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王堆出土的漆木家具主要有什么

㈠ 秦汉,唐宋,明清,室内陈设设计风格有何不同，急用啊

中国室内陈设唐和宋之间应该划出一条明显的界限。内容较多，字数限制只能说个大概了。
《中国风俗通史秦汉卷》P238-P258专门介绍秦汉时室内陈设：家具内型包括箱柜类家具，座榻类家具，几案类家具，寝具，屏障类家具和杂类器具。（秦汉人喜欢坐在榻上，榻可以坐，也可以睡觉，榻和今天的茶几差不多高。又秦汉人特别注重建筑的风水，甚至高过了建筑本身的实用价值。又秦汉时建房一般都一厅二室，不和其他的房连接在一起修建。）
进入汉朝时期，整个汉朝处于封建社会上升时期，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到第一个鼎盛时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使建筑，工艺家具产生显著进步，汉朝家具工艺有了长足的发展。，汉朝除了大规模建造宫殿，坛庙，陵墓外，贵族官僚的苑囿私园也出现，它们的兴建兴起共同推动了家具的发展。既是我国古代建筑史上的又一个繁荣期，也是我国低型家具大发展的时期。在继承战国漆饰的基础上，漆木家具进入全盛时期，不仅数量大、种类多，而且装饰工艺也有较大的发展。汉代漆木家具杰出的装饰，使得汉代漆木家具光亮照人，精美绝伦。此外，还有各种玉制家具、竹制家具和陶质家具等，并形成了供席地起居完整组合形式的家具系列。那时，人们席地而坐，所用的家具一般为低矮型，如：席子、漆案、漆几等。随用随置，并没有固定的位置。可视为中国低矮型家具的代表时期。这一时期家具的主要特点是：(1)大多数家具均较低矮。(2)始见由低矮型向高型演时的端倪。(3)出现软垫。(4)制作家具的材料较为广泛。具体来说，秦汉时期室内陈设格局风格和家具的设计，制作，用材的特点有：
1 以床塌为中心的起居形式
住宅内各种房间的基本功能与家具的陈设格局，我们在许多汉代的住宅建筑明器、墓室壁画和画像石上都能够看到。从许多住宅明器上的板门、交棂窗、窗内的帷幕、院中的晒衣木架，及墓室壁画和画像石上有描绘住宅内生活的场景，我们可以了解当时住宅室内的功能与家具陈设。
大约东汉后期，随着对西域各国的频繁交流，北方少数游牧民族进入中原地区，打破了各国间相对隔绝的状态，胡床逐由西城输入，渐受欢迎。所谓胡床，就是可张可合，携带便捷，可以折叠的马扎。以后被发展成可折叠马扎、交椅等，更为重要的是为后来人们的"垂足而坐"奠定了基础。《益都耆旧传》中有"锯胡床，垂足而坐"之说。据《太平御览》记载："灵帝好胡床。"
床与榻在功能和形式上有所不同，床略高于榻，宽于榻，可坐可卧；榻则低于床，窄于床，有独坐和两人坐等。秦汉时仅供坐用，后衍化演变成可坐可躺。刘熙«释名，释床，帐»说："人所坐卧曰床装也，所以自装卸也。长狭而卑曰榻，言其榻然近地也。小者独坐，主人无二，独所坐也。"
床榻在秦汉时期得到很大发展，床开始向高型发展。«益都耆旧传»中说："刺史每自坐高床，为从事设单席于地。"
榻也有大者。《三国吴志鲁肃传》载：“周瑜荐肃与孙权与语甚悦之，众宾罢退，乃独引肃还，合榻对引密议天下事”。
从秦汉时期的壁画，画像砖，画像石，漆画，帛画，雕塑，板刻中可以推断，床榻是当时使用最多的家具之一。
《后汉书徐稚传》：“陈蕃为太守，不接宾客，唯（徐）来，特设一榻去则悬之”。河北望都汉墓壁画中“主记史”和“主簿”各坐一榻。两榻形制，尺寸基本接近。腿间有弧形券口牙板曲线，榻面铺有席垫。
陕西绥德大瓜梁汉墓出土的石刻门楣，主要端坐小榻，前有人跪拜。江苏徐州洪楼村和茅村汉墓画像石上，都有一人独坐榻上，徐州十里铺东汉墓画像石中，有三人跪拜，一人端坐榻上的刻画。河南郸城出土的汉榻为长方形，四腿，长875毫米，宽720毫米，高190毫米，腿足横断面是矩尺形，腿间也有弧形曲线。榻面刻有隶书：“汉故博士常山大傅王君坐榻”。
床榻兴起盛行，对其装饰也悄然升温。《释名》载：“帐，张也，张旋于床上也”。可见，秦汉床上始施以床帐，冬设幔帐避暑，夏施蚊帐避蝇。
秦汉时期的屏风常与床榻配合使用。侧有屏风，烘托有序，配合建筑隔断，起挡风，屏蔽，分割，美化室内空间的作用，而构安静，稳定的空间区域氛围和效果。榻屏是屏与榻相结合的新品种，标志汉代新兴家具的诞生。东汉李尤有一首《屏风铭》：“舍则潜避，用则设张，立则端直，处必廉方，雾露是抗，奉上蔽下，不失非常。“简短数句，描述了当时屏风的状态。
从汉代铜镜的装饰图形中看出汉代的屏风多为两面形和三面型。（《西京杂记》里记载有：”......云母屏风,琉璃屏风,列宝帐于桂宫,时人谓之四宝宫。”）中的侧宝屏风”等。
唐时期的室内陈设，和今天电视上看到的日本传统生活方式几乎是一样的，唐人会客喜欢直接跪在地板上，有唐人会客饭前饮茶，饭后饮酒，如果不是吃饭时间，只会给水果或点心，不会给茶的。
《中国风俗通史隋唐五代卷》P177-P231专讲唐人建筑与室内陈设。因隋唐时的坊市制度，因而，隋唐与汉不同，唐人都热衷于建四合院，且喜欢采用中轴线和左右对称分布。唐人建房迷信的同时，还注重养身，例如：“何为安处，曰非华堂邃宇，重茵广榻之谓也。在乎南向而坐，东首而寝，阴阳适中，明暗相半。”
唐人家具有很多，富人和穷人是不一样的。重要的有：帘，帷，帐为这一时期重要的遮蔽物，屏风。地上有地衣，茵褥装饰地板（估计这样跪下来才不会那么疼）。室内有绳床（可以躺下来得那种靠背椅），椅子。灯烛（唐人特别看重这玩意，社会上喜欢用蜡烛炫富。）其他的井栏，药臼，食柜，水槽，釜铛，盆瓮等基本都家家具备。还有特备重要的是几案，唐人都喜欢跪在几案前，几案有大有下，有贵有贱，用途也大不相同。
隋唐家具仍分七大类，即坐具、卧具、承具、凭具、庋具、屏具和架具。
图11三彩陶塌（西安唐墓）2独坐小榻（墩煌）3四出头官帽椅（敦煌）4圈椅（杨耀据唐《宫中图》复原）5三彩钱柜（西安唐墓）6椅（西安唐墓壁画）7圈椅（唐《纨扇仕女图》）8纨扇仕女图（月样杌子）9方凳（卫贤《高士图》）10长桌及长凳（墓高窟第473窟壁画）11屏风、案、桌、扶手椅（五代王齐翰《勘书图》）12方桌（墓高窟第85窟壁画）13住宅内的床（墓高窟第217窟壁画）14桌、靠背椅、凹形床（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
坐具
隋唐五代坐具十分丰富，并出现不少新品种。隋唐是席地坐与垂足坐并存的时代，继续发展的坐具和新出现的坐具主要是为了适应垂足，如凳类、筌蹄、胡床、榻以及椅类等。
凳类坐具如四腿八挓小凳，见于敦煌壁画。方凳见于章怀太子墓壁画和五代卫贤高士图。敦煌唐代壁画嫁娶图还绘有宽体条形坐凳，供多人同坐。还有一种圆凳，圆形坐面，下有凳腿，为西安西郊唐墓出土的彩陶说明唱俑所坐。这时新出现一种平面呈半圆形称为“月样杌子”的垂足坐具，在唐画如《纨扇仕女图》、《调琴啜茗图》、《宫中图》和《捣练图》上皆可见到（图2）。
