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锟家具

A. 长乐路-一条有故事有历史的路

虽然在长乐路上骑行和漫步快有一年时间了。然而过去没有去正视它，了解它，更不用说去欣赏它了。这次因为参加30天写作的缘故，需要用心的去观察周边的风景和事物来写作。于是，放慢脚步，去欣赏这条路上的建筑，去了解这条路的历史。原来，它也是一条有故事，有历史的道路。

长乐路东起淡水路，西至华山路，跨黄浦、静安和徐汇三区。全长3千米，是一条重要的东西向道路，其中常熟路至陕西南路段，属于静安区，为上海64条一级保护道路。长乐路原叫做蒲石路，是1914-1943年的路名，是旧上海法租界内一条重要的东西走向的道路。蒲石路命名是源于1906年来华的蒲石大律师，他是法租界会审公堂的著名律师，也是法商球场总会的创始人，曾当过该总会的会长�。一战爆发后，蒲石回法国参战。在索姆河战役中受伤，不久去世。�上海总会曾为他降半旗致哀。这也是当时出现蒲石路路名的原因。到了1943年，汪精卫政府接收上海法租界，便将蒲石路全路连同刘家弄一并以福建省长乐县改名为长乐路。

长乐路611弄8号江庸故居：江庸是民国时期著名大律师 （1878-1960）。这是一幢建造于三十年代的坐北朝南的三层楼新式里弄房间，围着不高的水泥围墙，坚固的小铁门，内有一个约20平方米的小花园，草坪上载着二棵绿树。据说，入底层侧门是江庸的客厅，踏上湾形木头楼梯进二楼小间是他的卧室，原来摆着他的一套30年代的旧家具，三楼是他的书房，原来设置一只大写字台和一个转椅，墙的两侧各放一只大书橱。江庸就在这件书房内撰写了两部著名的诗集《澹荡阁诗集》和《积硅步斋》。江庸以“澹荡阁”名其居所，实际上是对自己一生谵荡明志的鞭策。据其孙回忆说，爷爷当年不肯巴结靠贿选总统上台的权贵曹锟，依然辞去公职，他还拒绝南京汪伪政府提他出任伪职，严正回绝他原日本故友，后任日伪侵华军总司令提他任要职的邀请，并出示诗歌：“吾独爱孤竹，挺身霜雪中,不曾似行苇，仰倒只随风。

长乐路680号：位于旧上海法租界蒲石路中段，是一幢美轮美奂、体量较大的花园住宅。这是在90多年以前，上海滩赫赫有名洋行买办、著名藏书家广东人潘明训 （1867－1939）建于20世纪20年代末的私人别墅。这儿还是中国藏书界的一个“重镇”——拥有100多部宋元古版藏书的豪宅“宝礼堂”。建国后，潘明训的后人将这幢别墅连同多年收藏的珍贵古版书籍一起捐献给国家。

长乐路752号叶景葵旧居： 建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独立式花园洋房，解放以后收归国有，现为普通居民居住和使用。叶景葵1941至1949年居住于此。叶景葵（1874～1949），清光绪进士，辛亥革命后转入实业，曾先后担任汉冶萍公司经理，浙江商办铁路公司股款清算处主任、中兴煤矿公司董事长等职。抗日战争爆发后，叶即辞去一切官职。他平生笃好名人稿本、校本和旧抄本。1939年8月，在当时已成“孤岛”的上海，叶景葵与张元济、顾廷龙这两位通艺学堂的同学，联手发起成立“合众图书馆”。叶景葵旧居位于合众图书馆边上。

长乐路1242号荣德生旧居：荣德生旧居为一幢独立式的花园洋房住宅，带有英式的建筑风格特征。荣德生（1875-1952），江苏无锡人，名宗铨，字德生，号乐农。1896年与兄荣宗敬在沪自营广生钱庄，负责账房事务。1900年至1946年间，荣氏兄弟先后在无锡、上海创办了茂新面粉厂、福新面粉厂、申新纱厂、天元实业公司等民营企业。至1922年，荣家拥有12家面粉厂。至1931年，申新纺织厂扩充到9个，荣氏成为著名的“面粉大王”、“纺织大王”。1949年后，荣德生历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苏南行政公署副主任等职务。荣德生旧居房屋解放以后收归国有，并由几户居民共同居住至今。

