄和安撫使外，大部分時間都在鄉閑居。
辛棄疾一向很羨慕嘯傲山林的隱逸高人，閑居鄉野同他的人生觀並非沒有契合之處；而且，由於過去的地位，他的生活也盡可以過得頗為奢華。但是，作為一個熱血男兒、一個風雲人物，在正是大有作為的壯年被迫離開政治舞台，這又使他難以忍受，「休說鱸魚堪膾，盡西風，季鷹歸未？求田問舍，怕應羞見，劉郎才氣」（《水龍吟·登建康賞心亭》），所以，他常常一面盡情賞玩著山水田園風光和其中的恬靜之趣，一面心靈深處又不停地湧起波瀾，時而為一生的理想所激動，時而因現實的無情而憤怒和灰心，時而又強自寬慰，作曠達之想，在這種感情起伏中度過了後半生。「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可憐白發生」（《破陣子》），「卻將萬字平戎策，換得東家種樹書」（《鷓鴣天》），在這些詞句中，埋藏了他深深的感慨。寧宗嘉泰三年（1203），主張北伐的韓侂胄起用主戰派人士，已六十四歲的辛棄疾被任為紹興知府兼浙東安撫使，年邁的詞人精神為之一振。第二年，他晉見宋寧宗，慷慨激昂地說了一番金國「必亂必亡」（《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並親自到前線鎮江任職。
宋寧宗開禧元年(公元1205年)，辛棄疾任鎮江知府，時年六十五歲，登臨北固亭，感嘆對自己報國無門的失望，憑高望遠，撫今追昔，於是寫下了《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這篇傳唱千古之作。但他又一次受到了沉重打擊，在一些諫官的攻擊下被迫離職，於當年重回故宅閑居。雖然後兩年都曾被召任職，無奈年老多病，身體衰弱，終於在開禧三年秋天溘然長逝。
雖然，自中原失陷以來，表現對於民族恥辱的悲憤，抒發報國熱情，已經成為文學的中心主題，辛棄疾的詞在其中仍然有一種卓爾不群的光彩。這不僅因為辛棄疾生長於被異族蹂躪的北方，恢復故土的願望比一般士大夫更為強烈，而且因為他在主動承擔民族使命的同時，也在積極地尋求個人生命的輝煌，在他的詞中表現出不可抑制的英雄主義精神。
辛棄疾，是開一代詞風的偉大詞人，也是一位勇冠三軍、能征善戰、熟稔軍事的民族英雄。他的詞作「大聲鏜鞳，小聲鏗鍧，橫絕六合，掃空萬古，自有蒼生所未見」，已成為中國文學史上的瑰寶；而他作為南宋朝廷大臣而寫的一篇文章《議練民兵守淮疏》，則表達了作者強烈的愛國主義感情，對戰爭形勢的精闢入里的深刻分析和鮮明而又具體的對策。這篇應用散文感情熾熱，構思縝密，層層深入，有理有據，語言也精確、簡潔。文章僅用了六百餘字，從提出問題、分析問題到解決問題，不枝不蔓，一氣貫通，有情況、有分析、有措施、有預測、字字落到實處，質朴無華，明曉暢達。一位豪邁曠達的詞人，根據不同的文體的需要，能夠寫出如此嚴謹、朴實的應用文，可見一位大手筆，在寫作中是不能囿於一個狹窄天地中的，應該熟練地掌握幾套筆墨，既有自己喜愛的體式，也能按不同要求寫出不同體裁、不同風格的別類文章，就如同功夫高深的武術家，雖擅長一種兵刃，但對其他武器也能舞動一樣。辛棄疾就是用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文體，從不同方面來表達了他慷慨激昂的愛國感情，反映出憂國憂民「道男兒到死心如鐵，看試手，補天裂」的壯志豪情和以身報國的高尚理想。（節選自《應用寫作》1998年第1期,《詞壇巨擘 公文高手——讀辛棄疾<議練民兵守淮疏>》）
平生以氣節自負，以功業自許，一生力主抗戰，所上《美芹十論》與《九議》，條陳戰守之策，顯示其卓越軍事才能與愛國熱忱，又與宋志士陳亮及理學家朱熹保持深厚友誼，與之砥勵氣節，切磋學問。抗金復國是其作品之主旋律，其中不乏英雄失路的悲嘆與壯士閑置的憤懣，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還以生動細膩的筆觸描繪江南農村四時的田園風光、世情民俗。其詞題材廣闊，又善化用前人典故入詞。風格沉雄豪邁又不乏細膩柔媚之處。在蘇軾的基礎上，大大開拓了詞的思想意境，提高了詞的文學地位。後人遂以「蘇辛」並稱。其詩文亦有足稱道者，特別是其文「筆勢浩盪，智略輻湊，有權書衡論之風」。
強烈的愛國主義思想和戰斗精神是辛詞的基本思想內容，這首先表現在他的詞中，他不斷重復對北方的懷念。另外，在《賀新郎》、《摸魚兒》等詞中，他用「剩水殘山」、「斜陽正在斷腸處」等詞句諷刺苟安殘喘的南宋小朝廷，表達他對偏安一角不思北上的不滿。胸懷壯志無處可用，表現在詞里就是難以掩飾的不平之情。他擅長的懷古之作中《水龍吟》，面對如畫江山和英雄人物，在豪情壯志被激發的同時，他也大發英雄無用武之地的感慨。理想與現實的激烈沖突，為他的詞構成悲壯的基調。辛詞在蘇軾詞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大了題材范圍，他幾乎達到了無事、無意不可入詞的地步。
在抒發報國之志時，辛棄疾的詞常常顯示出軍人的勇毅和豪邁自信的情調，像「要挽銀河仙浪，西北洗胡沙」（《水調歌頭》），「馬革裹屍當自誓，蛾眉伐性休重說」（《滿江紅》），「道男兒到死心如鐵。看試手，補天裂」（《賀新郎》）等，無不豪情飛揚，氣沖鬥牛。對那些與自己一樣勇於報國的志士，他由衷地加以贊美，與之同聲相應，彼此勉勵，如《水龍吟·甲辰歲壽韓南澗尚書》的慷慨熱情，全然不同於一般俗濫的祝壽詞：
渡江天馬南來，幾人真是經綸手？長安父老，新亭風景，可憐依舊。夷甫諸人，神州沉陸，幾曾回首？算平戎萬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公知否？況有文章山斗，對桐陰滿庭清晝。當年墮地，而今試看，風雲奔走。
綠野風煙，平泉草木，東山歌酒。待他年，整頓乾坤事了，為先生壽。
而對於庸俗圓滑、面對民族危亡無所作為的官僚，辛棄疾有一種出於本能的厭惡，在《千年調》中他勾勒了這類人物的丑態：「卮酒向人時，和氣先傾倒。最要然然可可，萬事稱好。」