筌蹄用竹藤编制，圆形，在南北朝时已出现在佛教活动中，隋唐流行于上层家庭。西安王家坟唐墓出土一件三彩持镜俑就坐在这样的筌蹄上，作腰鼓状，上下端及腰部都有绳状纹。筌蹄至五代演变为各式绣墩（图3）。
胡床即马扎，在隋唐继续流行。众多出土模型和壁画显示，隋唐的独坐式小榻多为壸门式。还有一种可坐多人的长榻，唐代称“长连床”，如敦煌莫高窟第196窟所绘二僧共坐一榻即是。
在两晋南北朝时已透露出若干消息的椅子，至迟在唐代中晚期已经流行。当时多称“绳床”，特别为僧尼修禅讲经所必备。白居易诗云：“坐倚绳床闲自念，前生应是一诗僧。”李白诗也说：“吾师醉后倚绳床，须臾扫尽数千张。”这种可坐可倚的坐具实际就是椅子。稍晚在五代顾阂中《韩熙载夜宴图》中有靠背椅。《旧唐书.穆宗本记》载：“长庆二年十二月辛卯，上见群臣于紫宸殿，御大绳床。”此种皇帝专用的大尺度绳床，可能就是宝座。
圈椅出现于中晚唐，造型古拙，可从《纵扇仕女图》、《宫中图》中见到。
卧具
隋唐卧具仍以床和炕为主。
四腿床是一般的床式，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出土一件，长2900毫米、宽1000毫米，高500毫米，用当地红柳制成，上铺柳条。敦煌唐代经卷本着色佛传图（藏大英博物馆）描写病者与死者灵魂升天情景，上绘一四腿床，与新疆出土的木床一样。
壸门床为高级床，是隋唐家具的代表类型。山东嘉祥英山一号隋墓壁画绘徐侍郎夫妇共坐在一张壸门床上。床后立屏，两侧侍女侍立，床前有直栅足杌，二人倚斑丝隐囊，观看杂戏舞蹈。其壸门空朗，上部曲线作小连弧形，连接两侧陡泻的弧线，弯转有力。床框厚实，下部托泥轻巧，造型很有韵味。壸门床至唐代更为成熟，壸门曲线简洁有力，整体造型更趋匀称舒展。莫高窟唐第217窟得医图，绘一贵妇坐于壸门床上，旁立侍女抱幼婴等待医士诊病。敦煌着色佛传图上绘有摩耶夫人夜梦佛乘象入胎，夫人即卧于壸门床上。壸门床面积很大，占据室内很大空间，生活活动都在床上进行。《唐书.同昌公主传》载：“咸通九年同昌公主出，降宅于广化里，制水晶，火齐、琉璃、玳帽等床，悉支以金龟银堑。”《隋唐佳话》:“太宗中夜闻告侯君集反，起绕床而步，亟命召之，以出其不意。”使用的都应是壸门床。
黄河以北，冬季寒冷，东北犹甚，多不用床而用炕。《旧唐书.高丽传》载：“冬月皆作长坑，下燃温火以取暖。”记载虽短，却具有普遍意义。炕燃煤或禾，既取暖又用以炊事。
承具
隋唐承具处于高、低型交替并存时期。低型承具继承两汉南北朝已臻成熟的案、几。高型如高桌、高案，处于产生和完善的过程中，数量尚不多。
低型承具供席地坐时用，较低，约高350～500毫米，隋唐时仍广泛使用，如低案、翘头低案等（图4）。
高型承具为垂足坐或站立时所用，较高，约650～880毫米，隋唐时有所创造和发展，新品种如桌类，同椅类家具一样，对以后造成很大的影响。
莫高窟晚唐第85窟壁画楞伽经变绘有两张方桌，结构形式相同，均为方形桌面，四隅各一腿，直接落地，腿间无牚，造型简朴，没有任何装饰，注重功能。从图中屠师和狗的比例来看，桌高约800毫米，是迄今最早的方桌形象。
敦煌唐代壁画弥勒下生经变嫁娶场面常绘有宴饮情状：帷幄中置一条形桌，四面垂帷，桌上布陈杯盘匙筷，男女分坐左右，从所绘尺度，桌长约2500～3200毫米。此桌与条凳共用，已为垂足坐式，为高型长桌，但因有桌幄腿部结构不得见。但有的壁画所绘长桌结构十分清楚，桌下立四条直腿，腿间无牚，其简朴情况与壁画所绘方桌一样。唐代尚无“桌”字，当时可能称为“台盘”。唐贞元十三年《济读庙北海坛祭器碑》记云：“油画台盘二．一方五尺，一方八尺。素小台盘一。”唐尺一尺约合300毫米，则上述之桌一为1500毫米、一为2400毫米，似指长度，应属长桌。
莫高窟盛唐第103窟维摩诘经变绘维摩诘坐在拔高的带斗帐和围屏的壸门小榻上，手持麈尾，倚弧形凭几。榻前置一几颇高，为与低型几案区别，姑且名曰高几。此高几画得相当仔细，几面由四块木板拼成，上绘清晰的褐色木纹，两端安翘头。几两侧曲形栅足上曲下直，排列较密，下有贴地横柑。此图形象说明几案是随坐具的加高而加高的。唐代高几国内尚无实物，但日本奈良正仓院收藏了一件相当于唐代的高几，与敦煌莫高窟第103窟不同的是直形栅足，不排除是遣唐僧从中国携归之物。
传世绘画《宫乐图》绘出唐时宫庭宴乐场面，当中置一壸门大案，两侧各有两位妇女坐在月样杌子上，还各有两个空置的月样杌。案面长方，漆成方格网状，有大边和抹头，转角为委角，饰以铜角花。案正面有壸门三洞，从人数看侧面应有六洞，近地处有交圈的托泥。在受力构件上作出壸门曲线，说明受力构件与牙板尚未分离。因是宫中使用之物，造型和漆饰颇富丽豪华。传唐阎立本《北齐校书图》的壸门大榻，与此大案结构、造型相近。
壸门大案从东汉和南北朝的坐榻及床演变而来，在唐代发展成熟。从绘画及壁画可知，带有壸门的家具在唐代使用很广，不仅用在承具如大案、小案、双层案上，也用于坐具与皮具，五代仍有延续，至宋则为新的、更简便和省工省料的梁柱结构所代替。
凭具
隋唐凭具沿习两汉南北朝，有直形凭几、弧形凭几和隐囊。
河南安阳隋张盛墓出土有直形凭几模型，几身截面梯形，腿和底村连成一体呈“山”字形，并在中部饰两道弦纹。日本正仓院所藏唐代凭几造型与此大体相类。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出土一件木质凭几（考古报告误为琴几），上绘漆画，是目前为止国内仅有的隋唐凭几实物。几面一字形，两端抹成弧状，木胎加彩漆绘并嵌螺锢，面上界分为七块，两端漆饰已脱落，中央五块尚清楚可辨，绘团花、折枝花和腾飞小鸟。双腿中部较细，上下两端扩大为方形，腿下有底村。底村两端抹圆，与日本正仓院所藏唐代凭几造型几乎全同。
弧形凭几产生于东汉末，多流行于长江下游，隋唐仍在使用，但已近尾声。河南隋代张盛墓出土一件陶质弧形凭几模型，弧形扶手截面梯形，三曲足为兽腿。山西省博物馆藏有一件唐开元七年（719）石雕天尊像，右手执扇和拂尘，左手扶曲形凭几，几腿为弧鹄，可见其使用情况。敦煌莫高窟初唐203窟壁画维摩诘图，维摩诘坐于壸门式小榻上，上覆斗帐，右手执麈尾，前置弧形凭几，几腿亦为兽腿形。
隐囊即巨形靠枕，隋唐上承南北朝“斑丝隐囊”，无大变化。山东嘉祥英山一号隋墓壁画绘有墓主徐侍郎夫妇坐于壸门式床上，其妇身后即倚靠一件隐囊，其体量、造型都与唐孙位《高逸图》一样。《高逸图》绘山涛、王戎、刘伶、阮籍四人。山、阮都倚着隐囊。王维（酬张諲）诗也提到隐囊：“不逐城东游侠儿，隐囊纱帽坐弹棋。”普通百姓使用的隐囊比较简单，称“布囊”。《续玄怪录》卷四云：“斜月尚明，有老人倚布囊坐于阶上，向月检书。”
(扶风法门寺出土的唐代银案)
庋具
南方庋具多用竹材，如笥、橱、箱、笼；北方多用木材，如箱、柜、匣、椟。因选材不同，加工工艺也不一样，造型也有差异。
唐代箱有木质、竹质、皮质三种，且有长方形和方形盝顶之别。陕西扶风法门寺出土的八重宝函（银箱），外几重皆为盝顶式（图5）。