以上名人故居的只是长乐路静安区的一部分，长乐路的优秀历史建筑老房子远远不止这些。为何长乐路让人驻足，并久久不忍离去？在她安静和美丽外表之下，你有没有看到，她的气质？这种气质，有浓烈的文化底蕴，和历史的沉淀。如果，真要说一个名字，这气质，就是“名人故居”。她很平静，不张扬，却不容忽视，有许多故事，有历史。去走一走这条两旁是梧桐树的道路，看一眼名人故居，回味那些年的历史风云吧。

B. 圆明园是如何毁灭的

圆明园于咸丰十年，即1860年的10月，遭到英法联军的野蛮洗劫的焚毁，成为我国近代史上的一页屈辱史。
由于闭关锁国，至清代中叶，整个国家的科学技术已大大落后于西方，阶级矛盾日益尖锐，1840年（道光二十年）西方殖民主义者挑起侵华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随后国内又爆发了反抗清王朝统治的“太平天国”运动。
1856年10月，英国和法国联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其目的是要攫取更大的殖民利益。他们先在广州两度挑起战端，但未达到予期愿望。为了对清政府直接施加压力，就决计陈兵京城。侵略军于1858年5月近逼天津，清政府被迫分别与英、法、俄、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
1860年（咸丰十年）7月，英法侵者军舰队再次闯到大沽口外，以英法公使进京换约为幌子，一面武力进逼，一面诱以“讲和”。而又屡屡节外生枝，目的在于陈兵京师，逼清廷就范。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却委曲乞和，迟迟不定战守之策。侵略军长驱直逼通州。9月21日，通州八里桥决战清军失利，次日晨，咸丰皇帝仓皇自圆明园逃奔承德避暑山庄而去。名为“北巡”，实则置祖宗社稷于不顾自逃性命。从而造成都城无主，百官皆散，军卒志懈，民心大恐的危机局面。
10月6日，英法联军绕经北京城东北郊直扑圆明园，当时，僧格林沁、瑞麟残部在城北一带稍事抵抗，即行逃散。法军先行，于当天下午经海淀，傍晚即闯至圆明园大宫门。此时，在出入贤良门内，有二十余名圆明园技勇太监同敌人接仗。“遇难不恐，奋力直前”，但终因寡不敌众，圆明园技勇“八品首领”任亮等人以身殉职。至晚7时，法侵略军攻占了圆明园。管园大臣文丰投福海而死。
10月7日，英法侵华头目闯进圆明园后，立即“协派英法委员各三人合议分派园内之珍物。”法军司令孟托邦当天即函告法外务大臣：“予命法国委员注意，先取在艺术及考古上最有价值之物品。予行将以法国极罕见之物由阁下以奉献皇帝陛下（拿破伦三世），而藏之于法国博物院。”英国司令格兰特也立刻“派军官竭力收集应属于英人之物件。”法英侵略军入园的第二天就不再能抵抗物品的诱惑力，军官和士兵们都成群打伙冲上前去抢劫园中的金银财宝和文化艺术珍品。
据参与的目击过劫掠现场的英法军官、牧师、记者描述：军官和士兵，英国人和法国人，为了攫取财宝，从四面八方涌进圆明园，纵倩肆意，予取予夺，手忙脚乱，纷纭万状。他们为了抢夺财宝，互相殴打，甚至发生过械斗。因为园内珍宝太多，他们一时不知该拿何物为好，有的搬走景泰兰瓷瓶，有的贪恋绣花长饱，有的挑选高级皮大衣，有的去拿镶嵌珠玉的挂钟。有的背负大口袋，装满了各色各样的珍宝。有的往外衣宽大的口袋里装进金条和金叶；有的半身缠着织锦绸缎；有的帽子里放满了红兰宝石、珍珠和水晶石；有的脖子上挂着翡翠项圈。有一处厢房里有堆积如山的高级绸缎，据说足够北京居民半数之用，都被士兵们用大车运走。－个英国军官从一座有500尊神像的庙里掠得一个金佛像，可值1,200英镑。一个法国军官抢劫了价值60万法郎的财物。法军总司令孟托邦的儿子掠得的财宝可值30万法郎，装满了好几辆马车。一个名叫赫利思的英军二等带兵官，一次即从园内窃得二座金佛塔（均为三层，一座高7英尺，一座高6.4英尺）及其他大量珍宝，找了7名壮夫替他搬运回军营。该人因在圆明园劫掠致富，享用终身，得了个"中国詹姆"的绰号。侵略者除了大肆抢掠之外，被他们糟踏了的东西更不计其数。有几间房子充满绸缎服装，衣服被从箱子拖出来扔了一地，人走进屋里，几乎可遮没膝盖。工兵们带着大斧，把家具统统砸碎，取下上边的宝石。一些人打碎大镜子，另一些人凶狠地向大烛台开枪射击，以此取乐。大部分法国士兵手抡木棍，将不能带走的东西全部捣碎。当10月9日，法国军队暂时撤离圆明园时，这处秀丽园林，已被毁坏得满目狼疮。
正当清政府对侵略者屈膝退让，答应接受全部“议和”条件，择日签约时，英国侵华头目额尔金、格兰特，为了给其侵华行为留下“赫然严厉”的印象，竟借口其被俘人员遭到虐待，悍然下令火烧圆明园。10月18日、19日，三四千名英军在国内到处纵火，大火三昼夜不熄。这座举世无双的园林杰作、中外罕见的艺术宝藏，被一齐付之一炬。事后据清室官员查奏，偌大的圆明三园内仅有二三十座殿宇亭阁及庙宇、官门、值房等建筑幸存，但门窗多有不齐，室内陈设、几案均尽遭劫掠。自此同时，万寿山清漪园、香山静宜园和玉泉山静明园的部分建筑也遭到焚毁。
据有关材料记载，10月18日，英国侵略军烧毁安佑宫时，因他们来得突然，主事太监又反锁着安佑宫的大门，所以，当时有太监、宫女、工匠等共300人，被活活烧死在安佑宫。
圆明园陷入一片火海的时候，额尔金得意妄行地宣称：“此举将使中国与欧洲惕然震惊，其效远非万里之外之人所能想象者”。放火的主使者把这种行径看作了不起的业绩，而全世界的正直人们却为这野蛮的罪行所激怒。雨果在1861年写道：“有一天，两个强盗走进圆明园，一个抢了东西，一个放了火。仿佛战争得了胜利便可以从事抢劫了……。在历史的面前，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兰西，一个叫英吉利”。这段话代表着千百万正直人的心声。
圆明园还在熊熊燃烧之时，奉命留守北京的恭亲王奕，就全部承诺了侵略者的一切条件。不久即分别与英、法、俄诸国交换了《天津条约》文本，签订了《北京条约》。这样，帝国主义 列强霸占了中国的九龙半岛 和北部的大片领土，勒索去1600万两白银的巨额军费赔款。

