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家具珍赏

『壹』 明清家具的简介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古斯塔夫·艾克出版的第一部介绍中国古典家具的著作《明代黄花梨家具图考》，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使人们开始意识到我们祖先留下的这份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书中的图片所反映出来的中国古代工匠的技艺，令国内外不少专家学者叹为观止。亚洲特别是港台地区的明清家具收藏，到1985年王世襄先生的《明式家具珍赏》出版后，才引起港台收藏家大量涌入内地搜觅明清家具。当时大陆根本没有古典家具市场，大陆的古玩商们也不清楚古典家具在国际上的价格。港台收藏家开出的价码，极大地激发了大陆家具商的热情。他们深入到江、晋、冀、陕等省的城乡，到每一间旧宅老屋内搜寻，以极低的价格搬走黄花梨、红木、乌木、鸡翅木等明清家具，从而使明清家具的价格暴涨了近10倍。在古董家具外流的高潮中，国内的收藏家也开始了古典家具的收藏。首先吸引国人的是迅速上升的价格，收藏古董家具除了保值，还使人感受到了明清家具的艺术魅力。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明清家具的交易已成为古玩买卖中的重头戏。
20世纪50年代王世襄等专家参与、制定了关于紫檀、黄花梨等明式家具不得出口的法律规定。1985年家具外流高潮时，王先生再一次向文物部门呼吁，但家具商贩完全无视此规定。一件紫檀条桌在海外拍卖价高达32.5万美元，相当于270万人民币。海内外价格间的差距，已无法阻止中国古典家具的外流。1985年后，市场偏好苏作、广作、京作的明式家具，至80年代末由于市场硬木家具货源减少，江苏、安徽、浙江、山西以及福建泉州、厦门的明式柴木家具，成为向外倾销的主要对象。至90年代初这类极具中国民俗风味的民间家具开始走入纽约、伦敦、香港等地的国际拍卖行，约占每场拍卖古董家具的30%以上。台湾古典家具商在大陆设厂收货修复，拉回台湾后举办专业讲座，煸情促销。台湾人开始讲求陈设古董家具，显露出中国人对自己民族艺术的理解。
一些专家指出，在各种传统收藏品中，如中国书画、陶瓷、古玩等价格高居不下的情况下，明清家具仍与国际市场的价格存在着巨大的差额，未来有很大的升值空间，应是颇具潜力的投资项目。有人估算过，明清家具的年升值率约为20%左右，说明了明清家具的收藏确实具有很大的升值潜力，收藏明清家具是一种很有前景的保值投资行为。
随着时间的推移，民间留存的古旧明清家具将会越来越少，价格越来越高，资源匮乏的现实也就越来越难满足收藏者们的强烈愿望。在这种大趋势下，人们就会退而求其次，自然而然地将眼光转向可遇可求的仿古家具，尤其钟情于那些选料精良、做工精细、形神兼备的仿古家具精品，因为无论就其珍稀名贵木材的价值，还是其艺术价值都具有增值的潜力。