苟以竹或萑苇为之，是用以盛衣物、书画、饭食的矩形盛器。《大唐新语》卷四谓：“则天朝，恒州鹿泉寺僧净满有高行，众僧嫉之。乃密画女人居高楼，净满引弓射之状，藏于经筒，令其弟子诣阙告之。”《隋唐嘉话》记虞世南曰：“昔任彦升善谈经籍，时称为五经筒。”
隋唐的柜多为木制，以板作柜体，多横向放置，外设柜架以承托，有衣柜、书柜、钱柜等不同称谓。柜与箱、匣的不同在于体积较大。《开河记》云：“大业中，诏开汴渠。开河都护麻叔谋好食小儿。……城市、村坊之民有小儿者，置木柜，铁裹其缝，每夜置子于柜中，锁子。全家秉烛围守。”《朝野佥载》与《酉阳杂俎》都记有柜中藏人的类似故事。
书柜也称“文集柜”。白居易《题文集柜》诗曰：“破柏作书柜，柜牢柏复坚。收贮谁家集？题云白乐天。……自开自锁闭，置于书帷前。”有的书柜用珠宝玉石装满，《杜阳杂编》曰：“武宗皇帝会昌元年渤海责玛瑙柜，方三尺，深色如茜，所制工巧无比。用置神仙之书，置之帐侧。”唐尺有大、小尺之分，据《唐六典》，日常用尺为大尺，一尺约合296毫米，三尺方柜长宽各约890毫米。
文献中也有关于钱柜的记载。《唐书》记：“王伾茸无大志，唯务金帛宝玩。为大柜，上开一孔，使足以受物。夫妻寝止其上。”能容两人睡卧其上，可见甚大。“上开一孔”就是在柜的上面开投放钱币的小孔。西安王家坟唐墓出土一件三彩釉的钱柜，由六块板组成。两侧板略高了柜面，两端有三角形翘起为饰。上板前沿中间设一小门，靠里端开有一个足可以投抛钱币的一字孔。小门可以抽开，门板侧面钉钮头锅。前面立板也钉钮头，可以锁住。柜架于四角呈矩尺形的柜托上，悬空防潮，不使钱币锈蚀。在柜体和托架上都有帽钉状凸起装饰。柜体正面设两个圆形兽面，柜体两侧也各设一个，除装饰外，似乎还示意辟邪（图6）。
橱也供贮食藏物，一般为竖向，并常设抽屉。《癸辛杂识》曰：“昔李仁甫为长编，作木橱十枚，每橱作抽替匣二十枚，每替以甲子志之。凡本年之事，有所闻必归此匣，分月日先后次第之，井然有条。”《云仙杂记》：“许芝有妙墨八橱，巢贼乱，瘗于善和里第。事平取之，墨已不见，惟石莲匣存”，是藏墨之橱。《广舆记》：“庾易，……长中袁录慕其风，赠以鹿角，书格，蚌盘，牙笔，易将连理几竹书格报之。”此云“书格”，即书橱。
具
隋唐屏具有座屏、折屏两种，不仅挡风，还能分隔空间，衬托主体。在屏风上作画题字更可衬托气氛。
隋唐已大量用纸，屏风扇一改过去在实板上作画的做法，而以纵横木梃形成田字框架，在两面糊纸，再在纸上作画题字，正如白居易《素民间谣》所云：“尔今木为骨兮纸为面”。迅速发展中的隋唐山水、花鸟画，自然会用之于屏风，于是，张藻松石、边鸾花鸟都成了屏风画的热门，与汉晋南北朝屏风画的人物故事和或纯装饰的漆屏不同。
折屏无下座，由多数扇组成，互成夹角立于地上。屏扇都取双数，盛唐后多为六扇，即所谓“六曲屏风”，李贺诗云“周回六曲抱银兰”。扇与扇之间用丝绳或称为“屈戍”、“屈膝”、“交关”等（即今所称“折铁”、“合页”或“搭钩”）的金属件相连。唐墓壁画和日本正仓院所存“羽毛篆书屏风”、“羽毛文书屏风”、“羽毛少女屏风”及“唐草夹撷屏风”等实物，都是唐代六曲屏风。折屏一般较矮，约高1200~1650毫米，先用较宽的木条作出四个边框，框中用木格做成日、目或田字格，再于其上糊纸、绢、纱或夹缬织物，或单面或双面。
座屏以下有底座，不折叠，与折屏有别，因需空面居中，故扇数多为奇数。《唐书.魏征传》云：“征上疏有言疏奏。帝曰：‘联今闻过矣，方以所上疏，列为屏障，庶朝夕见之。”，《通典》：“太宗疏督守之名于屏，俯仰视焉，其人善恶必书其下，州郡无不率理。”《唐书旧记》：“元和四年秋……，御制前代君臣事迹十四篇，书于屏。”这些大多是座屏。莫高窟盛唐第217窟壁画得医图和第172窟壁画净土变都有座屏，前者为独扇独幅屏芯，后者为独扇三幅
架具
隋唐架具有衣架和书架。
隋唐衣架基本形象是高植两腿，中连以赏，上方有长形搭脑承架衣服，或木或竹。唐贞元十三年《济读庙北海坛祭器碑》有谓：“竹衣架四，木衣架三。”沈铨期诗云：“朝霞散彩羞衣架，晚镜分光劣镜台。”五代《韩熙载夜宴图》中也绘有衣架。
书架大致是四腿落地，中连数层搁板，上存书籍、书卷。白居易《书香山寺》诗云：“家酲满缸书满架，半移生计入香山。”唐.杨烱《卧读书架赋》云：“两足山立，双钩月生。从绳运斤，义且得于方正。量枘制凿，术乃取于纵横。功因期于学术，业可究于经明。不劳于手，无费于目。开卷则气杂香芸，挂编则色连翠竹。”唐代书架的形象见于山西高平海华寺壁画，修行的草庐内有一个书架，四腿落地，中横搁板，上搁书卷和僧人日用什物，下为壶门立板，类似以后的博古架。
二家具的装饰
大体有出木类和漆饰、镶嵌等类，有淡雅和富丽两种不同取向。
出木类即在木面饰以桐油，或索性白茬，朴素无华，多为平民施用，士大夫追求返朴归真，也常用此，称“素几杖”，白居易《素屏谣》曾有描写。“素几杖”也包括单一色漆。
唐代家具漆饰继承两汉南北朝，又吸收各族及异域文化，从而形成开朗、豪迈、富丽的风格。其花纹前期以忍冬纹、折枝花和鸟纹为主，还有联珠纹、双兽纹。后期为之一变，忍冬纹很少见而流行团花和缠枝花等花鸟图案。唐代漆饰手法则有彩绘、螺嵌、平脱、密陀僧绘等，并新创了雕漆工艺。
金银平脱是从汉代贴金银片发展而来，做法是用极薄的金银片剪成图案，贴于器上，然后涂二三层漆，经研磨使金银片显露，成为闪光的纹饰。金银平脱是唐代工匠的创造，盛行一时，成为帝王享用的高级器物。《酉阳杂俎》曾记曰：“安禄山恩宠莫比，赐赍无数，其所赐品目有：金平脱犀头匙筋、金银平脱隔馄饨盘、平脱着足叠子、银平脱破觚、银平脱食台盘。又贵妃赐禄山金平脱装具、玉合、金平脱铁面碗。”
螺锢应用于漆木器，在唐代有很大发展，有的在螺锢上加浅刻，增加表现层次。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出土一件嵌螺锢木双陆局，长28厘米、高7.8厘米，曲尺形腿，腿间开壶门光洞，下有托泥。盘两长边中间为月牙形城，左右各有六个螺锢花眼。盘中间有纵、横格线各两条，围成画面，上嵌云头、折枝花和飞鸟螺锢，总体与日本正仓院藏双陆局相似。
雕漆是唐代新创的装饰技法，是在木胎上先平涂薄漆数十道，再雕刻漆层成形。战国有类似做法，但是先在木胎上雕刻成形，然后上漆，与唐代不同。
彩绘是漆饰的主要技法，为历代普遍使用，唐代亦然。唐代家具上的彩绘可从传世唐画如《宫中图》、《宫乐图》、《纨扇仕女图》、《捣练图》上的壸门大案、月样杌子和圈椅等家具上看到。
到宋代，以汉人为主的社会，就和我们在电视剧里看到的那种古人的生活方式基本一样的了，高屋建瓴，立式家具，桌子，椅子，凳子。
《中国风俗通史宋代卷》P157-P200专讲宋代建筑和室内陈设，宋代首先是梁柱式框架结构取代了隋唐史的箱型壶门结构。宋代家具有：被褥和幄（相当于现代在床四周支起来的罩子），枕席（枕头），席子，灯和蜡烛，扇子，镜子，唾壶，溺器，暖水瓶，暖足器，各种香（熏香），扫帚，地衣等等。
又宋及以后的朝代家具都有专书例如：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0年 邵晓峰著《中国宋代家具》。