英法联军为什么要烧圆明园呢？或者说当年英法联军以什么理由或者说是以什么借口烧毁圆明园?
一方面，人们认为是：帝国主义对外扩张血与火的本性决定了他们所到之处的野蛮行径。
另一方面，就是“磕头外交”引起的。当时英法要求和满清谈判，“北京驻使，内地旅行，长江通商，”也就是说，人家要来和你建立外交关系，互设使领馆。外国人可以到中国内地旅游，以及和中国通商。
当时，英法要求就以上三点和中国谈判，按照现在的认识，中英双方出现的种种争端，在国与国之间关系中是十分正常的，应该通过双边协商谈判来加以解决。
但是，中国皇帝认为中国自古就是世界的中心，皇帝为天下共主，所有国家都是中国的藩属，所有人见到皇帝都必须磕头表示臣服。满清的传统外交主题就是让夷狄们前来磕头，并由此建立了一套被费正清称为“朝贡体系”的完整外交模式。所以，麻烦在于，夷狄拒绝磕头，而且他们还要长驻北京。公使驻京必然导致觐见皇上，而对皇上不行跪拜之礼将有悖于己于“天下一统”的观念，英法联军当时要求和满清谈判，要谈判就要见皇帝；见皇帝，按照传统外国使节就要在见皇帝时下跪，也就是为了磕头或不磕头。
火烧圆明园的罪魁祸首是英国额尔金伯爵(James Bruce, the 8th Earl of Elgin)。额尔金下令烧毁圆明园，是为了报复清政府逮捕公使和劣待战俘。1860年9月，英国公使巴夏礼(Harry Parkes)和额尔金的私人秘书洛奇(Henry Loch) 打着停战的白旗前往通县和清政府谈判，被载垣、僧格林沁逮捕。和此前被伏击活捉的一队英法联军士兵一起押到北京，监禁了一个多月。满清皇帝和政府一直把巴夏礼看着英法联军的最高统帅，根据“擒贼先擒王”的传统计谋，他们在通州谈判之前就计划诱擒巴夏礼，期望巴夏礼就擒之后，英法联军群龙无首，必定自乱，然后乘机大举进剿，稳操胜券。监禁期间，这些人被百般拷打，肆意凌辱。39名囚犯中，有20人在监禁中死去，其中包括《伦敦泰晤士报》记者包尔比(Thomas Bowlby)。
额尔金得知清政府的暴行以后，决意报复。额尔金准备烧毁紫禁城，后来他经过几天深思熟虑，选择了圆明园为报复行动的目标。额尔金决定烧毁圆明园，而不是紫禁城，另有深意。额尔金认为紫禁城是中国政府所在地（当时英法正与清政府方谈判《北京条约》）；而圆明园是皇家园林，为中国皇帝私有。额尔金想通过烧毁圆明园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应该为逮捕公使和劣待俘虏等暴行负责的是中国皇帝和他的走卒，而不是中国老百姓。报复行动的前几天，额尔金命令在北京全城张贴如下公告，宣示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目的：“任何人——哪怕地位再高——犯下欺诈和暴行以后，都不能逃脱责任和惩罚；圆明园将于(1860年10月)18日被烧毁，作为对中国皇帝背信弃义的惩罚；只有清帝国政府应该对此负责，与暴行无关的百姓不必担心受到伤害。”(译自英文)
拘禁、虐杀英法外交官的行径，不仅在额尔金勋爵看来违反西方的国际法，也同样违反中国自古以来“两国交兵、不斩来使”的行为准则。火烧圆明园造成的伤害，不仅是英法联军的罪行，还有满清皇帝和政府的迂腐和无能所造成的历史原因。

