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家具扶手

A. 春秋时期百姓家具

中国古代文化-古代工艺-中国家具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如璀璨繁星。而当中的一颗明星，更是令人瞩目，叹为观止。那颗明星便是历史悠久的中国古代家具。

中国古代家具史是一部“木头构创的绚丽诗篇”其历史悠久，自成体系，具有强烈的民族风格。无论是笨拙神秘的商周家具、浪漫神奇的矮型家具（春秋战国秦汉时期）抑或婉雅秀逸的渐高家具（魏晋南北朝时期）、华丽润妍的高低家具（隋唐五代时期）、简洁隽秀的高型家具（宋元时期），还是古雅精美的明式家具、雍容华贵的清式家具......都以其富有美感的永恒魅力吸引着中外万千人士的钟爱和追求。

由于受民族特点，风俗习惯、地理气候、制作技巧等不同环境的影响，中国古代传统家具走着与西方家具迥然不同的道路，形成一种工艺精湛、不轻易装饰、耐人寻味的东方家具体系，在世界家具发展史上独树一帜，具有东方艺术风格特点。中国古代家具深深地影响着世界家具及室内装饰的发展。

史前--家具滥觞 源远流长

中国古代家具，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早在史前时期，原始的先民们就用劳动的双手创造了家具，创造了家具艺术。当中，就有最古老的家具--席（供人席地而坐）和各种原始木器--木案、木俎、木几等，为低矮型家具的源头。

当然用我们今天的目光看中华民族幼年时代的家具艺术创作，是有些粗糙和幼稚，但它却是我国古代家具发展史上的童年。因为有了它，才会有以后浪漫神奇的低矮型家具，华丽润妍的渐高家具，民族精粹的明式家具，雍容华贵的清式家具。它是我国古典家具的源头，将永远显示着不朽的魅力。

彩桧木案于1978年在襄汾陶寺遗址2001号墓出土，用木板斫销成器。案面和案足外侧涂绘，所用的颜料大多为天然矿物，如红色用朱砂，赭色用赤铁矿。出土时，案板已稍塌陷，变形，案上正中放折腹陶（温酒 器），此器为商周铜禁之祖型。它是我国迄今出土最古的木质家具。

夏商西周--原始古拙 质朴浑厚

夏商时期家具乃是我国古代家具的初始时期，其造型纹饰原始古拙，质朴浑厚。这一时期家具有青铜家具（如青铜俎）石质家具（如石俎）和漆木镶嵌家具（如漆木抬盘）。漆木镶嵌蚌壳装饰，开后世漆木螺钿嵌家具之先河。

由于当时人们思想意识中存在着浓厚的鬼神观念，商代家具装饰纹样往往有一种庄重、威严、凶猛之感。

饕餮纹俎于1979年在辽宁义县花儿楼窖藏出土。铜质，面板为长方形，下为相对的倒凹字形板足，板足空当两端有二半环形鼻连铰状环。板足饰精致的细雷纹。饕餮纹，铃上亦饰有花纹，铜铃制作精巧，其形式为我国青铜著录之罕见。此器现藏辽宁省博物馆。

家具源流

漆木器具：自新石器时代出现的漆木技术，发展到夏商时期，在漆木上已经镶嵌蚌壳装饰，开后世漆木螺钿嵌家具之先河。

青铜器中装饰壶门（四足板状造型，前后二足之间出现了两个对称的特点）在中国家具史上延续了几千年。

春秋战国

春秋战国时期家具，以楚式漆木家具为典型代表，形成我国漆木家具体系的主要源头。楚式家具品类繁多：各式的楚国俎、精美绝伦的楚式漆案漆几、具有特色的楚式小座屏、迄今为止最古老的床……楚式家具有绚丽无比的色彩，浪漫神奇的图案，以龙凤云鸟纹主题，充满着浓厚的巫术观念。楚式家具作为一种工艺美术的早期形式，其简练的造型对后世家具影响深远。