㈡ 春秋战国时期的家具主要有哪些类型，分别叫什么名字。

我国古代家具主要有席、床、屏风、镜台、桌、椅、柜等。席子，是最古老、最原始的家具，最早由树叶编织而成，后来大都由芦苇、竹篾编成。古人常“席地而坐”，足见席子的应用是很广泛的。床，是席子以后最早出现的家具。一开始，床极矮，古人读书、写字、饮食、睡觉几乎都在床上进行。《孔雀东南飞》：“阿母得闻之，槌床便大怒。”诗中的“床”指的是坐具。和这种矮床配合用的家具有几、案、屏风等。还有一种矮榻常与床并用，故有“床榻”之称。魏晋南北朝以后，床的高度与今天的床差不多，成为专供睡觉的家具。唐宋以来，高型家具广泛普及，有床、桌、椅、凳、高几、长案、柜、衣架、巾架、屏风、盆架、镜台等，种类繁多，品种齐全。各个朝代的家具，都讲究工艺手法，力求图案丰富、雕刻精美，表现出浓厚的中国传统气派，成了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独特风格与样式，对世界不少国家产生过深远影响。

椅子，胡床或马扎。桌子，几和案。案分为书案和食案。“几“在古代不是供人坐的，而是供人依靠用的。床，胡床。被子：被裘。灯：瓦豆。镜子：镜鉴。

㈢ 想知道东汉时期流传至今的漆器有哪些关于它们的历史

漆器是中国古代的一项伟大发明。一九七八年，考古工作者在距今七千年的浙江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了一只髹漆的木碗，这是我国也是世界上已知年代最早的漆器。此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初生的漆工艺，像早晨初升的太阻，不断升起。大约经过了五千年左右的蓬勃发展，从西汉初年开始，它如日中天，发射出最大的光和热，进入了中国漆工艺史上最灿烂辉煌的巅峰时代! 一、汉代漆工艺昌盛繁荣的景象
汉代是我国漆器灿烂辉煌的时代。
汉代文献中，有大量关于漆器繁荣的文字记载。当时人们满怀激情地描述它，用世界上最美好的词句来歌颂它。如司马迁的《史记》记载说，全国各地市场上，都有“木器髹者千枚”，“漆于斗”，漆器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还出现了“陈、夏千亩漆”*这样大规模的商品生产基地。张衡《南都赋》说：“其原野则有丝漆麻伫”e。扬雄《兖州牧箴》也说：“草繇木条，漆丝缔絺生”，漆丝絺伫正是制造漆器的主要原料。《史记�6�1货殖列传》说：“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盐铁论�6�1本议》说：“陇蜀之丹漆旄羽”，“兖豫之漆丝缔之”，是全国著名的。当时各地的公私漆器作坊，也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扬雄说蜀郡成都的漆器作坊，“雕镂扣器，百伎千工，其规模之大可以想见。当时的器具，凡是可以漆制的，无不制成漆器。人们普遍使用漆器。《盐铁论．散不足》记载：“今富者银口黄耳，金罍玉钟；中者舒玉伫器，金错蜀杯。”“良民文杯画案”，“涂屏错跗”，“采画丹漆”。说富裕和小康人家，都大量使用高级漆器。《盐铁论》说，汉代漆器乃“养生送终之具也”。人们不仅生前大量使用漆器，赞美漆器，而且；死后还要用大量漆器殉葬。半个世纪以来，我国考古工作者发掘了数以万计的汉墓。发掘资料表明，汉墓随葬了大量漆器。尤其是西汉墓，凡是能够保存漆器的中等规模以上的墓葬，其随葬品，许多是以漆器为主；那些不能够保存漆器的墓，除一部分墓的漆器全朽不留痕迹外，也还有相当一部分墓葬，残存大量漆皮和漆器痕迹，以及大量漆器的金属配件、玉石珠宝嵌件和装饰物。如湖南长沙望城坡古坟垸西汉墓，出土随葬品二千多件，其中漆器占去了一千五百多件；长沙马王堆三座西汉墓出土漆器七百多件，广西贵县罗泊湾西汉墓出土漆器七百多件，四川绵阳永兴双包山二号西汉墓出土漆器五百多件，安徽巢湖放王岗西汉墓出土漆器三百多件”，湖北江陵高台二八号西汉墓出土各类器物二五O件，其中漆器占二三O件。其它西汉墓随葬品的情况，大都类此，即多数大中型墓，都是以漆器为主要随葬品。幽灵世界只不过是现实世界的模拟，说明漆器在西汉人们生活中，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由于汉代漆器生产的空前繁荣，所以汉代有不少带漆字的地名，如“漆园”、“漆里”、“漆县”等。
汉人普遍使用漆器，从事漆器生产的利润丰厚，因此各行各业纷纷转向漆业，农民大量涌入漆业。如东汉崔实《政论》说“农夫掇耒而雕镂。”《后汉书�6�1’申屠蟠传》记载：“蟠家贫，佣为漆工。”因此，在全国各地，形成了一支庞大的漆工队伍。如成都一地，“雕镂扣器，百伎千工”,但是，从事漆器生产，对于有些人是容易得病的；《髹饰录�6�1序》说：“漆身为癞状者，其毒耳。”对漆过敏的人；易患漆疮。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一部西汉医书《五十二病方》，记载了汉代人们的主要疾病，以及治疗的药方。书中有一章标题叫“鬃”�6�1，即“漆”，是专门医治因漆而发病的各种医方。说明西汉社会上从事种漆和髹漆的人极多，以致于“漆”这种职业病，已成为当时社会上的主要疾病之一。
长沙马王堆汉墓医书记载，汉代已有了滚行业的崇拜神：漆王。如该书有一个祝由方说： “喷，漆王，若不能漆甲兵，令某伤，鸡矢鼠壤涂漆王！”这说明西汉已有了人们崇拜的“漆王”偶像。西汉漆神的出现，也正是西汉漆器工业高度发达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
汉代前后四百多年，虽均属中国漆器的鼎盛时代，但西汉漆器已达顶峰：物盛些衰，自然之理，考古资料表明，东汉漆器，已有开始走下坡的迹象。这主要表现在东汉墓漆器随葬品有所减少，如一墓出土数以百计漆器的情况，要比西汉墓少得多。目前我们能见到的，主要是西汉漆器，东汉漆器是很少的。也许这中间有别的原因，如东汉砖室墓在南方普遍的兴起，而砖室墓是无法保存漆器的；又如，东汉瓷器已经出现，它或多或少会影响到漆器的统治地位。二、应有尽有的品种，丰富多彩的造型 考古发现汉代漆器数以万计，其数量之多是空前的。不仅如此，汉代漆器品种之齐全，
造型之丰富，也同样是漆工艺史上首屈一指的。
从汉代漆器的胎质来看，种类是非常之多的。当时各种质料的器物，都可以髹漆。据初步统计，有木、麻布、竹、陶、铜、铁、角、皮、缯帛、藤、骨、石、金、银、铅、象牙、玳瑁等胎质。汉代漆工艺好像是一种普照的光，给许许多多的器物抹上鲜艳的颜色，披上美丽的外衣。 │
中国有过辉煌的青铜时代，那是在商周时期。到了汉代，人们认为青铜器虽然能铸造出奇巧的造型、精致的纹饰，但是，它的颜色太单调，于是，人们从爱美的角度出发，给青铜器髹漆绘画，装饰打扮，老气横秋的青铜器，一下子“年轻”了许多，变成了颜色鲜艳，光彩焕发，多姿多彩的漆器了。髹漆后的铜器，还可以防止表面锈蚀，经久耐用。

铜胎漆器虽然在战国时已经出现，但只有到汉代才真正流行。考古工作者发现了许多汉代铜胎漆器。1938年，蒙古伊克昭盟伊金霍洛西南地方舶汉墓，出土了铜胎的漆鼎、漆壶、漆钫、漆甑等，纹饰有狩猎纹和风纹。近半个世纪以来，考古发现的铜胎漆器就更多了，其中最精彩的，有广西罗泊湾汉墓出土的铜胎漆提筒和铜胎漆盆，以及山东诸城汉墓的彩绘铜胎漆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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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器曾经是人类童年就开始使用的器物，并且有过辉煌的彩陶时代。但是，用颜料彩绘，用粘附力差，极易掉色、剥落，随着社会进步，彩陶时代终成过去。