圆明园被毁后，仍为皇家禁园。同治年间在慈禧太后的授意下，曾试图择要重修。当时拟修范围为20余处共3,000多间殿宇，主要集中在圆明园前朝区、后湖区和西部、北部一带，以及万春园宫门区、敷春堂口清夏堂等处。但开工不到10个月因财力枯竭被迫停修。此后，慈禧太后虽然修了颐和园，但并未完全放弃修复圆明园，直至光绪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还曾修葺过圆明园双鹤斋、课农轩等景群。1900（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太后挟光绪皇帝逃奔西安，京畿秩序大乱，八旗兵丁、土匪地痞即趁火打劫，把园内残存及陆续基本修复的共约近百座建筑物，皆拆抢一空，使圆明园的建筑和古树名木遭到彻底毁灭。
其后，圆明园的遗物，又长期遭到官僚、军阀、奸商的巧取豪夺，乃至政府当局的有组织地损毁。北洋政府的权贵们包括某些对圆明园遗址负有保护责任者，都倚仗权势，纷纷从园内运走大批石雕、太湖石等，以修其园宅。诸如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巡阅使（后贿选为民国总统）曹锟、步军统领聂宪藩、京师宪兵司令车庆云、公府秘书长王兰亨等都有此般劣迹，仅京兆伊（相当于后来的北平市市长）刘梦庚一人，在1922年秋季25天内，就强行运走长春园太湖石623大车、绮春园云片石104大车。当时先后驻防西苑一带的陆军十三师、十六师、国民军十一师、东北军五十三军、宋哲元二十九军等。都曾强行拆除圆明园围墙，私行出售砖石，或用以圈建西苑操场。颐和园、中山公园、燕京大学、北平图书馆等处，也相继运走大批石件。30年代初，在翻建高梁桥经海淀至玉泉山的石碴公路时，经北平市特别政府批准，将圆明园南边（4800米）和东边的虎皮石围墙全行拆除，砸成石碴用以铺路。于此前，还多次公开变价批卖园内的大城砖、虎皮石和云片石，乃至西洋楼残存的大理石石柱等，这样终至圆明园沦为一片废墟。
一代名园圆明园毁灭于英法侵略者之手，也毁于清政府的腐败与无能。它的毁灭，既是西方侵略者野蛮摧残人类文化的见证，又是文明古国落后了也会挨打的证明。