然而正是這樣的人充斥官場，把持權位，引導著一條苟且偷安的道路。他憤慨地寫道：「千古李將軍，奪得胡兒馬。李蔡為人在下中，卻是封侯者。」（《卜運算元》）
當辛棄疾帶領不多的人馬沖過戰場烽火來到南方時，懷著滿腔熱血，渴望一展宏圖，卻不料從此陷落在碌碌無為的境地，這使他感到難以忍受的苦悶和悲憤。在他南歸的第十二年重遊當年南歸的首站建康時，他寫下了著名的《水龍吟·登建康賞心亭》：
楚天千里清秋，水隨天去秋無際。遙岑遠目，獻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樓頭，斷鴻聲里，江南遊子。把吳鉤看了，欄干拍遍，無人會，登臨意。休說鱸魚堪膾，盡西風、季鷹歸未？求田問舍，怕應羞見，劉郎才氣。可惜流年，憂愁風雨，樹猶如此！倩何人，喚取紅巾翠袖，搵英雄淚。
這是對山河破碎的悲哀，對壯志成空的悲哀；歲月無情地流去，因這種悲哀更顯得怵目驚心。然而即使詞人在寫他的孤獨和悲哀，寫他的痛苦和眼淚，我們仍然看到他以英雄自許、絕不甘沉沒的心靈。
其詞抒寫力圖恢復國家統一的愛國熱情，傾訴壯志難酬的悲憤，對南宋上層統治集團的屈辱投降進行揭露和批判；也有不少吟詠祖國河山的作品。藝術風格多樣，而以豪放為主。熱情洋溢，慷慨悲壯，筆力雄厚，與蘇軾並稱為「蘇辛」。《破陣子·為陳同甫賦壯詞以寄之》、《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水龍吟·登建康賞心亭》、《菩薩蠻·書江西造口壁》等均有名。但部分作品也流露出抱負不能實現而產生的消極情緒，有《稼軒長短句》，當代注本以鄧廣銘先生作的《稼軒詞編年箋注》最為流行。今人輯有《辛稼軒詩文鈔存》
[編輯本段]瓢泉歲月
「鐵板銅琶，繼東坡高唱大江東去，美芹悲黍，冀南宋莫隨鴻雁南飛。」這是刻在鉛山瓢泉瓜山山後的陽原山辛棄疾墓前郭沫若對他評價的楹聯。在中國文學史上，辛棄疾是一位令人敬仰的文武全才。
1161年，辛棄疾自22歲率領2000多家鄉父老兄弟起義抗金，便把洗雪國恥、收復失地作為自己的畢生事業，20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可是，他中年卻屢屢蒙受讒劾，賦閑20年，直至憂憤而死。從1181年到1207年，他基本上是在上饒帶湖和鉛山瓢泉過著閑居的生活，其間有6年時間被起用又被罷官，來往於福建、浙江、江蘇等地的任上和帶湖、瓢泉之間；而居帶湖亦時往瓢泉小住。瓢泉，是這位愛國詞人南渡後的最後歸宿地。
1180年，41歲的辛棄疾再次任隆興（南昌）知府兼江西安撫使時，擬在上饒建園林式的庄園，安置家人定居。1181年春，辛棄疾來到上饒開工興建帶湖新居和庄園。他根據帶湖四周的地形地勢，親自設計了「高處建舍，低處闢田」的庄園格局，並對家人說：「人生在勤，當以力田為先。」因此，他把帶湖庄園取名為「稼軒」，並以此自號「稼軒居士」。當年農歷十一月，由於受彈劾，官職被罷，帶湖新居正好落成，辛棄疾回到上饒，開始了他中年以後的閑居生活。
鵝湖山、靈山、博山等地，都是辛棄疾常去尋古覓幽的地方。鵝湖山下的鵝湖寺，在通往福建的古驛站旁。1175年農歷六月初三至初八，著名學者朱熹、呂祖謙、陸九齡、陸九淵等在鵝湖寺舉行了中國哲學史上著名的「鵝湖之會」（第一次鵝湖之會）。鵝湖因而成了文化勝地。辛棄疾常去鵝湖遊憩。
1188年秋天，陳亮」寫信給辛棄疾和朱熹，相約到鉛山紫溪商討統一大計。但後來，朱熹因故推辭了這次鉛山之會。這年冬,到了相約之期，辛棄疾正染病在床，於瓢泉養息等待陳亮。傍晚，雪後初晴，夕照輝映白雪皚皚的大地，辛棄疾在瓢泉別墅扶欄遠眺，一眼看見期思村前驛道上騎著大紅馬而來的陳亮，大喜過望，病痛消散，下樓策馬相迎。兩人在村前石橋上久別重逢，感慨萬端；佇立石橋，沐浴著雪後初晴的夕陽，縱談國事，為金甌殘缺而痛心疾首，愛國之情洶涌澎湃於胸，拔劍斬坐騎，盟誓為統一祖國奮斗不止。辛棄疾在與陳亮別後寫的《賀新郎·同父見和，再用韻答之》中發出「男兒到死心如鐵，看試手，補天裂」的吶喊，正是這種豪情壯志的寫照。
辛棄疾和陳亮這次會晤，瓢泉共酌，鵝湖同游，長歌相答，極論世事，逗留彌旬乃別，成為文壇佳話。後人為了紀念這兩位愛國志士，將這次會晤稱為第二次「鵝湖之會」，將期思村前的石橋稱為「斬馬橋」，並在橋旁建了斬馬亭。至今，當地還流傳辛棄疾和陳亮「斬馬盟誓」的故事。斬馬亭還在，雖經歷風雨，仍有不少刻有「斬馬亭」字樣的釉瓦覆蓋其上，為鉛山縣文物保護單位。
1194年夏，辛棄疾又被罷官回上饒，住在瓢泉，動工建新居，經營瓢泉庄園，決意「便此地、結吾廬，待學淵明，更手種、門前五柳」。1195年春，瓢泉「新葺茆檐次第成，青山恰對小窗橫」（《浣溪沙·瓢泉偶作》），瓢泉園林式庄園建成。
1196年夏，帶湖庄園失火，辛棄舉家移居瓢泉。1196年秋，辛棄疾生平所有的各種名銜全部被朝廷削奪得乾乾凈凈，在瓢泉過著游山逛水、飲酒賦詩、閑雲野鶴的村居生活。瓢泉田園的恬靜和期思村民的質朴使辛棄疾深為所動，靈感翻飛而歌之，寫下了大量描寫瓢泉四時風光、世情民俗和園林風物、遣興抒懷的詩詞。《臨江仙·戲為期思詹老壽》、《浣溪沙·父老爭言雨水勻》、《玉樓春 戲賦雲山》等等，都是辛詞中描寫瓢泉村居生活的代表作。「青山意氣崢嶸，似為我歸來嫵媚生」（《沁園春·再到期思卜築》）；「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情與貌，略相似」（《賀新郎·邑中園亭⋯⋯》）。這些詞句表現了辛棄疾對瓢泉山水風物一往情深。
1203年，辛棄疾先後被起用為紹興知府、鎮江知府等職。1205年秋，又被罷官，辛棄疾懷著滿腔憂憤回瓢泉。1207年秋，68歲的辛棄疾，身染重病，朝廷再次起用他，任他為樞密都承旨，令他速到臨安（杭州）赴任。詔令到鉛山，辛棄疾已病重卧床不起，只得上奏請辭。這年農歷九月初十，民族英雄、愛國詞人辛棄疾帶著憂憤的心情和沒有實現的遺願離開了人世。死後葬在瓢泉瓜山山後的陽原山。