陶器髹漆的历史虽然悠久，新石器时代就有了，但那时漆的生产量太少，人们不愿把珍贵的漆用到陶器上去，到了秦汉，漆的产量大增，秦二世皇帝竟然想要用漆来髹城，漆产量之大，就可想而知了。到了汉代，漆的种植和制造有了更大的发展，为陶器髹漆创造了条件。在陶骷上髹漆，使暗色的陶器，变得颜色鲜艳，光彩照人。考古工作者发现了许多汉代陶胎漆器，如山东临沂银雀山四号西汉墓，出土的陶胎漆器多达2l件，它们表里均髹红褐色漆，器形有鼎、盒、龋、壶、盘、匜等。
木胎漆器是汉代以前几千年的主要传统。汉代漆器仍然以木胎为主。但是，这时木胎的制法多种多样，除厚木胎、薄木胎外，尚有斫木胎，旋木胎、卷木胎等。汉代早期漆器多为斫木胎和旋木胎，即用斫、剜、削、凿、刨等方法制出胎型，或用旋床旋出外壁和底部。晚期则多薄木胎。汉代木胎漆器，总的发展趋势是由厚向薄、重向轻发展的。汉代已能生产许多卷木薄胎漆器，如奁、卮、杯等。它们是用很薄的木板卷成圆筒形，接榫处削成斜面，用胶漆粘合的。，这是一种非常轻巧的漆器，它既需要精细的刀具，又需要高超的技术。在先秦时期，由于刀具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这种卷木胎漆器还不多见，只有到了汉代，才能大量生产。卷木胎漆器的出现，使生产者得以从厚木、圆木的刨、削、剜、凿的笨重劳动中解放出来。
卷木胎虽然很轻巧，但是不够结实，容易开裂或变形，所以，人们在卷木胎上，裱上一层麻布或缯帛，然后再刮灭髹漆，使轻巧的薄木胎漆器耐用。也就在这个基础上，人们又进一步发明了夹伫胎漆器。伫是一种细麻布，《说文�6�1系部》：“伫，躲属(段注：“躲者，臬属也)，细者为绘、布白而细者曰伫。”其制法是先作胎骨模型，然后在模型上层层裱褙涂有漆灰的麻布，干固后去其模，便形成了漆器的胎。由于麻布夹在漆灰中间，人们便称其为“夹伫胎”，这实际上就是后世脱胎漆器的始祖。
西汉初期，人们已普遍认识到了伫与漆相结合的牢固性。如《汉书�6�1张释之传》记载，汉文帝视察己的生坟霸陵时说：“嗟乎!以北山石为椁，用伫絮？ 漆其间，岂可动哉!，‘用伫絮斩陈滓”，把整个坟墓封固，就如同铜浇铁铸一样，盗墓者莫想动它分亳!这件事后来虽然没有实行，但它却说明亡漆结合是非常牢固的!
夹生胎漆器有许多优点，除了牢固和轻巧之外，随气候变化失水或吸水的能力比木材小，很少会收缩和膨胀，不容易变形，更不会开裂，比木胎好得多。
夹生胎漆器不是汉代的发明，早在战国楚地已有生产，但数量很少，还处于试制阶段，真正的大量流行，还是从西汉中期才开始的。以湖南长沙地区的汉墓为例：属于西汉早期的马王堆汉墓，出土漆器七百多件，绝大部分是木胎，夹伫胎极少，而年代为西汉中期的长沙曹撰墓，则恰好相反，出土漆器一五O多件，绝大部分是夹伫胎漆器。又以山东地区的汉墓为例：山东临沂银雀山四号西汉初年墓出土漆器四七件，其中除四件夹生胎外，其余全是木胎；而山东长清双乳山的一座西汉中期墓，出土大量漆器，“所有漆器都是夹生胎，不见木胎或竹胎”。考古发掘资料表明，西汉早期至中期，是漆器由木胎向夹生胎转变的时期。
以麻布为胎的漆器，汉代有专门的称呼。
长沙马王堆汉墓遣册有“漆布小卮”、“布漆奁”的称呼。如马王堆一号墓遣册竹简一八一：“漆布小卮一”，与出土实物对照，是一件麻布胎漆卮。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初年汝阴侯墓，出土一件麻布胎漆盘，上有铭文：“女阴侯布干盘”。可见，汉初麻布胎漆器多以“布”称。 ’
麻布胎漆器还有以“绪”称的。湖北云梦大坟头一号西汉墓遣册有“绪杯廿”的记载，与实物对照，是二十件麻布胎漆耳杯。《说文�6�1系部》：“伫或从绪省。”《说文句读》：“伫亦通作绪。”《通典》云：“晋徘歌云：‘交交白绪，节节为双’。吴音呼绪为伫”。西汉中晚期墓出土的麻布胎漆器，多自铭为“绪”器。如长沙杨家山西汉墓出土的麻布胎漆盘，有铭文‘‘杨子赣绪饭盘”。河北满城汉墓的麻布胎漆盘上，有“御褚饭盘”的铭文。该墓发掘报告指出：“铭文中的褚字，应为伫字的假借”e。褚字应为绪字的另一种写法。
从西汉中期开始，麻布胎漆器也称作“伫器”，如西汉昭帝的盐铁会议上，称麻布胎漆器为“伫器”叭1959年贵州清镇平霸56号西汉墓出土一件麻布胎漆盘，有铭文“元始四年广汉郡工官造乘舆 ？伫画黄扣饭盘”，自称“伫”器。
一些东汉墓出土的麻布胎漆器，则自铭为“侠伫”或“夹伫”器。如朝鲜乐浪汉墓（王盱墓）的麻布胎漆耳杯，其铭文中有“建武廿八年，蜀郡西工，造乘舆侠伫量二升二合荧杯”的记载；—件麻布胎漆盘有“永平十二年蜀郡西工夹伫行三丸治千二百卢氏作宜子孙牢”的铭文。
除了麻布为胎的漆器之外，还有用缯帛作胎的。长沙马王堆汉墓遣册有“布缯检”的记载。缯是汉佃于各种丝绸的统称。所谓“布缯检”，就是用麻布和缯帛为胎的漆奁。如马王堆一号汉墓遣册竹简二三三：“布缯检一，中有镜”。该墓发掘报告说，从这件布缯检(奁)的“器壁裂缝处，还可以清楚看到麻布纹路和细密的丝帛纹路，估计是在麻布胎上再裱一层丝帛”。缯帛比麻布柔软细密，用它做胎，能使漆器表面更加光洁美观，造型更加轻巧，大大提高漆器的档次。
在麻布或缯帛上直接髹漆，汉代叫？。东汉许慎《说文�6�1巾部》：“？�6�1漆布也。”汉代这些：髹了漆的布匹，有的是用来做车蓬的。《后汉书�6�1舆服志》：“公、列侯、中二千石……得乘漆布辎？车。”《居延汉简》简文中，也有“蜀车漆布”的记载。漆布还用来做帽子。《后汉书�6�1舆服志》说：“长冠，一名斋冠，促漆丽为之。”这种漆丽纱帽，汉代墓葬中有较多的发现。寸口甘肃武威磨咀子48号汉墓出土一件漆丽菱孔纹冠。山东临沂金雀山汉代周氏墓的漆冠，是缯帛髹黑漆。北京大葆台汉墓出土漆纱帽残片，该墓发掘报告说：“这是一种丝织编结的手工艺品，实物有粗细两种”，“外观皆呈棕黑色，涂施的漆膜富有光泽。初见之下，仿佛是角质薄板精工打孔做的，又很像平纹织物制成的，但据显微切片观察，漆膜中包埋着的织物组织，为纂组结构”，这种织物，两汉时称为‘漆丽’，以后又称作‘漆纱’，相沿约六、七个世纪一直是制冠的高级材料。”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一件非常完整的精美的漆缅纱帽，它是孔眼稀疏的纱，滁上厚厚的黑漆而成的，看去好像是用极细的乌黑发亮的金属丝编就的一样。
汉代漆布还用作坐垫，以及作防雨防潮的包裹或行囊，在新疆罗布淖尔汉代遗址，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块西汉漆布，虽经二干多年，表面依旧漆黑光亮，这块油漆布告诉人们，在“丝绸之路”上，中国精美的丝绸，是用油漆布包裹着，放在牲口上，经受风雨、霜雪、烈日、尘沙的侵袭，经过万里跋涉，才到达西方的。
我们不知道汉代是否用漆布作衣服；但是，山东诸城西郊杨家庄汉墓中，却出土了一卷漆纱，甘肃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出土漆纱10件。湖北江陵凤凰山八号西汉墓遣策载有“漆履二两”@。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遣策记载有“漆履一两”。《居延汉简》也有“漆履一两”的简文。
汉代除了给铜器髹漆外，还给其它金属器髹漆。如山东临沂西汉墓出土的铁胎漆鼎、铁胎漆钫。山西朔县汉墓的铅胎漆箭，山西浑源毕村汉墓的铅胎漆六博等等。给铁、铅等金属器髹漆，汉代以前是没有过的，它们的出现，反映了汉代漆工艺的空前繁荣，以及汉代仿漆器风尚盛行。
竹、皮、角；藤、骨等胎漆器也有一定数量。东汉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上杂物疏》说：“有漆画韦枕二枚”，“黑漆韦枕三十枚。”考古发现的实物中，也有一些精品，如马王堆一号汉墓的竹胎透雕龙纹漆勺。成都凤凰山汉墓的红漆竹笥。山东临沂金雀山三三号汉墓的黄褐色漆皮带。朝鲜汉墓出土的竹编漆箧。江苏邗江胡场汉墓的竹胎漆奁和皮胎漆箭菔@。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号汉墓的漆皮甲。江苏仪征烟袋山汉墓的皮胎漆耳杯，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的角胎漆剑。山东诸城汉墓的骨胎漆圆盒。甘肃武威市汉墓还出土了匏胎漆葫芦。
汉代漆器还有用两种以上材料制成的综合胎。如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的九子奁的盖和器壁是用麻布丝帛为胎，而器底则是斫木胎。江苏邗江甘泉二号汉墓的十子漆奁，小奁的边框、盖为木胎，底则是薄铜皮为胎。山东巨野汉墓的二件漆盆，是铜胎外附藤席，席外又贴麻布多层，再髹黑漆，然后再漆绘纹饰。