C. 圆明园毁灭的过程

D. 清朝灭亡后，皇室还藏有多少财富

看本文
一、清帝1912年退位时，皇室所拥有的私产，规模确实极为庞大

1912年2月9日，经南京临时政府、袁世凯及清廷皇室三方磋商，达成一份《清室优待条件》。其中规定：清帝退位后，1、皇帝尊号不废，中华民国待之以外国君主之礼；2、岁用400万两（元），由中华民国拨付；3、暂居紫禁城，日后移居颐和园；4、宗庙陵寝奉祀不绝，由中华民国设卫兵保护；5、德宗（光绪）陵寝工程及奉安典礼照旧，费用由中华民国承担；6、宫内人员可继续留用，惟以后不可再招阉人；7、皇帝辞位之后，“其原有之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8、皇宫禁卫军归入中华民国陆军部编制，员额俸饷如旧。①
这当中的第七条，虽然没有明确“皇室私产”的范围和内容，但据当时清室的理解，是宫内所有的物品，包括文物、银两及绸缎桌椅等日用品，应按照优待条件全部归为“皇室私产”。民国政府对此虽无明文确认，却也未曾表示异议。
略言之，1912年清帝退位之际，其主要私产包括：皇宫内藏物品（文物、银两、日用品）、热河行宫（今承德避暑山庄）内藏物品、盛京行宫（今沈阳故宫）内藏物品，颐和园以及数量不明的皇家庄田（内务府始终没有搞明白到底有多少皇家田庄，很多田庄被庄头私自卖掉，内务府也无可奈何）。
二、民国政府犯了个大失误，未将宫内文物从皇室私产中区分出来

宫内藏品中，最具价值的乃是数量浩繁的文物。这些文物，大部分是自民间搜刮而来，尤以乾隆时代之搜刮最为有力。仅以法帖名画为例——康熙年间，宫廷所藏法帖名画，主要来自臣工的贡献；宫廷鉴赏能力有限，高士奇等人甚至敢做出保留真迹、以赝品进贡之事。至乾隆时代，法帖名画渐渐聚集于可数的民间巨富之手，反给了乾隆搜尽民间法帖名画的便利。据美术史家、博物馆学家杨仁恺总结：乾隆往往可以只凭一道谕旨或少许代价，即可将海内收藏名家辛苦数代积累的藏品，收归宫中，“总之，客观条件对弘历有利，加上他对书画的占有欲特别强烈，于是清宫所积累的法书名画日盛一日，几乎民间流传的珍贵墨迹，大都归于内府收有了。……乾隆以后的书画积累明显下降，因为民间流传的名迹已先后集中于朝廷。……清内府的庋藏是历代法书名画的一次大集中，基本上把历来流传下来的名迹罗致到手，总数在万件以上。”
如此，当不难想象皇宫藏品中文物之丰富及其文化价值之大。这些文物，理应属于全体国民而非爱新觉罗一姓。但在1912年，因国际形势险恶（主要是俄日欲趁机渔利），南北双方都希望清室能够尽快和平退位，以完成政权更替，故在商定《清室优待条件》时，无暇将皇宫藏品中的文物从皇室私产中剥离出来。
很快，民国政府就发现这是一个重大失误。1912年12月，熊希龄出任热河督统，发现热河行宫内各种古物倒卖严重，遂呈请袁世凯，请求整理避暑山庄中之古物，将其运至北京，以一定的价格从清室手中买断，交博物馆收藏。袁批准此议。自1913年11月至1914年3月，民国政府共从热河行宫、盛京行宫，各运输古物11万余件至北京。这些文物，被收藏在位于于紫禁城前朝的“古物陈列所”内。但因为民国政府没有钱支付给清室，直到1916年9月，国务总理段祺瑞在给总统黎元洪的呈文中，仍不得不承认：“文华武英各殿所陈列之古物，均系清室私产，共七十余万件，估价约五百余万元。分列品类，登记册簿，本拟由政府备价收归国有，徒以财政支绌，迄未实行。” 既然民国政府承认这些陈列品仍属于皇室私产，清室也毫不客气，“东海珠制成手串”、“钻石宝剑二具”等诸多文物，先后被清室内务府取走。取走尚算小事，最糟糕的是清室为了筹措日常运转经费，常常变卖所藏文物，而且多流入外人之手，如1922年，溥仪曾拟将《四库全书》卖给日本，以筹措结婚经费。 文化界对此虽愤慨万分，但碍于民国政府承认这些文物乃皇室私产，除舆论上谴责外，也只能徒唤奈何。