首开先河

彩绘木床：

我国最早的卧具，为后世各类床具的始祖。

楚式小座屏：

标志着中国家具开始具有纯粹的装饰欣赏价值。
雕刻手法：

被广泛应用到家具装饰中，有浮雕和透雕等。开后世家具雕刻之先河。

家具源流

战国"H"形凭几：
其造型厚重古拙，标志着工艺美术从厚重的青 铜艺术向轻巧的漆器艺术发展。

工艺源流
青铜铸造工艺大大发展，出现了"失蜡法"铸造方法。

秦汉--品类繁多 精美绝伦

汉朝时期，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到第一个鼎盛时期，整个汉朝家具工艺有了长足的发展。汉代漆木家具杰出的装饰，使得汉代漆木家具光亮照人，精美绝伦。此外，还有各种玉制家具、竹制家具和陶质家具等，并形成了供席地起居完整组合形式的家具系列。可视为中国低矮型家具的代表时期。

家具源流

独坐板枰：汉代出现新型小坐具，为历代坐具的鼻祖。
几（品种增多）：活动几、多层几、卷耳几，甚至出现桌子的雏形。

榻屏：为屏与榻相结合的新品种，标志汉代新兴家具的诞生。

厨和柜：汉代出现的新家具，有别于传统的箱笥，多为，贮藏较贵重的物品。

镜台：汉代壁画出现了最早的镜台形象。为圆形底座上贯长方板，顶上安装圆盘。

三国两晋--崭露新风 婉雅秀逸

中国古代家具形制变化，主要围绕席地而坐和垂足坐两种方式的变化而变化，出现了低型和高型两大家具系列。而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国古代家具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过渡时期：上承两汉，下启隋唐。这个时期胡床等高型家具从少数民族地区传入，并与中原家具融合，使得部分地区出现了渐高家具：椅、凳等家具开始渐露头角，卧类家具亦渐渐变高，但从总体上来说，低矮家具仍占主导地位。

家具源流（家具由低型向高型发展，上承两汉，下启隋唐。）

胡床（座具）：促使了高型和中原原有的低矮家具进行融合。如睡眠的床在逐渐增高，上有床顶和蚊帐，可垂足坐于床沿。

凭几：出现造型奇特的三足曲木抱腰凭几。

椅、凳：在壁画上出现最早的椅凳形象。

隋唐--缤纷世界 华丽润妍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家具制作在继承和吸引过去的和外来文化艺术营养基础上，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唐代家具在工艺制作上和装饰意匠上追求清新自由的格调。从而使得唐代家具制作的艺术风格，摆脱了商周、汉、六朝以来的古拙特色，取而代之是华丽润妍、丰满端庄的风格。

家具源流（高低型家具同时并存）

桌：桌子逐渐增多并广泛运用到生活的各个方面。

逍遥椅：从三国的胡床上设靠背，演变而来，逐渐出现在世俗的社会里，不再是僧侣所独有。

腰鼓形座墩：在魏晋南北朝出现的菩萨坐具，到了唐代更为精美和流行，而且形式明显增多。

五代--逐渐成熟 趋于简朴

五代时期家具工艺风格在继承唐代家具风格的基础上，不断向前发展。这时期家具是高低家具共存，向高型家具普及的一个特定过渡时期。家具功能区别日趋明显；一改大唐家具圆润富丽的风格而趋于简朴。

家具源流

椅、凳、桌：等高型家具逐渐成熟；

屏风：由小座屏变得形体高大；

家具装饰陈设：由不定式格局变为相当稳定的陈设格局。

宋（辽金）---成熟普及 简洁隽秀

宋代，高型家具已经普及到一般普通家庭，如高足床、高几、巾架等高型家具；同时，产生许多新品种：太师椅、抽屉厨等。宋代家具简洁工整、隽秀文雅，不论各种家具都以朴质的造型取胜，很少有繁缛的装饰，最多在局部画龙点睛：如装饰线脚，对家具脚部稍加点缀。（见顶图）但也缺乏雄伟的气概。

家具源流

桌椅：纯仿建筑木构架做法，采用洗练单纯的框架结构，为明清框架家具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并出现了以官阶命名的"大师椅"。

屏风：由于几乎家家户户堂必设屏风，因此着重屏风的位置的摆放。审美意义往往大于实用价值。

元代--形体粗大 雕式华美

元代是我国蒙古族建立的封建政权。由于蒙古族崇尚武力，追求豪华的享受，反映在家具造型上，是形体厚重粗大，雕饰繁缛华丽，具有雄伟、豪放、华美的艺术风格。而且风格迥异：床榻尺寸较大、坐具为马蹄足等。

釉里赭花卉宝座（图1）高24.1cm、长29.3cm、宽15.3cm，属景德镇窑，座面呈长方形；后背为三扇屏风，左右各一扇，共计五扇屏风；四足为云头转珠纹。宝座整体满饰花卉蔓草纹。釉里赭花卉纹宝座给人感觉是造型饱满，形体重厚，色彩深艳。代表着元代家具的典型风格。