汉代漆器品种，像天上繁星，真是多到无法计算，它涉及到人们生活的一切领域，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无不与漆器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在有限的篇幅里，我只能举出一些主要的品种。
“民以食为天”。食具是人们必不可少的日常生活用品。汉代的食具，无论是餐具还是酒具，绝大多数都是漆器。以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为例，该墓出土各种食具一九O多件，其中漆食具占一六O多件。计有鼎、钫、锤、盒、匕、卮、勺、耳杯、具杯盒、盂、食案、食奁等。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六八号汉墓，出土食具一五O多件，其中一四O多件为漆食具，占十分之九以上。朝鲜汉墓出土的一件漆食案的铭文记载，汉常乐宫使用的漆食盘多至数千件。这些漆食具，虽同一种类，仍有许多种不同的造型：如壶，则有圆壶、扁壶、方壶、三角形壶；杯则有船形耳杯、圆形耳杯、铜座耳杯、筒形杯；单把卮杯、双把卮杯、三蹄足卮杯、有盖卮杯、无盖卮杯；食案则有圆形案、方形案、长方形案；勺则有长柄簸箕形勺，辫形柄筒形勺、马头柄圆形勺、鸟头柄圆形勺、鸭形勺等；有的即使造型相同，但也有大、中、小之分。如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大中小五具相叠的托食具的漆平盘(图69)，最大的一个盘，直径达七三�6�1五厘米，高一三厘米，像这样成套的大型漆盘，是以前所没有的。 �6�1
在汉代的漆食具中，有不少设计巧妙，造型奇特的精品。如湖南长沙的马王堆汉墓，望城坡
古坟垸汉墓、湖北江陵凤凰山等汉墓出土的具杯盒，为委角方圆形，盖与器身子母扣合严密，盒内叠装七只至十只耳杯。1981年江苏宝应县天子乡前走马墩汉墓出土的彩绘漆盒，则更为巧妙奇特：这是一个高二七厘米的圆柱形漆盒，盒内套置圆形座，座上刳大中小三个椭圆形槽，槽内分别放置套合的大中小耳杯各十件，在耳杯之上，又反扣漆盘五件。这个漆盒内，共放置餐具三五件。叠放稳妥，制作精密，在设计上，既考虑到餐具的使用方便，又考虑到了缩小存放的空间，还有餐具的清洁卫生等。
汉代有大量日用漆器，如床、榻、枕、几、器座、镜匣、案、箱、桶、沐盘、盒、盆、匝、罐、洗、虎子、锤、笥、弗、算筹、果盒、奁、屏风、扇、杖、尺、量、箕、印、提筒、薰炉等，真是不胜枚举，而且每一个品种，还有多种不同的造型，如盒；就有圆盒、方盒、长方盒、椭圆盒、海棠形盒、马蹄形盒、
盈顶盒、兽头柄盒、鸭嘴柄盒等，其中尤其是安徽天长六号汉墓出土的鸭嘴柄盒，手握鸭嘴，嘴合则盒开，松手，则嘴张而盒闭，构思极巧，世所罕见。梳妆用的奁盒，更是有许多不同的造型，如有圆奁、方奁、长方奁、椭圆奁、气形奁、马蹄形奁、双菱形奁、月牙形奁、长方半月形联奁、三足三钮筒形奁；有单层奁、双层奁、三层奁；有三子奁、五子奁、六子奁、七子奁、八子奁、九子奁、十子奁、十一子奁等。有的奁内还用木片或金属片分隔成格。这些奁多是夹伫胎，壁薄而坚，非常轻巧。汉代大型家具，像屏风、床、榻，因体积太大，难以随葬。但屏风在汉人生活中广为使用，所以在大型墓葬中，有实物或明器出土。
由于汉代是一个武力强盛的时代，打击外来侵略和积极拓展疆域的行动�6�1，几乎从未间断，如汉武帝三征匈奴，诛两越、击朝鲜、伐大宛，每次出动军队，少则数万，多则数十万。《汉书�6�1李广传》记载，李广率领五千步兵与匈奴作战，“前行持戟盾，后行持弓弩”，‘矢如雨下”，“一日五十万矢皆尽”，每人每天消耗箭：一百支，÷支数十万人的部队，消耗的箭就多得惊人。所以，当时漆兵器是国家漆工业的主要部分之一。
汉代墓葬：出土了大量兵器，如山东淄博市西汉齐王墓随葬器物坑—，出土各种实用膝兵器近二千件，这些兵器的秘、鞘、箭杆，均髹黑褐色漆，有的还有朱色卷云和菱形纹饰”。但也有一些墓葬出土的漆兵器是礼器或明器。
丧葬用具是汉代髹漆工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无论贵贱，人死必以一漆棺葬。但是；统治阶级对葬具特别讲究，并有等级之分。《后汉书�6�1礼仪志》记载：“诸侯王、公主、贵人皆樟棺，洞朱、云气画。公、 特进樟棺黑漆。中二干石以下坎侯漆”。这里棺上髹漆，也视等级不同而分为三等，即洞朱云气画，黑漆�6�1，坎侯漆。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的彩绘漆棺，安徽霍山汉墓的漆棺，就是洞朱云气画。这些彩绘漆棺，是我国漆工艺史上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除漆棺外，漆葬具还有漆面罩、漆苓床，以及各种模型冥器。 ，
汉墓还出土了髹漆娱乐用品：六博、琴、瑟、筑、排萧、竽、编磬等。漆文具：砚匣(图79)、书
案、笔、笔筒等。
四川绵阳永兴镇西汉墓出土一件精美的人体经脉漆雕，是非常珍贵的科技文物，它是目前发现最早有关经脉的实物，为中医经脉学说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可贵的实物资料。安徽省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和甘肃武威磨嘴子62号汉墓出土的髹漆拭盘，是研究古代天文历法和占个的科技文物。
汉代的交通工具，如车、船等亦髹漆。如四川绵阳永兴双包山二号西汉墓出土单辕和双辕漆车二十多辆。北京大葆台汉墓出土三辆朱轮涂金彩髹漆车；山东曲阜九龙山汉墓出土漆车十二辆、河北满城汉墓出土各种彩绘漆车十辆。可惜这些车辆均保存不好，多数均已腐朽，仅留下大量漆皮，如《满城汉墓发掘报告》说：在二号墓一号车的车箱范围内，发现车箱“漆皮表面作朱红鱼，并绘有白色粗条形花纹”，据《后汉书�6�1舆服志》记载，汉代车辆的油漆是非常讲究的，国家规定，从皇帝至百官，各级车上用油漆绘的花纹是不同的，不同的花纹表现不同的等级，是不能逾越的。老百姓的车子，一般髹黑漆，汉代黄门令史游著的《急就篇》说：“革鞘髹漆油黑苍。”颜师古注：“革鞘，车藉之交革也，一曰重革之蠛，所以覆车苓也。答，车前曲栏也。髹漆者，以漆漆之，油者，以油油之，皆以为光色而御尘泥。其色或黑或苍，故云黑苍也。”
漆工艺还反映在汉代建筑上。汉代文献记载，富贵人家住宅的壁、柱、丹墀、殿门、门户，皆髹漆彩绘。《西京杂记》记载：“赵飞燕女帝，居昭阳殿，中庭彤朱，而殿上丹漆”，《汉武故事》：“汉武帝起神明殿，砌以文石，用布为瓦，而淳漆其外，四门皆如之”。这里是说，神明殿的瓦，是用夹伫胎制成的漆瓦，这恐怕是在世界建筑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后汉书�6�1梁冀传》记载梁冀家的房屋建筑，“柱壁雕镂，加以铜漆”。 三、漆器的装饰手法
汉代漆器特别重视装饰。西汉扬雄的《蜀都赋》说：“众器雕琢，早刻将星，朱缘之画，邡盼丽光。龙蛇蜿蜷错其中，禽兽奇伟髦山林。”汉代漆器美丽极了。
汉代漆器装饰的手法非常多，初步统计，多达十余种。
(一)油漆绘画
在漆器上，用油漆绘画，是汉代漆器装饰的主要手法之一。
在漆液中：加进各种颜料，就可以制造成各种色漆。如汉代文献中常常说到的“丹漆”，就是在漆液中加进丹砂制成的朱色漆。但漆液中加进颜料，只能配制出颜色较深的漆，因为生漆刚从树上采割下来时，为乳白色，接触空气氧化后，逐渐变为紫红色，最后变为光亮的黑色漆膜,所谓严白似雪，红似血、黑似铁”，所以西汉刘安的《淮南子�6�1齐俗训》说：“漆不厌黑”；伺书《说山训》又说；：“染者先青而后黑则可；先黑而后青则不可；工人下漆而上丹则可，下丹而上漆则不可。万事由此，所先后上下，�6�1不可不审。”为什么“下丹而上漆则不可?呢?这是因为漆是黑色的，如果在丹色上髹漆，丹色就会被漆的黑色所遮盖而看不见。故明代黄成《髹饰录》“水积”条杨明注：“漆之为体，其色黑，故以喻水。”在“坤集”中杨明又注：“黑唯宜漆，而白唯非油则无应矣。“如天蓝、雪白、桃红则漆所不相应也，古人画饰多用油”。凡是浅色、淡色，必须用油，一般是在桐油中加入浅淡色颜料制成。用这种方法制成的色漆，称为“油漆”。
汉代把油漆在漆器上绘画，称为“油花”。《后汉书�6�1舆服志》记载：“大贵人、贵人、公主、王妃、封君油画栟车。”这里的所谓“油画栟车”，就是指用油漆描画花纹的车子。