三、参与张勋复辟后，溥仪心虚难安，秘密将上千件文物偷运出宫

1917年张勋复辟，使《清室优待条件》遭到了舆论的广泛质疑。很多人认为，既然清室参与复辟违约在先，则原来的《清室优待条件》也当废除。如参与讨伐张勋的冯玉祥，即主张驱逐溥仪出宫。1922年6月，第一次直奉战争以奉系失败告终，对清室怀抱同情的总统徐世昌辞职。溥仪心存恐慌，开始筹划偷运宫中文物，以备不测。
溥仪选择的偷运方式名曰“赏溥杰”。据参与其事的溥佳（溥仪堂弟）披露，具体操作方式是这样的：
“早在1922年前后，由于北京经常受到战火的威胁，深恐溥仪一旦不能在宫内居住时，就无处可以避乱，就由我父亲(载涛)在天津英租界13号路代溥仪买了一所楼房……未雨绷缪，作了一些准备。从1922年起，我们就秘密地把宫内所收藏的古版书籍(大部分是宋版)和历朝名人字画(大部分是手卷)，分批盗运出宫。这批书籍、字画为数很多，由宫内运出时，也费了相当的周折。因为宫内各宫所存的物品，都由各宫太监负责保管，如果溥仪要把某宫的物品赏人，不但在某宫的账簿上要记载清楚，还要拿到司房载明某种物品赏给某人，然后再开一条子，才能把物品携带出宫。当时我们想了一个自以为非常巧妙的办法，扰是把这大批的古物以赏给溥杰为名，有时也用赏给我为名，利用我和溥杰每天下学出宫的机会，一批一批地带出宫去。我们满以为这样严密，一定无人能知。可是，日子一长，数量又多，于是引起人们的注意。不久，就有太监和宫伴(宫内当差的，每天上学时给我拿书包)问我:这东西都是赏您的吗？……这批古物运往天津时，又费了一番周折，这些书籍、字画，共装了七八十口大木箱(详细数字记不清了)。……全部存在13号路166号楼内。”
当年清查文物时，每一卷轴、册页、古籍，均按照其价值做了标记。价值最高者画5个圈，最差者画1个圈。溥杰、溥佳偷运出宫者，即是从画5个圈的文物中所挑选。据“清室善后委员会”1925年依据“溥仪赏单”等资料核对统计，溥仪此番总共偷运出历代书画手卷一千多件，册页、挂轴两百多种，宋元版珍贵图书两百余本。
四、1924年溥仪被逐离皇宫时，带走的私产，主要是银两和日用品

1924年11月，冯玉祥发动政变，曹锟辞去总统职务。以黄郛为首的摄政内阁召开国务会议，决定修改《清室优待条件》，要求溥仪立即搬出皇宫。修改后的《清室优待条件》第五条规定：“清室私产归清室完全享有，民国政府当为特别保护，其一切公产应归民国政府所有。”首次认定宫内所藏存在着“公产”。在被记者问及公、私产的区别时，国民代表李煜瀛如此回答：“公私产之区别极为明白，决无混乱之虞，公产者如宫城、建筑物，及历代之至宝，其他各种即属私产。”舆论对公、私产如何区分，也有相似的意见，如《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认为：“至各种宝物何者应归溥仪，何者应归民国，则纯以有无历史的价值，及与文化有无关系为标准。大抵小件珠宝金银皮货绸缎之类皆可划归溥仪。而大件重器及与历史文化有关之金石书画等等则无非数千年国宝所流传，与爱新觉罗全无关系，断难据为私有者也。”
11月5日，溥仪被迫搬离紫禁城。宫内尚存的绝大部分关乎历史与文化的文物，被保留了下来。交由溥仪带走的主要是珠宝、银两、日用品等私产。其中银两一项共计十一万余两。除留下数颗篆刻有福禄寿喜字样的元宝以供展览之用外，“清室善后委员会”将余数全部交给了溥仪。但藏在溥仪行李内的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和仇十洲《汉宫春晓图》被搜出并扣留了下来。敬懿、荣惠两太妃出宫时，她们在宫中所存银两三万五千三百两及衣服、用品、家具等，也都全准带走。
1925年2月，溥仪逃往天津，定居于日租界。此时其所能依赖的财物，主要是之前以“赏溥杰”的形式秘密偷运出来的故宫珍宝。其中有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曹娥碑》、《二谢帖》；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等。
五、伪满洲国覆灭，溥仪沦为俘虏失去所有珍宝，皇室资产归零