辛棄疾墓

辛棄疾墓在鉛山縣瓜山虎頭門陽原山腰。坐北朝南。立於紹定年間（1228—1233），其側驛路旁有稼軒先生神道金字碑。原碑毀墓殘。清代辛棄疾後裔於墓前又立新碑，今亦斑駁陸離，字跡模糊，碑文上行是「皇清乾隆癸卯年季春月重修」。中間是「顯故考率公稼軒府君之墓」。下行是「廿五代玄玄孫囗囗霞溪囗囗囗凌湖囗東山辜染安北囗立」，據考，此為辛棄疾之仲子辛櫃之後裔所立。建國後，1959年辛棄疾墓被列為省重點保護文物。1971年和1981年又先後現金次修整。墓系麻石砌就，分四層，頂堆黃土，兩連圍以墳櫃。墓高2.5米，直徑2.5米，佔51.5平方米。
墓前有郭沫若題寫的對聯：「鐵板銅琶，繼東坡高唱大江東去，美芹悲黍，冀南宋莫隨鴻雁南飛。」
宋詞在蘇軾手中開創出一種豪放闊大、高曠開朗的風格，卻一直沒有得到強有力的繼承發展。直至南渡之初張元干、張孝祥、葉夢得、朱敦儒等人以抗金雪恥為主題的詞，才較多繼承了蘇軾的詞風，起到一種承前啟後的作用。但他們的這一類詞作，主要是在特殊的時代背景下為內心激情所支配的結果，而沒有成為有意識的藝術追求，也沒有更大幅度地向其他題材拓展，所以成就不是很高。到辛棄疾出現在詞壇上，他不僅沿續了蘇詞的方向，寫出許多具有雄放闊大的氣勢的作品，而且以其蔑視一切陳規的豪傑氣概，和豐富的學養、過人的才華，在詞的領域中進行極富於個人特色的創造，在推進蘇詞風格的同時也突破了蘇詞的范圍，開拓了詞的更為廣闊的天地。
辛詞和蘇詞都是以境界闊大、感情豪爽開朗著稱的，但不同的是：蘇軾常以曠達的胸襟與超越的時空觀來體驗人生，常表現出哲理式的感悟，並以這種參透人生的感悟使情感從沖動歸於深沉的平靜，而辛棄疾總是以熾熱的感情與崇高的理想來擁抱人生，更多地表現出英雄的豪情與英雄的悲憤。因此，主觀情感的濃烈、主觀理念的執著，構成了辛詞的一大特色。在他的詞中，如「將軍百戰身名裂。向河梁、回頭萬里，故人長絕。易水蕭蕭西風冷，滿座衣冠似雪。正壯士、悲歌未徹」（《賀新郎》），「夜半狂歌悲風起，聽錚錚、陣馬檐間鐵。南共北，正分裂」（《賀新郎》），乃至「恨之極，恨極銷磨不得。萇弘事、人道後來，其血三年化為碧」（《蘭陵王》），都是激憤不能自已的悲怨心聲，如「天風海雨」，以極強烈的力度震撼著讀者的心靈。辛棄疾也信奉老莊，在詞中作曠達語，但他並不能把沖動的感情由此化為平靜，而是從低沉甚至絕望的方向上宣洩內心的悲憤，如「元龍老矣，不妨高卧，冰壺涼簟。千古興亡，百年悲笑，一時登覽」（《水龍吟》），「甚矣吾衰矣。悵平生、交遊零落，只今余幾。白發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間萬事」（《賀新郎》），「身世酒杯中，萬事皆空。古來三五個英雄，雨打風吹何處是，漢殿秦宮」（《浪淘沙》），這些表面看來似曠達又似頹廢的句子，卻更使人感受到他心中極高期望破滅成為絕望時無法銷磨的痛苦。
而他的英雄的豪壯與絕望交織紐結，大起大落，反差強烈，更形成瀑布般的沖擊力量。如《破陣子·為陳同甫賦壯詞以寄》，從開頭起，一路寫想像中練兵、殺敵的場景與氣氛，痛快淋漓，雄壯無比。但在「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之後，突然接上末句「可憐白發生」，點出那一切都是徒然的夢想，事實是白發無情，壯志成空，猶如一瓢冰水潑在猛火上，令人不由得驚栗震動。
在意象的使用上，辛棄疾也自有特點。他一般很少採用傳統詞作中常見的蘭柳花草及紅粉佳人為點綴；與所要表達的悲涼雄壯的情感基調相吻合，在他的筆下所描繪的自然景物，多有一種奔騰聳峙、不可一世的氣派。如「峽束蒼江對起，過危樓、欲飛還斂」（《水龍吟》），「誰信天峰飛墮地，傍湖千丈開青壁」（《滿江紅》）；他所採摭的歷史人物，也多屬於奇偉英豪、宕放不羈，或慷慨悲涼的類型，如「射虎山橫一騎，裂石響驚弦」的李廣（《八聲甘州》），「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的劉裕（《永遇樂》），「年少萬兜鍪，坐斷東南戰未休」的孫權（《南鄉子》）等等。這種自然和歷史素材的選用，都與詞中的感情力量成為恰好的配合，令人為之感奮。
所以，同屬於豪放雄闊的風格，蘇軾詞較偏於瀟灑疏朗、曠達超邁，而辛詞則給人以慷慨悲歌、激情飛揚之感。
不過，以上只是指辛棄疾詞中主流部分的藝術風格而言。
辛棄疾在詞史上的一個重大貢獻，就在於內容的擴大，題材的拓寬。他現存的六百多首詞作，寫政治，寫哲理，寫朋友之情、戀人之情，寫田園風光、民俗人情，寫日常生活、讀書感受，可以說，凡當時能寫入其他任何文學樣式的東西，他都寫入詞中，范圍比蘇詞還要廣泛得多。而隨著內容、題材的變化和感情基調的變化，辛詞的藝術風格也有各種變化。雖說他的詞主要以雄偉奔放、富有力度為長，但寫起傳統的婉媚風格的詞，卻也十分得心應手。如著名的《摸魚兒·淳熙亥己……》，上闋寫惜春，下闋寫宮怨，借一個女子的口吻，把一種落寞悵惘的心情一層層地寫得十分曲折委婉、回腸盪氣，用筆極為細膩。他的許多描述鄉村風光和農人生活的作品，又是那樣樸素清麗、生機盎然。如《鷓鴣天》的下闋：
「山遠近，路橫斜，青旗沽酒有人家。城中桃李愁風雨，春在溪頭薺菜花。」以及《西江月》的下闋：「七八個星天外，兩三點雨山前。舊時茅店社林邊，路轉溪橋忽見。」於簡朴中見爽利老到，是一般人很難達到的境界。所以劉克庄《辛稼軒集序》說：「公所作，大聲鞺鞳，小聲鏗鍧，橫絕六合，掃空萬古，自有蒼生以來所無。其穠纖綿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這是比較全面也比較公允的評價。
辛棄疾和蘇軾在詞的語言技巧上都是有力的開拓者。前人說蘇軾是以詩為詞，辛棄疾是以文為詞，這當然有些簡單化，但確實也指出：到了辛棄疾手中，詞的語言更加自由解放，變化無端，不復有規矩存在。在辛詞中，有非常通俗稚拙的民間語言，如「些底事，誤人那。不成真個不思家」（《鷓鴣天》），「近來愁似天來大，誰解相憐？誰解相憐，又把愁來做個天」（《丑奴兒》），也有夾雜許多虛詞語助的文言句式，如「不知雲者為雨，雨者雲乎」（《漢宮春》），「不恨古人吾不見，恨古人不見吾狂耳」（《賀新郎》）；有語氣活躍的對話、自問自答乃至呼喝，如「天下英雄誰敵手？曹劉」（《南鄉子》），「杯，汝來前！」（《沁園春》）也有相當嚴整的對句，如「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聲」（《破陣子》）……。概括起來說，辛詞在語言技巧方面的一大特色，是形式鬆散，語義流動連貫，句子往往寫得比較長。文人詞較多使用的以密集的意象拼合成句、跳躍地連接句子構成整體意境的方式，在辛詞中完全被打破了。但並不是說，辛棄疾的所謂「以文為詞」不再有音樂性的節奏。在大量使用散文句式、注意保持生動的語氣的同時，他仍然能夠用各種手段造成變化的節奏。如《水龍吟》中「落日樓頭，斷鴻聲里，江南遊子。把吳鉤看了，欄干拍遍，無人會，登臨意」，意義聯貫而下，在詞中是很長的句子，但卻是頓挫鮮明，鏗鏘有力，決不是把一段文章套在詞的形式中而已。
辛詞在語言技巧方面的又一大特色，是廣泛地引用經、史、子各種典籍和前人詩詞中的語匯、成句和歷史典故，融化或鑲嵌在自己的詞里。這本來很容易造成生硬艱澀的毛病，但是以辛棄疾的才力，卻大多能夠運用得恰到好處、渾成自然，或是別有妙趣，正如清人劉熙載《藝概》所說：「任古書中理語、廋語，一經運用，便得風流」。以《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一篇為例，百餘字的篇幅，敘及孫權、劉裕、劉義隆、拓跋燾、廉頗五個歷史人物的事跡，而與作者所要表達的主觀情感、意念絲絲入扣；不僅內涵極為豐厚，而且語氣飛動，神情畢露，實在是不容易的事情。
當然，辛棄疾的詞時常也有過分散文化、議論太多，以及所謂「掉書袋」即用典用古語太多的毛病，但不管怎麼說，他確實把詞大大地改造了；他的詞不僅是 「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而且是任何「意」和「事」都能表達得很自由很充分。這樣，詞的創作才完全擺脫了羈絆，進入了自由的境界。
故居和墓葬
在濟南小清河畔，有一個鄉鎮，名叫遙牆鎮，那就是名聞遐邇的宋代傑出詞人辛棄疾的故鄉。他就是在那裡起身，拉起隊伍抗金的。辛棄疾在我國文學史上是一個非常有特色的作家，他不同於一般的封建社會文人，不僅是一位著名的愛國詞人，而且還是一個優秀的愛國將領、民族英雄。
辛棄疾是濟南歷城人，生於1140年。當他21歲時，金兵大舉南侵，山東人民紛紛起來抗金，辛棄疾集合了兩千人的隊伍，加入了耿京為首的農民起義軍，擔任「掌書記」的職務，和金兵展開了英勇頑強的斗爭。他到南宋後，朝廷不讓他從事抗金事業，遭到主和派的排斥和打擊。他便閑居江西鉛山、上饒二十年之久，後憂憤而死。