希望对你有帮助

㈣ 介绍一种汉代漆器(图，文）

汉代漆器，在战国时期生产的基础上达到了一个鼎盛时期。汉代的髹漆器物，包括鼎、 壶、钫、樽、盂、 卮、杯、盘等饮食器皿，奁、盒等化妆用具，几、案、屏风等家具，种类和品目甚多，但主要是以饮食器皿为主的容器。另外漆器还增加了大件的物品，如漆鼎、漆壶、漆钫等，并出衫模现了漆礼器，以代替铜器。汉墓出土还有漆棺、漆碗、漆奁、漆盘、漆案、漆耳杯等，均为木胎，大部为红里黑外，并在黑漆上绘红色或赭色花纹。汉代漆器的造型比战国更丰富，从实用出发，如漆奁、漆盘、漆案考虑使用或斗缓的方便，放置的容积以及图案纹样的多样统一，装饰花纹形象抽象化，使人见到的是线的动感。汉代漆器是实用和美观结合的工艺品典范。
汉代漆器制作精巧，色彩鲜艳，花纹优美，装饰精致，是珍贵的器物。所以，《盐铁论�6�1散不足》说“一杯用百人之力，一屏风就万人之功”。汉代宫廷多用漆器为饮食器皿。有些漆器上刻有“大官”、“汤官”等字样，系主管皇家膳食的官署所藏之器；书写“上林”字样的，则是上林苑宫观所用之物。据新莽时期的漆盘铭文，当时长乐宫中所用漆器，仅漆盘一种，即达数千件之多。贵族官僚家中亦崇尚使用漆器,往往在器上书写其封爵或姓氏,如“长沙王后家般（盘）”、“侯家”、“王氏牢”等，作为标记，以示珍重。作为饮食器皿，漆器比青铜器更具优越性，故为汉代统治阶级所爱好，制作极精细。
漆器在各地汉墓中多有出土，一般已腐朽，也有保存较好的。保存较好的现由湖南省长沙马王堆、湖北省江陵凤凰山和云梦大坟头等地汉墓出土销扮的漆器，而且数量大，种类多。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漆器数量大，品种多，众多的器形说明漆器已在生活各方面广泛使用。其中尤以内装七只耳杯的“漆耳杯套盒”最为人称道。
漆耳杯套盒”套合严密，充分利用了盒体内的有效空间，是实用与美观相统一的范例。汉代的崛起对于漆器工艺的发展可以说有着不同凡响的意义！在东汉时期，道家的上位德行论与儒家的个人修养观大行其道，并受到统治者的接受！从汉代流传下来的工艺品与建筑风格我们可以看到汉代崇尚的古朴，简约之风，以及其装饰图案的朴素、沉稳，而漆器以其稳重朴实，大气磅礴的红黑色调；耐潮、耐高温、耐腐蚀等实用特性；以及光彩照人又不失古韵的特殊色泽，受到了统治阶级的喜爱与推崇！
汉之后漆器工业开始走向微衰，漆器质量有所下降，其原因就在于瓷器的兴起，迅速受到人们的关注。

㈤ 中国四大漆艺的中国四大漆器

福州脱胎漆器是具有独特民族风格和浓郁地方特色的艺术珍品，与北京的景泰蓝、江西的景德镇瓷器并称为中国传统工艺的“三宝”，享誉国内外。已有二百多年历史，其质地坚固轻巧，造型典雅别致，色泽瑰丽鲜艳，装饰精细，结实耐用，具有碰不坏，摔不破，不掉漆，不褪色等优点。
福州漆器始于南宋。据传清乾隆年间，漆匠沈绍安在一座寺庙里发现大门的匾额虽然木头已经朽烂，但是漆灰夏布裱褙的底胚却完好无损。细心的沈绍安从中得到启发，回家后不断琢磨试验，继承发扬了传统漆艺，创造出了最早的脱胎漆器。沈绍安因此成为福州脱胎漆器的鼻祖。
福州脱胎漆器的制作方法有两种：一是脱胎，就是以泥土、石膏等塑成胎胚，以大漆为粘剂，然后用夏布（苎麻布）或绸布在胚胎上逐层裱褙，待阴干后脱去原胎，留下漆布雏形，再经过上灰底、打磨、髹漆研磨，最后施以各种装饰纹样，便成了光亮如镜、绚丽多彩的脱胎漆器成品了；二是木胎及其它材料胎，它们以硬材为坯，不经过脱胎直接髹漆而成，其工序与脱胎基本相同。
福州脱胎漆器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色彩瑰丽，光亮如镜”，人们对它产生好感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装饰上的丰富多彩。其传统装饰技法有黑推光、色推光、薄料漆、彩漆晕金、锦纹、朱漆描金、嵌银上彩、台花、嵌螺甸等；新中国成立后，又发展了宝石闪光、沉花、堆漆浮雕、雕漆、仿彩窑变、变涂、仿青铜等技法，并且把髹漆技艺同玉雕、石雕、牙雕、木雕、角雕艺术结合起来，使漆器的表面装饰琳琅满目，更加丰富多彩。 从本世纪50年代以来，在扬州远、近郊区许多汉代墓葬中出土的漆器及其残片，多达万件。器物中有碗、盘、壶、勺、耳杯等饮食用具，奁、案、几、箱、枕、尺、梳、篦、魁、笥等日常用品，有琴、俑、砚、盒、弓背、剑鞘、箭服等文房、器械用品，还有漆棺、椁、面罩等丧葬用具，器形繁多，体现了广泛的用途。其装饰工艺则有彩绘、针刻、贴金、金银嵌等类别。其胎骨以木制为最多，故有关学者称扬州为我国木胎漆器的发源地。也有不少以干漆夹为胎的，世称脱胎漆，尚有少量竹胎、铜胎、皮胎制器。
据《酉阳杂俎》、《杨太真外传》等书记载，唐玄宗和杨贵妃曾多次将扬州所贡金银平脱等名贵漆器赐给安禄山和其他臣僚。唐僖宗时，高骈任扬州盐铁史，为献媚朝廷，曾一次向长安运送扬州漆器逾万件。
日本奈良唐招提寺“本尊毗卢舍那佛坐像”、“药师如来立像”、“千手观音菩萨立像”均为鉴真弟子扬州兴云寺僧义静所造，都是日本的国宝。至元代，扬州已成全国漆器制作中心。雕漆尤为精美。元末明初时，“点螺”工艺出现。
明清时代是扬州漆器历史上的全盛时期，名家荟萃，诸品具备。清代后期，扬州漆器出口外贸已较兴盛，远销欧美等国，年销量2万多件，“岁入三万两”。 据史料记载，平遥推光漆器始于唐朝开元年间，距今已有1200多年历史。1917年，平遥城内漆工乔生瑞、任茂林等六人合资开设“合成铺”，从事漆器生产，生产出的漆器质地优良，风格独特，大部分产品远销日本、法国等地。1937年，日本侵华后，生产停顿。五十年代后，平遥推光漆器又枯木逢春，大放异彩。
推光漆漆料来源于植物漆树，人们称之为“老漆”、“大漆”。推光漆器的制作，工艺独特。先选好木料，制胎，再以猪血、砖粉涂缝，磨光，然后开始涂天然老漆，磨了再漆，漆了再磨，反复多次，最后用手掌蘸麻油在漆面上推光泽来，而后又经过推敲、描金、彩绘等几道工艺，分别现出山水人物、飞禽走兽、亭台楼阁、奇花异草等各种图案。推光漆器，漆光闪闪，映影如镜，故又称“金漆家具”。
表面光滑明亮，画工精巧细腻，着色娴熟鲜明，线条刚柔相济，笔法刚劲秀丽，使用轻巧坚固，且能耐热防潮，具有的独特的民族风格和地方色彩。它既能作为欣赏品陈列装饰，又有实用价值。 成都漆器又称卤漆，闻名于世的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汉代漆器就刻有代表成都生产的“成市草”“成市饱”铬记，在战国时期已远销到朝鲜平壤（古乐浪郡），现中国工艺美术馆珍品馆已收藏有7件成都漆器工艺品。
成都漆器工艺精湛，做工考究，大多工序为手工制作，底胎用质地细腻，脱水处理后的原木，工艺涉及雕、嵌、填、描、推、绘、贴等方法，最具特色的是精细彩绘、雕花填彩（漆艺精在以刀代笔，将白描十八法运用于刀尖）、雕锡晕色丝光（独一无二的装饰方法，金属材质高贵而细腻，熠熠闪烁的光泽是漆器艺术的极至魅力)