天津期间，溥仪继续靠变卖文物维持日常开支。不过手笔已远不如在皇宫之日阔绰。据溥仪自己讲，1924年5月31日，内务府曾一次性与北京盐业银行做过一笔金额高达80万元（银元）的交易（当日著名的中产鲁迅，年收入不过3000-5000元），溥仪提供的抵押品包括共计重达11万余两的16个纯金钟，共计重达1万余两的皇太后、皇后金宝、金册、金宝箱等，珍珠1900余颗，宝石180余块……⑧这样规模的交易一年会有好几次。但在天津，溥仪手头文物数量远不如前，卖起来也不太顺利，曾被当地古玩行联手做局，统一口径压价，使其五个圈的珍品只卖了6万元的低价。直到遇上法国商人罗森泰，将一批文物卖了60万，才算度过了经济难关。此一时期，溥仪常询问下人购物有没有“打价”（即讨价还价）。⑨
天津七年，溥仪究竟卖掉了多少珍贵文物，已不得而知。但大部分从故宫偷运出来的文物，似仍被保留了下来。据其侍卫、负责管理这批文物的严振文披露，1932年溥仪潜往东北时，手中仍“有法书名画1300件，约30箱；法书名画册页40件，共4箱；书画挂轴31件，装1箱；宋元版书200部，装31箱；殿版书装3箱；大金库两个，内装皮匣两个，手提小金库30余个；皮货200件，装8箱。”至1935年，这些文物始秘密运往长春伪满皇宫。⑩
1945年日军投降。溥仪从这70余箱书画中勉强带走了10余箱，自长春踏上逃亡列车；在通化大栗子沟，因伪满货币无用，曾用部分文物向当地百姓换取食物，搭乘飞机赴沈阳时，又因载重只选带了两皮箱书画和珍宝；抵达沈阳机场后，被苏军俘虏。丢在长春的文物，遭留守伪满皇宫的卫兵哄抢，很多传世名作被撕抢成数段乃至粉碎。被苏联收缴的两皮箱珍宝，1949年后曾还给中国一部分，其中有《清明上河图》。在苏联做囚徒期间，溥仪利用箱子的夹层、暖瓶、肥皂等，仍藏有小件宝物如珍珠、钻石等数百上千颗。期间为防被苏方发现，亦丢弃不少。1950年8月，溥仪被引渡回国，上缴了最后的“夹层宝物”486件。（11）
以上，乃是大清灭亡后，爱新觉罗皇室的资产的变化过程。这一过程如此清晰，自是绝无可能存在什么“后裔”、“格格”仍手握藏宝图，拥有巨额“皇族遗产”之事。至于吃了长生不老药300岁的乾隆皇帝，如果有人信，那只能是智商问题。

E. 圆明园被烧毁时的历史背景

火烧圆明园在狭义上指焚烧圆明园，广义概念焚烧范围不仅只是圆明园一处，而是京西的皇家三山五园等，其焚毁的范围及程度远远比圆明园大得多。那么火烧圆明园的历史背景是怎样的呢？本文我就来简单分享一下：

圆明园文物被掠夺的数量粗略统计约有150万件，上至中国先秦时期的青铜礼器，下至唐、宋、元、明、清历代的名人书画和各种奇珍异宝。现仅存建筑遗址，并建立圆明园遗址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