E. 晚出凈慈寺送林子方作者及朝代

南宋楊萬里

楊萬里（1127－1206年），字廷秀，號誠齋。吉州吉水（今江西省吉水縣）人。南宋傑出的詩人，漢族人。一生力主抗金，與尤袤、范成大、陸游合稱南宋「中興四大詩人」。紹興二十四年中進士。授贛州司戶，後調任永州零陵縣丞，得見謫居在永州的張浚，多受其勉勵與教誨。孝宗即位後，張浚入相，即薦萬里為臨安府教授。未及赴任，即遭父喪，服滿後改知奉新縣。乾道六年（1170年）任國子博士，開始作京官，不久遷太常丞，轉將作少監。淳熙元年（1174年）出知漳州，旋改知常州。六年，提舉廣東常平茶鹽，曾鎮壓沈師起義軍，升為廣東提點刑獄。不久，遭母喪去任，召還為吏部員外郎，升郎中。十二年 （1185年）五月，以地震應詔上書，極論時政十事，勸諫孝宗姑置不急之務，精專備敵之策，堅決反對一些人提出的放棄兩淮、退保長江的誤國建議，主張選用人才，積極備戰。次年，任樞密院檢詳官兼太子侍讀。十四年（1187年），遷秘書少監。高宗崩，萬里因力爭張浚當配享廟祀事，指斥洪邁「指鹿為馬」，惹惱了孝宗，出知筠州（今江西高安）。光宗即位，召為秘書監。紹熙元年（1190年），為接伴金國賀正旦使兼實錄院檢討官。終因孝宗對他不滿，出為江東轉運副使。朝廷欲在江南諸郡行鐵錢，楊萬里以為不便民，拒不奉詔，忤宰相意，改知贛州。萬里見自己的抱負無法施展，遂不赴任，乞祠官（無實際官職，只領祠祿，等於退休）而歸，從此不再出仕，朝命幾次召他赴京，均辭而不往。 開禧二年（1206年），因痛恨韓侂胄弄權誤國，憂憤而死，官終寶謨閣文士，謚「文節」。
今存詩作4200餘首，不少抒發愛國情思之作。其《初入淮河四絕句》、《舟過揚子橋遠望》、《過揚子江》、《雨作抵暮復晴》等詩，撫今追昔，即景抒懷，思想性和藝術性都相當高。也寫過一些反映勞動人民生活的詩，如《竹枝歌》七首寫纖夫雨夜行船，《圩丁詞十解》寫築堤圩丁，以及《插秧歌》、《憫農》、《憫旱》、《農家嘆》、《秋雨嘆》等都從不同角度表現出對農民艱難生活的同情。楊萬里初學江西詩派，重在字句韻律上著意，50歲以後詩風轉變，由師法前人到師法自然，形成獨具特色的誠齋體。誠齋體講究所謂「活法」，即善於捕捉稍縱即逝的情趣，用幽默詼諧、平易淺近的語言表達出來。如《檄風伯》：「風伯勸爾一杯酒，何須惡劇驚詩叟！」就充分體現了誠齋體的特色。所著《誠齋詩話》不專論詩，也有一些文論。所作賦，以《浯溪賦》、《海賦》為有名。所作詞今存僅15首，風格清新，富於情趣，頗類其詩。又精於《易》學，有《誠齋易傳》，以史證《易》，為經學家非議。所著《誠齋集》133卷（包括10種詩集及各體文章），有《四部叢刊》本；《楊文節公詩集》42卷，有乾隆間刻本；《誠齋易傳》20卷，有曝書亭影宋本；《誠齋詩話》1卷，有《歷代詩話續編》本。
楊萬里一生力主抗戰，反對屈膝投降，他在給皇帝的許多「書」、「策」、「札子」中都一再痛陳國家利病，力詆投降之誤，愛國之情，溢於言表。他為官清正廉潔，盡力不擾百姓，當時的詩人徐璣稱贊他「清得門如水，貧惟帶有金」（《投楊誠齋》）。江東轉運副使任滿之後，應有餘錢萬緡，但他均棄於官庫，一錢不取而歸。他立朝剛正，遇事敢言，指摘時弊，無所顧忌，因此始終不得大用。實際上他為官也不斤斤營求升遷，在作京官時就隨時准備丟官罷職，因此預先准備好了由杭州回家的路費，鎖置箱中，藏於卧室，又戒家人不許買一物，怕去職回鄉時行李累贅。後來賦閑家居的十五年中，還是韓侂胄柄政之時，韓新建南園，請他作一篇「記」，許以高官相酬，萬里堅辭不作，表示「官可棄，『記』不可作。」以止數事，可以想見其為人。詩人葛天民誇他「脊樑如鐵心如石」（見《南宋群賢小集．葛無懷小集》），並非謚美之辭。
楊萬里一生熱愛農村，體恤農民，也寫了不少反映農民生活的詩篇。如《憫農》、《農家嘆》、《秋雨嘆》、《憫旱》、《過白沙竹技歌》等寫出農民生活的艱難和疾苦，《歌四時詞》、《播秧歌》等 寫出農民艱辛和歡樂，《望雨》、《至後人城道中雜興》等寫出對風調雨順，安居樂業的喜悅和盼望，都具有比較高的思想性和藝術性。