㈥ 春秋时期的漆木家具有什么特点

春秋战国的漆木家具，不仅有漆咀、漆几等原有品种，还出现了漆木床、漆木衣箱、漆木案桌等新的品种。这时的漆木家具装饰技法多样，有彩绘和雕刻等手法，如河南信阳长台关出土的彩绘木床和雕花木案等，装饰纹样很丰富，这些都为后来汉代达到漆木家具的高峰期莫定了基础。

㈦ 六朝时代，北方的漆木家具是怎样的

北方，漆木家具时兴，北魏有“屏风木板漆画”(大同司马金龙墓出土)，太和八年(484)前的制版品，每块长80厘米权，宽20厘米，厚2.5厘米，木板用榫卯连接而成。两面红漆涂地，板面分四层，黑色线描人物，面部、手部涂染铅白，服饰器具用白、黄、橙、红、青、绿、灰蓝等色漆。每幅有榜题为黄地墨书，标明内容和人物身份。

㈧ 马王堆汉墓出土了什么

湖南省长沙市东郊地面上原来残存有两个土冢，高10余米，相传为五代十国楚王马殷及其家属的墓地，故称“马王堆”。此处还曾被认为是西汉长沙王刘发葬程、唐二姬的“双女坟”。这个墓地究竟是什么时代的？墓主是谁？其身份地位如何？这些谜团千百年来一直困扰着人们。1972—1974年。湖南省博物馆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这个墓地进行了发掘。揭开了谜底，原来马王堆两个土冢下面埋藏的是3座西汉初期的墓葬。墓中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随葬品，而其中的印章、封泥和木牍等文字材料，准确地反映出墓主的姓名、时代、身份等情况。特别是在1号墓中出土的一具女尸，保存完好，年纪约50岁，俗称为“马王堆老太太”，更使马王堆汉墓名闻天下。

马王堆3座墓葬，均为带墓道的长方形竖穴土坑木椁墓。1号墓的墓坑最大、最深。3座墓的墓底和椁室周围都塞满木炭和白膏泥，然后层层填土，夯实封固。1号墓和3号墓的棺椁保存都相当完整，结构大体一致，椁室悔厅内分棺室和4个边箱。1号墓的椁室最为庞大，内置套棺4层。3号墓椁内置套棺3层，2号墓从残存的痕迹看，椁内置2层棺。

1号墓填塞的白膏泥最厚而且均匀，使深埋地下10多米的椁室封固严密而形成恒温、恒湿环境，从而使埋葬2100多年的女尸得以保全。女尸放在锦饰内棺中，仰身，脸上覆盖丝织物2件，身着衣、衾被等共20层，从头到脚层层包裹，然后横扎丝带9道，再在其上覆盖2件丝绵袍，出土时浸泡在约80升的无色透明棺液之中。这种棺液具有微弱的抑菌、杀菌作用。女尸身长1.54米。体重34.3千克，与“木乃伊”不同，是与新鲜尸体相似的“湿尸”，身体各部位和内脏器官的外形仍然相当完整，而且结缔组织等细微结构保存也较好，这在世界尸体保存记录中是十分罕见的。病理检查表明，死者生前患有多种疾病，死于胆绞痛引起的冠心病急性发作。

保存较好的1号墓和3号墓，随葬品都放置于棺室周围的4个边箱之中，主要有盛满衣物、食品和药材等的竹笥、漆器、木俑、乐器、竹木器、陶器以及竹简，均达1000余件。两座墓均出土彩绘帛画。3号墓还出土帛书和兵器。

1号墓出土帛画1幅，3号墓出土帛画4幅。其中1号墓和3号墓各出土1幅覆盖在内棺上的彩绘“T”字形帛画，二者的形制、构图和内容都相似，均长2米多，下垂的四角有穗，顶端系带以供张举，应是当时葬仪中的旌幡。画面的上、中、下三段分别象征天上、人间、地下。两幅帛画的主要差别在于墓主形象，1号墓为女性，3号墓为男性，这与实际墓主情况相一致。3号墓椁房东、西两壁还各挂有一幅帛画。分别绘车马仪仗和墓主生活场面。3号墓出土的另外一幅帛画《导引图》，上面绘有40多个人物的各种运动姿态，反映了我国古代养生健身运动由来已久。

l号墓和3号墓分别出土了大批保存完好的竹简。其中1号墓出土312枚，内容均为墓中随葬品的记录，传统上称这种竹简为“遣策”尺前宴。3号墓除出土410枚“遣策”竹简外，还出土医书简200枚。此外，3号墓还出土20多种帛书和3幅地图。帛书内容涉及古代哲学、历史和科学技术许多方面，除《周易》和《老子》有今本传世外，绝大多数是古佚书，这是中国古代典籍资料的一次重大发现。3幅地图为《长沙南部地形图》、《驻军图》和《城邑和园寝图》，是世界上现存最早、具有相当科学水平的实用彩色地图，在中国地图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丝织品绝大部分放置在竹笥中，种类主要有绢、绮、罗、纱、锦和绣。这批织物年代早，数量大，品种多，保存好，其中最能反映汉代纺织技术发展状况的是素纱和绒圈锦。薄如蝉翼、轻若烟雾的素纱单衣重不到1两，堪称绝世精品，是当时缫丝技术高度发展的标志。用作衣物缘饰的绒圈锦的发现，证明起绒技术最早在中国发明。而印花敷彩纱的发现，表明当时在印染工艺方面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随葬大量流光溢彩的漆器是马王堆汉墓的一大特色。漆器共500余件，多为木胎，少数为夹纻胎。种类有鼎、壶、盒、卮、勺、耳杯、盘、奁、案、匕、几、屏风等。纹饰主要为云气纹。一些漆器上书写有“轶侯家”、“君幸食”、“君幸酒”字样，还有注明器物容陵银量的如“四斗”等。漆器在汉代其珍贵程度远在铜器之上，有“一文杯得铜杯十”的说法。马王堆汉墓出土如此众多的漆器，足见墓主生前生活的奢华。

马王堆汉墓还出土一批乐器，1号墓出土二十五弦瑟、二十二管竽和一套竽律。3号墓出土瑟、竽、七弦琴和六孔箫。竽、竽律、琴和箫都是首次发现的西汉实物，二十五弦瑟是目前发现的惟一完整的西汉初期的瑟。

根据考古发现，并参考文献记载，马王堆汉墓墓主的神秘面纱终于被揭开。在马王堆2号墓中发现了“长沙丞相”、“轶侯之印”和“利仓”3颗印章，该墓墓主应为史书所载的第一代轶侯利仓。而1号、3号墓分别是他的妻、子之墓。可见，马王堆并非“马王”堆，而是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轶侯利仓一家的墓地。它的发掘，为研究西汉初期社会各方面情况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沉寂于地下2100多年的古墓打开了，众多珍贵的文物和那具不朽的千年女尸一并陈列在古城长沙，述说着长沙国曾经辉煌的历史与失落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