『贰』 收藏大家：王世襄，看他是怎么看待收藏这件事的

王世襄（1914-2009），号畅安，1914年生于北京，祖籍福建福州。小学、中学就读北京美国学校，燕京大学文学学士、硕士。曾任中国营造学社助理研究员，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平津区助理代表，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科长、陈列部主任，中国音乐研究所副研究员，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曾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研究员。
采访者：您收藏的家具如今都在上海博物馆，有没有“舍不得”的心情？
王世襄：没有。只要我对它进行过研究，获得了知识，归宿得当，能起作用，我不但舍得，而且会很高兴。当时，香港朋友庄先生和我商量，想要买我的家具之后捐赠给上博。于是，我提出了条件：你买我的家具必须全部给上博，自己一件也不能留。如同意，连收在《明式家具珍赏》的家具我一件也不留，全部出让。而且不讲价钱，你给多少是多少，只要够我买房迁出旧居。其实当时所得只有国际行情的十分之一，但我心安理得，认为给家具找到了一个安心的好去处。就这样，搜集了40年的79件家具全部进了上博。这79件中有明代的牡丹纹紫檀大椅，是举世知名的精品。在《明式家具珍赏》中只用了一件，出现过两次。按照我和庄先生的协议，我只需交出一把，可以自留三把，但我四把全交了。原因是四把明代精品放在一起，太难得了，我不愿拆散它们。四把椅子在我家中多年，从未按应用的格式摆出来过，到了上博可以舒舒服服地同时摆出来，它们终于得到了自已的安身之所，那多好啊！我对任何身外之物都抱“由我得之，由我遣之”的态度，只要从它那里获得过知识和欣赏的乐趣，就很满足了。物归其所，问心无愧，便是圆满的结局。想永久保存，连皇帝都办不到，妄想者岂非是大傻瓜！
采访者：《明式家具珍赏》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海内外具影响力的文物图集，先后有中、英、法、德等九个版本问世，备受海内外学者推崇，您是甚么时候开始研究家具的？
王世襄：40年代初，在四川宜宾李庄，也就是在中国营造学社工作的时候，我经常阅读有关建筑的古籍，对《营造法式》和清代则例的装修及家具产生了兴趣。后来，又读到德国人艾克著的《中国花梨家具图考》。我认为中国家具中国人自己不能不研究，就暗暗立下赶超的志愿。之后四十余年，搜集与研究同步并进，除文革期间外，即使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也没有终止过，直到1985年出版第一部著作——《明式家具珍赏》。
收藏逸事：一对杌凳先后看了20次，最终涨了20倍
采访者：您现在还写有关家具的文章吗？
王世襄：我现在已经很少写这样的文章了，承认自己落后了，不动了，如果想写必须重新调查、学习。一是近年来有很多从东南亚进口的木材，有的品种根本没有见过，连木材的形态色泽都不了解，做成家具就更说不清了。二是由于古旧家具的升值，仿制修配，不惜工本，发明了不少新方法，甚至连新科技都用上了。制作者们讳莫如深，严格保密，不下功夫搞好关系，无从得知。三是当年编写家具书，除自有者外，他人所藏的也都经过仔细过目。近年中外各地，藏者大增，自然有不少品种、造型为我过去所未见。如想增补，首先须审查实物，看有无修配改造。家具散在各地，很难如愿。如想使用照片，又涉及版权问题，困难更多。如何才能使自己跟上时代的发展，我知道应当怎样去做，只是九十衰翁，心有余而力不足了。还有当年《珍赏》、《研究》两书，线图有数百幅之多，皆出老伴荃猷之手。她已先我而去，今后还有谁能为我制图呢？最近写了一篇关于超长的铁梨大供桌文章。该物件十分罕见，曾求一位内行朋友去广州为我仔细观察了两次，查明没有修配改造过，是“原来头”（家具行术语，即未修补过），才敢动笔。可见我现在要写篇家具文章多么不容易. IP:I88%I76Z,ZOI6
采访者：能说说家具收藏过程中的逸事吗？
王世襄：20世纪50年代初，我在通州一个回民老太太家看到一对杌凳，非常喜欢。可惜藤编软屉已破裂，但没有伤筋动骨。我要买，老太太说：“我儿子要卖20元，打鼓的只给15元，所以没卖成。”我掏出20元钱，老太太说：“价钱够也得我儿子回来办，不然他会埋怨我。”我等到天黑还不见他儿子进门，只好骑车回北京，准备过两三天再来。不料两天之后在东四牌楼挂货铺门口看见打鼓的王四。王四坐在那对杌凳上。我问他要多少钱，他说“40元”。我说：“我要了。”恰好那天忘记带钱包。待我取钱马上返回，杌凳已被红桥经营硬木材料的梁家兄弟买走了。自此以后，我常去梁家。兄弟二人，每人一具，就是不卖。我问是否等修好再卖。回答说：“不，不修了，就这样拿它当面盆架用了。”我眼看着搪瓷盆放在略具马鞍形的弯枨上，袖手无策，心中焦急。后来一年多的日子里，我先后去了20次，最后花了400元才买到手，恰好是通州老太太要价的20倍。
采访者：为什么您爱说自己不是收藏家？
王世襄：收藏不单靠眼力、靠自己爱好，钱财对收藏也十分重要，我的家庭背景和个人经历，说明我根本不具备收藏家的条件。长物可能很珍贵，也可能只是一把破笤帚，我的长物多接近后者。这些长物，有的或许有研究价值，有的或许有欣赏价值，但未必有经济价值。所以我从来不承认自己是收藏家。

收藏感悟：不在据有事物，而在观察赏析
采访者：您是如何琢磨一件东西的？
王世襄：有四个步骤：一、凭直觉；二，见实物，把真实的东西拿在手里面把玩、体会，获得感性体验；三、搞清楚实物是怎么制造出来的，看清楚其机理和内部构造；四、研读相关文献。
采访者：您的收藏之道是什么？
王世襄：我没有收藏书画，没有收藏瓷器，没有收藏玉器，更没有收藏青铜器，因经济所限，对这些都不敢问津。只是用几元或一二十元的价格，掇拾于摊肆，访寻于旧家，人舍我取，微不足道。我过去只买些人舍我取的长物，通过它们来了解传统制作工艺；辨正文物之名称；或是坐对琴案，随手抚弄以赏其妙音；或是偶尔把玩，藉以获得片刻清娱。在浩劫中目睹辇载而去，当时我能坦然处之，未尝有动于衷。由此顿悟人生价值，不在据有事物，而在观察赏析，有所发现，有所会心，使之上升成为知识，有助文化研究与发展。这是我多年来坚守自珍，孜孜以求的。

王世襄属于那种真正的书香门第。父亲王继曾是著名的外交官，曾经担任过军机大臣张之洞的秘书。祖父王仁东曾任内阁中书、江宁道台，祖父的哥哥王仁堪是清光绪三年的状元，曾上条陈劝阻慈禧太后修颐和园。高祖王庆云更是被记载入了《清史稿》中。母亲金氏一族，则是江南有名的大户人家。外公靠办实业起家，很有西洋新派思想，把几个孩子都送到英国留学。母亲金章在英国学习美术，后来成为了著名的花鸟画家。舅舅金城则更有名，20世纪初北方画坛的领袖，当时的地位甚至超过张大千。这种出生实在让人羡慕，世代为官的父亲家族给了他儒学礼教方面的精神支持，而母亲家族则为他提供了强大的艺术基因。王世襄从小在国际学校学习，每天放学后还接受两个小时的儒学教育。不过事情如果按照这样发展下去，中国历史上只会多一个精英分子，而不会出现那独一无二的王世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