楊萬里在當時有很大的影響。他的詩與陸游、范成大、尤袤齊名，稱「中興四大家」（南宋四大家）。他起初模仿江西詩派，後來認識到江西詩派追求形式、艱深蹇澀的弊病，於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盡焚其力作詩篇千餘首，決意跳出江西詩派的窠臼而另闢蹊徑。他在《荊溪集自序》中曾回憶過自己走過的創作道路：「余之詩，始學江西諸君子，既又學後山（陳師道）五字律，既又學半山老人（王安石）七字絕句，晚乃學絕句於唐人。……戊戌作詩，忽若有悟，於是辭謝唐人及王、陳、江西諸君子皆不敢學，而後欣如也。」他在詩中也曾明確表白：「傳派傳宗我替羞，作家各自一風流。黃（庭堅）陳（師道）籬下休安腳，陶（潛）謝（靈運）行前更出頭。」（《跋徐恭仲省干近詩》之三）正因為他不隨人腳跟、傍人籬下，敢於別轉一路，推陳出新，終於自成一家，形成了他獨具的詩風，其詩風格純朴，語言口語化，構思新巧，號為「誠齋體」。對當時詩壇風氣的轉變，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楊萬里學問淵博，才思健舉。他的作品不拘一格，富有變化，既有「歸千軍、倒三峽、穿天心、透月窟」雄健富麗的鴻篇巨制；也有狀物姿態，寫人情意，隨手拈來，卻能曲盡其妙的寫景抒情小詩。詩風平易自然、構思新巧、幽默風趣、清新活潑，有很強的藝術感染力。他又十分注意學習民歌的優點，大量吸取生動清新的口語謠諺入詩，因此，他的作品往往「俚辭諺語，沖口而來」（蔣鴻翮《寒塘詩話》），給人純朴自然的感受。如：「月子彎彎照九州，幾家歡樂幾家愁；愁釘人來關月事，得休休去且休休。」（《竹枝歌》）完全似脫口而出的一首山歌，反映了他向民歌學習的成就。
楊萬里現存的詩篇，有一部分直接抒寫自己的愛國感情及對時政的關懷。特別是他充金國賀正旦使的接伴使時，第一次橫渡江、淮，去北方迎接金使，親眼看到宋朝的大好河山淪於金人手中，淮河成了南宋的北部邊界，兩岸的骨肉鄉親，不能自由往來，心中有無限感慨，寫下了不少愛國的詩篇，如：「船離洪澤岸頭沙，人到淮河意不佳；何必桑乾方是遠，中流以北即天涯！」「兩岸舟船各背馳，波痕交涉亦難為。只余鷗鷺無拘管，北去南來自在飛。」（《初入淮河》）他路經鎮江金山時，看到風景如畫的金山的亭台變成了專門招待金使烹茶的場所，憤慨地寫下了「大江端的替人羞！金山端的替人愁」（《雪霽曉登金山》）的詩句，深深地鞭撻了屈辱的南宋小朝廷。此外，如《過揚子江》、《讀罪己詔》、《故少師張魏公輓詞》、《虞丞相輓詞》、《豫章江臬二首》、《宿牧牛亭秦太師墳庵》等詩章，或寄託家國之思，或呼籲抗戰復國，或歌頌抗敵捐軀的將領，或諷刺賣國投敵的權奸，都是萬里的名篇。
他也有一些詩作反映了勞動人民的生活，表達了他對民生的關心及對勞苦人民的同情。如《憫農》、《觀稼》、《農家嘆》、《秋雨嘆》、《憫旱》、《竹枝歌》、《插秧歌》等，思想性和藝術性都比較高。但上兩類作品數量並不很多。
楊萬里現存的詩篇，大部分是吟詠江風山月的寫景抒情之作和應酬之作。這部分，作品有的題材過於細碎，缺乏高度的藝術概括，流於粗率淺俗。但他也有不少抒情寫景的小詩，由於觀察細致深入，描寫生動逼真，感情真摯濃厚，因而意趣盎然，頗能動人。如「梅子留酸軟齒牙，芭蕉分綠與窗紗。日長睡起無情思，閑看兒童捉柳花。」（《閑居初夏午睡起》）「霧外江山看不真，只憑雞犬認前村。渡船滿板霜如雪，印我青鞋第一痕。」（《庚子正月五日曉過大臬渡》）「春回雨點溪聲里，人醉梅花竹影中。」（《除夕》）均寫得圓轉自然，清新活潑，極有思致，和那些專門描摹風雲月露的詩人走的是不同的道路。
[編輯本段]成就
楊萬里一生寫作極為勤奮，相傳有詩二萬余首，現存詩四千二百餘首，詩文全集一百三十三卷，名《誠齋集》，今存。 建炎元年丁未九月二十二日(公元1127年10月29日),楊萬里呱呱墜地。這是一個風狂雨橫的年代。金兵大舉入侵中原,於上年閏十一月攻陷汴京,這年四月,俘虜徽宗、欽宗二帝及太子、宗戚三千人北去,北宋宣告滅亡;五月,康王趙構即位,是為高宗,建立了偏安江南的南宋王朝。從此,便開始了宋、金戰戰和和南弱北強的長期對峙局面。 楊萬里八歲喪母。父親楊芾(公元1096-1164年〉,字文卿,號南溪居士。他精通《易經》,常忍著飢寒購買書籍,積十年,得藏書數千卷。他曾指著藏書對楊萬里說:「是聖賢之心具焉,汝童怒之!」(胡銓《楊君文卿基志銘》）在父親的影響下,楊萬里自幼讀書非常勤奮,廣師博學,鍥而不舍。他14歲拜高守道為師,17歲拜王庭程為師,21歲拜劉安世、劉廷直為師。紹興二十年(公元1150年)春赴臨安參 加禮部試,落第而歸,仍繼續求學。27歲拜劉才邵為師。幾年後在贛州司戶任上,父親又攜領他去拜見滴居南安的張九成和途經贛州的胡錐。王庭珪、張九成、胡銓等前輩的學問、節操以及力主,抗金的愛國精神,給了楊萬里以重要的影響。 紹興二十四年(公元1154年)春,楊萬里進士及第。
二十六年(公元1156年),授贛州司戶參軍。
二十九年(公元1159也年)十月,調任永州零陵縣塞。時主戰派領袖張潑滴居永州,閉門謝客。楊萬里三次前往拜渴而不得見,後以書信力請,並通過其子張拭介紹,才得接見。張浚對他說:「元符貴人,腰金纖紫者何隙,惟鄒志完、陳瑩中姓名與日月爭光！」(羅大經《鶴林玉露》甲編卷l)同時勉之以「正心誠意」之學。楊萬里服膺其教終身,於是名其讀書之室曰「誠齋」,以明己志。胡銓當時滴居衡州,楊萬里又請他為此寫了《誠齋記》。為丞零陵,「一日而並得二師」(《跋張魏公答忠簡胡公書十二紙》),張浚、胡銓兩位愛國名臣成方楊萬里終生效法的榜樣。 紹興
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六月,高宗趙構遜位,南宋政局發生重大變化。孝宗即位,銳意恢復,起用張潑為樞密使,不久又任其為相。隆興元年(1163)秋,楊萬里離零陵任,赴調至臨安。因張浚推薦，除臨安府教授。未及赴任,就因父病,而於二年正月西歸吉水。八月四日,父病故,在家守服,"三年,戶不閉而無客氣《送王才臣赴秋試序》)。 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春,楊萬里至臨安,先後渴見副樞密使陳俊卿和樞毯使虞允文,上政論《千慮策》。《千慮策》分「君道」、「國勢」、「治原」、「人才」、「論相」、「論將」、「論兵」、「馭吏」、「選法」、「刑法」、「冗官」、「民政」共30篇,深刻總結了靖康之難以來的歷史教訓,直率批評了朝廷的腐敗無能,提出了一整套振興國家的方針策略,充分顯示了楊萬里的政治才能。虞允文讀後贊嘆說:「東南乃有此人物!某初除,合薦兩人,當以此人為首。」(《鶴林玉露》乙編卷4)
乾道六年(公元1170年),楊萬里除隆興府奉新縣知縣。恰值奉新大旱,百姓生活十分困苦。楊萬里於四月二十六日上任,見牢中關滿交不起租稅的百姓,官署-府庫卻依然空虛,深知是群吏中間盤剝所致。於是他下令,全部放還牢里的「囚犯」,並禁止逮捕、鞭打百姓,然後發給每戶一紙通知,放寬其稅額、期限。結果百姓紛紛自動前來納稅,不出一月,欠稅全部交清。奉新任職雖只半年,卻初次實踐了他的不擾民政治,頗獲治績。 同年十月,因右相虞允文推薦,楊萬里除國子博士,楊萬里開始作京宮。次年,張栻由於反對侯幸近習執掌要職得罪虞允文而被擠出知袁州,楊萬里抗章力爭張拭不當去位,又致書虞允文,以正理相規勸,公而忘私,深為世人稱道。七月,轉太常博士;八年丸丹,升太常ZE兼權吏都右侍郎官;九年四月,轉將作少監。
淳熙元年(1174)正月,除知漳州,臨行時不忘上札,忠告皇帝戒貪吏、施廉吏。後因病未赴任,家居三年。淳熙四年春,出知常州。
淳熙六年(公元1179年)正月,除提舉廣東常平茶鹽公事。楊萬里於二月攜家離開常州,待次近一年,七年正月離吉水赴任廣東。八年二月,改任廣東提點刑獄。冬,閩「盜」沈師進入梅州,他率兵平定,被孝宗稱為「仁者之勇」，賜直秘閣。九年七月繼母去世,離任服喪。 淳熙十一年
(公元1184年)十月服除,被召人京任尚書右郎,後任吏部員外郎。十二年五月,除吏部郎中,應詔上書,極論時事。塞相王淮問「宰相何事最急先務」,楊萬里以「人才最急先務」為答,並條上《薦士錄》,舉薦朱蕉等六十人,都是正人端士。孝宗親耀他為太子侍讀,太子為題「誠齋」二字。淳熙十三年,轉樞密院檢詳宮,歷任尚書省右司郎中、左司郎中,仍兼東宮侍讀宮。十四年十月,任秘書少監。十五年三月,孝宗昕納翰林學士洪邁之議，以呂頤浩等人配饗高宗廟祀。楊萬里力爭主戰名將張浚當配饗,指斥洪邁不俟集議、專輒獨斷,無異「指鹿為馬」，惹惱孝宗:「萬里以聯為何如主?」因而削去直秘閣,出知絹州(今江西高安)。
十六年(公元1189年〉二月,光宗受禪。楊萬里五月復直秘閣,八月被召,九月人京。他連上三札,要求光宗愛護人才,防止奸佞做到「一日勤,二日儉,三日斷,囚日親君子,五曰獎直言」(《第三札子》)。十月,除秘書監。因紹熙改元,借煥章閣學士充接伴金國賀正旦使使,兼實錄院檢討官。 紹熙元年
(公元1190年)八月,孝宗《日歷》修成,照例應由秘書監楊萬里為《、日歷》作序,而宰臣卻另囑他人,楊廳里於是自劫失職,請求去職,光宗挽留。接著又因要進孝宗《聖政》書,宰臣以他為進奉官,而孝宗猶念舊惡,大不痛快,於是出江東轉運副使。
紹熙二年(公元1192年),朝廷下令於江南諸郡行使鐵錢會子,楊萬里上書諫阻,不奉詔,得罪宰臣,因而改知贛州。未赴,八月謝病自免,回歸吉水。"如病鶴出籠,如脫兔投林……自此幽屏,遂與世絕"(《答沈子壽書》)。
寧宗慶元元年(公元1195年),有召赴京,楊萬里辭不往。九月,升煥章閣待制,提舉興國宮。四年正月,進封吉水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五年三月,升寶文閣待制,致仕。六年十二月,進封吉水縣開國伯。
嘉泰三年(公元1203年)八月,詔進寶漠閣直學士,給賜衣帶;四年正月,進封廬陵郡開國侯,加食邑三百戶。
開禧元年(公元1205年),召赴京,復辭;二年二月,升寶漠閣學士。 楊萬里晚年誓不出仕,據傳是由於不滿權臣韓侂胄當國。韓築南園,要請他作"記戶,他說:"官可棄,記不可作也!"予以堅決拒絕。後因韓專傍日甚,遂憂憤快快成疾。家人知他憂國心重,凡一切時政消息皆不敢告知。
開禧二年(公元1206年)五月七日,一族侄從外而至,不知其惰,於是言及邸報所載韓侂胄出兵北伐之事,楊萬里聞罷痛哭失聲,憤然嘆呼:「奸臣妄作,一至於此!」他料定韓侂胄意存僥幸,輕舉妄動,必然會遭到失敗,貽害國家,當晚徹夜不能成眠。第二日早晨,他又不肯進食,兀坐書齋中,呼紙手書雲:"韓侂胄奸臣專權元主,動兵殘民,謀危社寢。吾頭顱如許,報國無路,惟有孤憤!"又別書十四言告別妻兒,筆落而逝。享年80歲。賜溢文節,追贈光祿大夫。楊萬里是一位熱忱的愛國者,又是一位清醒的政治家。他一生力主抗戰,始終反對屈膝議和。在進奏皇帝的許多"書"、"策"、"札子"中,他一再痛陳國家利病,力排投降之誤,愛國之情溢於言表。面對中原淪喪、江山唯余半璧的局面,他尖銳指出:"為天下國家者不能不忘於敵,天下之憂,復有大於此者乎!"(《千慮策•國勢上》）告誡統治者要時刻不忘備敵謀敵、御敵制勝。他既大膽批評孝宗經過符離之敗,"前日之勇一變而為怯,前日之銳一變而為鈍"(同上《君道中》),又堅決反對一些人輕易用兵、盲目冒進,主張以"守而取"(《與陳應求左相書》)的積極、慎重策略,穩步進取,先實國力而後圖恢復,以求最終勝利。他看重和同情人民,認為:"民者,國之命而吏之仇也。"(《千慮策•民政上》)將國家命運系之於人民,指斥官吏只會敲骨吸髓地壓榨人民,激起人民的仇恨、憤怒和反抗。因此,他提醒光宗要節財用、薄賦斂、結民心,民富而後邦寧,興國之計,就在於此(《轉對札子》)Q這些,都表現楊萬里的深刻見識和進步思想。楊萬里為人清直,個性剛褊。孝宗貶他「直不中律」,光宗稱他「也有性氣」(《鶴林玉露》甲編卷4)。他立朝剛正,遇事敢言,指摘時弊,無所顧忌,因而始終不得大用。實際上他一生視仕宦富貴猶如敝展,隨時准備唾棄。在作京宮時,就預先准備好了由杭州回家的盤纏,鎖置箱中,藏在卧室,又戒家人不許買一物,以免一旦離職回鄉時行李累贅,就這樣「日日若促裝」待發者。這與那些斤斤營求升遷、患得患失之輩適成鮮明對照。楊萬里為官清正廉潔,不擾百姓,不貪錢物。江東轉運副使任滿時,應有餘錢萬緝,他全棄之於官庫,一文不取而歸。退休南溪之上,自家老屋一區,僅避風雨。當時詩人徐磯(公元1162-1214年}稱贊他「清得門如水,貧惟帶有金」(《投楊誠齋》),正是他清貧一生的真實寫照。 楊萬里的詩,在當時就有很大的影響:「今日詩壇誰是主,誠齋詩律正施行。」(姜特立《謝楊誠齋惠長句》)「四海誠齋獨霸詩。」(項安世《又用韻酬潘楊二首》)他的詩歌創作,走過的是一條由廣學博取、轉益多師而至面向現實、師法自然的道路。他學詩最初由江西詩派入手,後於紹興三十二年在零陵自焚盡其少作詩篇千餘首,決意跳出江西詩派的窠臼,詩格至此一變;後又學陳師道五字律;又學王安石七字絕句;又學唐人絕句；至「戊戌……作詩,忽若有悟,於是辭謝唐人及王、陳、江西諸君子皆不敢學,而後欣如也」,自此「萬象畢來,獻予詩材」「前者未做而後者已迫,渙然未覺作詩之難也」(《荊溪集序》)。楊萬里廣泛地向前輩學習,但又絕不為前輩所固,而是立志要超出前輩。他說:「筆下何知有前輩。」（邁使客夜歸》又說:「傳宗傳派我替羞,作家各自一風流,黃(庭堅)陳(師道)籬下休安腳,陶(淵明)謝(靈運)行前更出頭。」(《跋徐恭仲省干近詩》)他正是以這種不肯傍人籬下、隨人腳跟的開拓創新精神,終於「落盡皮毛,自出機抒」(呂留良、吳之振、吳自牧《宋詩鈔•誠齋詩鈔》),別轉一路,自成一家,形成了獨具特色的詩風,創造了他的「誠齋體」,在詩歌史上獨樹一幟,建立了自己的詩派。 楊萬里的詩歌作品不拘一格,富有變化,既有「歸千軍、倒三峽、穿天心、透月窟」的雄健奔逸氣勢,也有「狀物姿態,寫人情意,則鋪敘纖悉,曲盡其妙」(周必大《跋楊廷秀石人峰長篇》)的委曲細膩功力。他的「誠齋體」詩,具有新、奇、活、快、風趣王幽默的鮮明特點,"流轉圓美"(劉克庄《江西詩派小序•總序》),"活潑刺底"(劉祁《歸潛志》卷8),尤其為人所稱道。如《閑居初夏午睡起》:「梅子留酸軟齒牙,芭蕉分綠與窗紗。日長睡起無情思,閑看兒童捉柳花。」寫得情致深婉,人稱「胸襟透脫」(《鶴林玉露》甲偏卷4)。又如《戲筆》、《擻風伯》、《下橫山灘頭望金華山》、《夏夜玩月d》等,也都寫得機智活脫,極有思致,具有很強的藝術感染力。楊萬里十分注意學習民歌的優點,大量汲取生動清新的口語人詩,往往「假辭諺語,沖口而來」(蔣鴻翔《寒塘詩話》),因而形成通俗淺近、自然活潑的語言特色。 楊萬里是一位愛國志,士,他一生關心國家命運,留下了大量抒寫愛國憂時情懷的詩'篇。特別是他充任金國賀正旦使的接伴使時,因往來江、淮之間,迎送金使啞親眼看到淪喪於金國的宋朝大好河山和中原遺民父老,心中郁滿國家殘破的巨大恥辱和悲憤,愛國主義詩歌創作表現得最集中、最強烈。如著名的《初人淮河四絕句》:「船離洪澤岸頭沙,人到淮河意不佳。何必桑乾方是遠,中流以北即天涯!(其一)」「兩岸舟船各背馳,波痕交涉亦難為。只余鷗鶯無拘管,北去南來自在飛二」(其三〉唱出了災難深重中愛國士人和廣大人民的共同情感。又如在見到金山吞海亭已成專為金使烹茶的場所時,他發出痛苦的呼喊:「大江端的替人羞!金山端的替人愁!」(《雪霧曉登金山》)鞭撾了南宋小朝廷的屈辱和無能。此外如《題吁胎軍東南第一山》、《讀罪己詔》、《故少師張魏公輓詞》、《虞ZE相輓詞》、《宿牧牛亭秦太師墳庵》等,或寄託家國之思,或呼籲抗戰復園,或歌頌抗金將領,或諷刺賣國權奸,都是直抒愛國思想的名篇。 楊萬里的絕大部分愛國憂時詩篇,不象陸游那樣奔放、直露,而是壓抑胸中的萬丈狂瀾,凝蘊地底的千層熔漿,大多寫得深沉憤郁,含蓄不露。如《過揚子江》:「攜瓶自汲江心水,要試煎茶第一功。」表面似乎是說親自動手汲水煎茶的雅興,其實是蘊藏著深刻沉痛的感慨羞憤,須參照《雪霧曉登金山》一並領略。楊萬里自己說過:「誰言咽月餐雲客,中有憂時致主心。」(《題劉高士看雲圖》)他那些吟詠江風山月的寫景抒情作品,不少也是抒寫愛國情懷的詩篇。如《豫章江牽二首》、《九月十五夜月,細看桂校北茂南缺,未經古人拈出,紀以二絕句》、《月下果飲絕句》、《初丸夜月》等,都寫得曲折多諷,意味深長,蘊含著對國家殘破、中原未復的深沉鬱憤。他晚年在《夜讀詩卷》中曾沉痛自敘:「兩窗兩橫卷,一讀一沾襟;只有三更月,知予萬古心。」其詩中寄寓的深意,值得後人細細咀嚼。 「吾生十指不沾泥,毛錐便得傲寰衣?」(《晚春行田南原》)楊萬里不以士大夫自居,一生熱愛農村,體恤農民,也寫了不少反映農民生活的詩篇。如《憫農》、《農家嘆》、《秋雨嘆》、《憫旱》、《過白沙竹校歌》等寫出農家生活的艱難和疾苦,1:歌舞四時詞》、《插秧歌》等寫出農民勞動的艱辛和歡樂,《望雨》、《至後入城道中雜興》等寫出對風調雨順、安居樂業的喜悅和盼望,都具有比較高町,思想性和藝術性。 楊萬里學問淵博,才思健舉,寫作極為勤奮,平生著述頗豐。相傳有詩二萬余首,現存詩4200餘首,散文亦不乏佳品。今存《誠齋集》,有詩文133卷,由其長子楊長藉於嘉定元年(公元1208年〉編定。楊長濡(公元1157-1236年),字伯子,號東山,晚號農圃老人,官至福建安撫使、敷文閣學士,居官廉節,有惠政,亦博學有才,工詩善文。 作品目錄 初夏睡起 昭君怨 曉出凈慈送林子方 小池 閑居初夏午睡起 戲筆 宿新市徐公店 和段季承左臧惠四絕句 過上湖嶺望招賢江南北山 讀嚴子陵傳 春晴懷故園海棠 讀嚴子陵傳 歸去來兮引/歸去來兮 過楊村 好事近 寄陸務觀 念奴嬌 傷春 晚風 武陵春 閑居初夏午睡起 曉出凈慈寺 新柳 憶秦娥 昭君怨

F. 《宋史》卷三百二十一 列傳第八十(2)

孫洙，字臣源，廣陵人。羈丱能文，未冠擢進士。包拯、歐陽修、吳奎舉應制科，進策五十篇，指陳政體，明白剴切。韓琦讀之，太息曰："慟哭流涕，極論天下事，今之賈誼也。"再遷集賢校理、知太常禮院。

治平中求言，以洙應詔疏時弊要務十七事後多施行，兼史館檢討、同知諫院，乞增諫員以廣言路。凡有章奏，輒焚其稿，雖親子弟不得聞。王安石主新法，多逐諫官御史，洙知不可，而鬱郁不能有所言，但力求補外，得知海州。免役法行，常平使者欲加斂緡錢，以取贏為功，洙力爭之。方春旱，發運使調民浚漕渠以通鹽舸，洙持之不下，三上奏乞止其役。旱蝗為害，致禱於朐山，澈奠，大雨，蝗赴海死。

尋干當三班院。三班員過萬數，功罪籍不明，前後牴牾，吏左右出入，公為欺奸。洙革其甚者八事，定為令。同修起居注，進知制誥。先是，百官遷敘，用一定之詞，洙建言："群臣進秩，事理各異，而同用一詞;至或一門之內，數人拜恩，名體散殊，而格以一律。苟從簡便，非所以暢王言、重命令也。"詔自今封贈蔭補，每大禮一易，他皆隨等撰定。

元豐初，兼直學士院。澶州河平，作靈津廟，詔洙為之碑，神宗獎其文。擢翰林學士，才逾月，得疾。時參知政事闕，帝將用之，數遣中使、尚醫勞問。入朝期日，洙小愈，在家習肄拜跽，僨不能興，於是竟卒，年四十九。帝臨朝嗟惜，常賻外賜錢五十萬。

洙博聞強識，明練典故，道古今事甚有條理。出語皆成章，雖對親狎者，未嘗發一鄙語。文詞典麗，有西漢之風。士大夫共以丞輔期之，不幸早世，一時憫傷焉。

豐稷，字相之，明州鄞人。登第，為谷城令，以廉明稱。從安燾使高麗，海中大風，檣折，舟幾覆，眾惶擾莫知所為，稷獨神色自若。燾嘆曰："豐君未易量也。"知封丘縣，神宗召對，問：卿昔在海中遭風波，何以不畏?"對曰："巨浸連天，風濤固其常耳，憑仗威靈，尚何畏!"帝悅，擢監察御史。治參知政事章惇請託事，無所移撓，出惇陳州。徒著作佐郎、吏部員外郎，提點利州、成都路刑獄。

入為殿中侍御史。上疏哲宗曰："陛下明足以察萬事之統，而不可用其明;智足以應變曲當，而不可用其智。順考古道，二帝所以聖;儀刑文王，成王所以賢。願以《洪範》為元龜，祖訓為寶鑒，一動一言，思所以為則於四海，為法於千載，則教化行，習俗美，而中國安矣。"劉奉世冊立夏國嗣子乾順，而乾順來賀坤成節，奉世遽出境，稷劾之，奉世以贖論，遷右司諫。揚、荊二王為天子叔父，尊寵莫並，密令蜀道織錦茵。稷於正衙論曰："二聖以儉先天下，而宗王僣侈，官吏奉承，皆宜糾正。"既退，御史趙〈山幾〉謂曰："聞君言，使〈山幾〉汗流浹背。"改國子司業、起居舍人，歷太常少卿、國子祭酒。車駕幸太學，命講《書·無逸篇》，賜四品服，除刑部侍郎兼侍講。元祐八年春，多雪，稷言："今嘉祥未臻，沴氣交作，豈應天之實未充，事天之禮未備，畏天之誠未孚歟?宮掖之臣，有關預政事，如天聖之羅崇勛、江德明，治平之任守忠者歟?願陛下昭聖德，祗天戒，總正萬事，以消災祥。"帝親政，召內侍居外者樂士宣等數人。稷言："陛下初親萬機，未聞登進忠良，而首召近幸，恐上累大德。"

以集賢院學士知潁州、江寧府，拜吏部侍郎，又出知河南府，加龍圖閣待制。章惇欲困以道路，連歲亟徙六州。徽宗立，以左諫議大夫召，道除御史中丞。入對，與蔡京遇，京越班揖曰："天子自外服召公中執法，今日必有高論。"稷正色答曰："行自知之。"是日，論京奸狀，既而陳瓘、江公望皆言之，未能動。稷語陳師錫等曰："京在朝，吾屬何面目居此?"擊之不已，京遂去翰林。又乞辨宣仁誣謗之禍，且言："史臣以王安石《日錄》亂《神宗實錄》，今方修《哲宗實錄》，願申飭之。"時宦官漸盛，稷懷《唐書·仇士良傳》讀於帝前，讀數行，帝曰："已諭。"稷為若不聞者，讀畢乃止。

曾布得助嬖昵，將拜相，稷約其僚共論之。俄轉工部尚書兼侍讀，布遂相。稷謝表有佞臣之語，帝問為誰，對曰："曾布也。陛下斥之外郡，則天下事定矣。"改禮部。論宋用臣不當賜美謚，不為書敕。哲宗升祔，議功臣配享，稷以為當用司馬光、呂公著。或謂二人嘗得罪，不可用。稷曰："止論其有功於時爾，如唐五王豈非得罪於中宗，何嫌於配享?"又言："陛下以'建中靖國'紀元，臣謂尊賢納諫，舍己從人，是謂'建中';不作奇技淫巧，毋使近習招權，是謂'靖國'。以副體元謹始之義。"禁內織錦緣宮簾為地衣，稷言："仁宗衾褥用黃絁，服御用縑繒，宜守家法。"詔罷之。

稷盡言守正，帝待之厚，將處之尚書左丞，而積忤貴近，不得留，竟以樞密直學士守越。蔡京得政，修故怨，貶海州團練副使、道州別駕，安置台州。除名徙建州，稍復朝請郎。卒，年七十五。建炎中，追復學士，謚曰清敏。

初，文彥博嘗品稷為人似趙抃，及賜謚，皆以"清"得名。稷三任言責，每草疏，必密室，子弟亦不得見。退多焚稿，未嘗以時政語人。所薦士如張庭堅、馬涓、陳瓘、陳師錫、鄒浩、蔡肇，皆知名當世雲。

論曰：熙寧行新法，輕進少年爭趨競進，老成知務者逡巡引退，何其見幾之明耶?獬議論剴切，精練民事，青苗法行，獬獨幡然求去，至窘迫不堪，弗恤也。襄奮起海隅，屢折不變，學者卒從而化，乃心民事，死猶不已。公輔以忤安石見黜，洙為諫官不能言，至免役取贏，洙方力爭，所謂不揣其本者歟!稷劾蔡京，論司馬光、呂公著當配享廟庭，蓋亦名侍從也。

呂誨，字獻可，開封人。祖端，相太宗、真宗。誨性純厚，家居力學，不妄與人交。進士登第，由屯田員外郎為殿中侍御史。時廷臣多上章訐人罪，誨言："台諫官許風聞言事，蓋欲廣採納以補闕政。苟非職分，是為侵官。今乃詆斥平生，暴揚曖昧，刻薄之態浸以成風，請下詔懲革。"樞密副使程戡結貴幸，致位政地，誨疏其過，以宣徽使判延州。復上言："戡以非才罷，不宜更委邊任;宣徽使地高位重，非戡所當得也。"兗國公主薄其夫，夜開禁門入訴。誨請並劾閽吏，且治主第宦者罪，悉逐之。御葯供奉官四人遙領團練使，御前忠佐當汰復留，誨劾樞密使宋庠陰求援助，徇私紊法。詔罷庠而用陳升之為副使，誨又論之。升之既去，誨亦出知江州，時嘉祐六年也。

上疏請蚤建皇嗣，曰："竊聞中外臣僚，以聖嗣未立，屢有密疏請擇宗人。唯陛下思忠言，奮獨斷，以遏未然之亂。又聞太史奏，彗躔心宿，請備西北。按《天文志》，心為天王正位，前星為太子，直則失勢，明則見祥。今既直且暗，而妖彗乘之，臣恐咎證不獨在西北也。自夏及秋，雨淫地震，陰盛之沴，固有冥符。近者宗室之中，訛言事露，流傳四方，人心駭惑，窺覦之志，可不防其漸哉!願為社稷宗廟計，審擇親賢，稽合天意，宸謀已定，當使天下共知。萬一有奸臣附會其間，陽為忠實，以緩上心，此為患最大，不可不察也。"仁宗以誨章付中書韓琦，由此定議。

召為侍御史，改同知諫院。英宗不豫，誨請皇太後日命大臣一員，與淮陽王視進葯餌。都知任守忠用事久，帝之立非守忠意，數間諜東朝，播為惡言，內外洶懼。誨上兩宮書，開陳大義，詞旨深切，多人所難言者。帝疾小愈，屢言乞親萬幾。太後歸政，誨言於帝曰："後輔佐先帝歷年，閱天下事多矣。事之大者，宜關白咨訪然後行，示弗敢專。"遂論守忠平生罪惡，並其黨史昭錫竄之南方。內臣王昭明等為陝西四路鈐轄，專主蕃部。誨言："自唐以來，舉兵不利，未有不自監軍者。今走馬承受官品至卑，一路已不勝其害，況鈐轄乎?"卒罷之。

治平二年，遷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上言："台諫者，人主之耳目，期補益聰明，以防壅蔽。舊三院御史，常有二十員，而後益衰減，蓋執政者不欲主上聞中外之闕失。今台闕中丞，御吏五員，惟三人在職，封章十上，報聞者八九。諫官二人，一他遷，一出使，言路壅塞，未有如今日之甚者。竊為陛下羞之。"帝覽奏，即命邵必知諫院。

於是濮議起，侍從請稱王為皇伯，中書不以為然，誨引義固爭。會秋大水，誨言："陛下有過舉而災沴遽作，惟濮王一事失中，此簡宗廟之罰也。"郊廟禮畢，復申前議，七上章，不聽;乞解台職，亦不聽。遂劾宰相韓琦不忠五罪，曰："昭陵之土未乾，遽欲追崇濮王，使陛下厚所生而薄所繼，隆小宗而絕大宗。言者論辨累月，琦猶遂非，不為改正，中外憤郁，萬口一詞。願黜居外藩，以慰士論。"又與御史范純仁、呂大防共劾歐陽修"首開邪議，以枉道說人主，以近利負先帝，陷陛下於過舉"。皆不報。已而詔濮王稱親，誨等知言不用，即上還告敕，居家待罪，且言與輔臣勢難兩立。帝以問執政，修曰："御史以為理難並立，若臣等有罪，當留御史。"帝猶豫久之，命出御史，既而曰："不宜責之太重。"乃下遷誨工部員外郎、知蘄州。

神宗立，徙晉州，加集賢殿修撰、知河中府。召為鹽鐵副使，擢天章閣待制，復知諫院，拜御史中丞。初，中旨下京東買金數萬兩，又令廣東市真珠，傳雲將備宮中十閣用度。誨言："陛下春秋富盛，然聰明睿知，以天下為心，必不留神於此，願亟罷之。"

王安石執政，時多謂得人。誨言其不通時事，大用之，則非所宜。著作佐郎章辟光上言，岐王顥宜遷居外邸。皇太後怒，帝令治其離間之罪。安石謂無罪。誨請下辟光吏，不從，遂上疏劾安石曰："大奸似忠，大佞似信，安石外示樸野，中藏巧詐，陛下悅其才辨而委任之。安石初無遠略，惟務改作立異，罔上欺下，文言飾非，誤天下蒼生，必斯人也。如久居廟堂，必無安靜之理。辟光之謀，本安石及呂惠卿所導。辟光揚言：'朝廷若深罪我，我終不置此二人。'故力加營救。願察於隱伏，質之士論，然後知臣言之當否。"帝方注倚安石，還其章。誨求去，帝謂曾公亮曰："若出誨，恐安石不自安。"安石曰："臣以身許國，陛下處之有義，臣何敢以形跡自嫌，苟為去就。"乃出誨知鄧州。蘇頌當制，公亮謂之曰："辟光治平四年上書時，安石在金陵，惠卿監杭州酒稅，安得而教之?"故制詞雲："黨小人交譖之言，肆罔上無根之語。"制出，帝以咎頌，以公亮之言告，乃知辟光治平時自言他事，非此也。誨之將有言也，司馬光勸止之，誨曰："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輕信奸回，喜人佞己。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疏;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且上新嗣位，所與朝夕圖議者，二三執政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腹心之疾，救之惟恐不逮，顧可緩耶?"誨既斥，安石益橫。光由則服誨之先見，自以為不及也。

明年，改知河南，命未下而寢疾矣。旋提舉崇福宮，以疾表求致仕曰："臣本無宿疾，醫者用術乖方，妄投湯劑，率任情意，差之指下，禍延四支。一身之微，固無足恤，奈九族之託何!"蓋以身疾諭朝政也。

誨三居言責，皆以彈奏大臣而去，一時推其鯁直。居病困，猶旦夕憤嘆，以天下事為憂。既革，司馬光往省之，至則目已瞑。聞光哭，蹶然而起，張目強視曰："天下事尚可為，君實勉之。"光曰："更有以見屬乎?"曰："無有。"遂卒，年五十八，海內聞者痛惜之。

元祐初，呂大防、范純仁、劉摯表其忠，詔贈通議大夫，以其子由庚為太常寺太祝。自誨罷去，御史劉述、劉琦、錢顗皆以言安石被黜。

劉述字孝叔，湖州人。舉進士，為御史台主簿，知溫、耀、真三州，提點江西刑獄，累官都官員外郎，六年不奏考功課。知審官院胡宿言其沉靜有守，特遷兵部員外郎，改荊湖南北、京西路轉運使，再以覃恩遷刑部郎中。

G. 詩人王十朋簡介

王十朋（1112年11月9日—1171年8月6日），字龜齡，號梅溪。於宋徽宗政和二年十月十八日（1112年11月9日）在樂清四都左原（今浙江省樂清市）梅溪村出生。

王十朋少時穎悟強記，七歲入塾，十四歲先後在鹿岩鄉塾、金溪邑館、樂清縣學讀書，學通經史，詩文名聞遠近。

十九歲時寫出「北斗城池增王氣，東甌山水發清輝」的名句。其才華震動了浙南的詩壇。

三十三歲時，王十朋在家鄉創辦梅溪書院授徒，次年入太學。由於當時南宋政治腐敗，奸臣秦檜專權，科場黑暗，屢試不第。

紹興二十五年（1155年），秦檜病死。紹興二十七年（1157年），四十六歲的王十朋以「攬權」中興為對，被宋高宗親擢為進士第一（狀元）。

隆興元年（1163年），張浚北伐失利，主和派非議紛起。王十朋上疏稱恢復大業不能以一敗而動搖，未被採納。出知饒、湖等州，救災除弊，頗有政績。

乾道四年（1168年），王十朋被起用為泉州知州。

乾道五年（1169年）冬，王十朋卸任。

乾道七年（1171年），王十朋被任命為太子詹事，旋即以龍圖閣學士致仕。七月初三（8月6日），王十朋在樂清縣家中逝世，享年六十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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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十朋的個人作品

王十朋計有詩1700多首，賦7篇，奏議46篇，其他如記、序、書、啟、論文、策問、行狀、墓誌銘、祭文、銘、贊等散文、雜文140多篇，都收入《梅溪先生文集》前後集中。此外還有《春秋》、《論語》講義8篇等。

201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有《王十朋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