家具源流

床榻：由于蒙古族人体形硕大，床榻变得比较大。

桌子：基本继承两宋的形制，但高型桌增多，并出现了抽屉桌（见图2）。

罗锅枨：改桌子的直枨为罗锅枨是元朝人对中国家具舒适性和适用性的一种创造性贡献。
明代--民族精粹 古雅精丽

明式家具是中国古典家具发展史上的辉煌时期。

中国古代家具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至到明朝为大盛，其中硬木家具最为世人所推崇和欣赏。明式家具用材讲究、古朴雅致。选用坚致细腻、强度高、色泽纹理美的硬质木材，以蜡饰表现天然纹理和色泽，浸润了明代文人追求古朴雅致的审美趣味。

明式家具作为民族的精粹在我国古代家具史占有崇高的地位。从此，我国传统民族家具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以"硬木家具"为代表的新纪元。

家具源流

明式床榻：其种类更多，有榻、有酷似一座小房屋的架子床、有庄严肃穆的罗汉床、有房中套房的拔步床等等。

明式座椅：开始采用硬木制造 ，品质精美，驰名中外，品种繁多：有像古代官帽式样的官帽椅；有圈背连着扶手的开光座墩等等。

明式屏风：较之宋代屏风无论在制作上，还是在品种样式上都有了大的发展，制作更为精巧。样式有六屏、八屏、十二屏不等。特别出现了有名的"披水牙子"。

清代--盛世风度 雍容华贵

清代家具工艺制作精湛，达到了封建时期的高峰。清式家具在继承传统家具制作技术的过程中，还吸收了外来文化，形成了鲜明的时代风格。又由于经济的繁荣，还形成了不同地区的家具风格，如广式、苏式、京式等，各具特色。清式家具自有其独特的艺术风格：造型上以浑厚稳重、装饰上以富丽繁缛、工艺上以技术精湛而著称。

而且，清式家具距离我们现在时间较近，流传下来许多家具实物，对我们现代社会影响较大。

家具源流

凳墩：总体造型大致延续明式风格形式，但有地区的区别：广式部外装饰和变化比较大；京式则繁缛雕琢并出现铜饰件等方法。

交椅：入清以后渐少使用，制者日稀，成为被时代淘汰的一种家具。

清朝椅凳精品

名副其实的一统碑椅

清式靠背椅在明式靠背椅的基础上有很大的发展，制作精细，最有特色的是一统碑式靠背椅。

常用回纹的扶手椅

回纹是清式家具中最有代表性的装饰纹样，是一种方折角的回旋线条，以至人们把带有回纹的家具作为清式家具的代名词。

气派非凡的宝座

清式扶手椅比明式扶手椅有更大的发展，其中一种外形硕大的扶手椅，俗称"宝座"。整个宝座金碧辉煌、气派非凡，成为至高无上的皇权象征。

民族意识浓厚的春凳

江南地区常有婚嫁时把春凳上置被褥，贴上喜花，作为抬进夫家的嫁妆家具。

中国古代家具造型

古人起居方式可分为席地而坐和垂足坐两种方式，家具形体变化主要围绕着低矮家具和高型家具两大系列。

其中，秦汉时期家具是典型的低矮型家具。那时，人们席地而坐，所用的家具一般为低矮型，那时，人们席地而坐，所用的家具一般为低矮型，如：席子、漆案、漆几等。随用随置，并没有固定的位置。

到了三国时期，从少数民族传入了高型坐具：胡床。经过演变，中原地区出现了渐高家具圆凳，方凳等等。卧具床、榻等也渐渐变高。但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低矮家具。

再到隋唐，多数人垂足而坐，高型家具迅速发展到完全定型，形成了新式高型家具的完整组合。典型的高型家具椅子、凳、桌子等，已经出现并且在上层社会中流行。直到宋代，才完全普及。

中国古代家具发展到明清时代，基本定型为高型家具，而且能够依据人体的不同身形而制定家具的造型。中国古代家具的发展完全成熟。

B. 高分求解答```关于家具史

明式家具与现代主义家具之美

家具，可以说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开始，便与我们难舍难分。 从古至尽、不分地域，只要有人类生存发展的地方就会有家具文化的痕迹。在家具上的设计可以客观的展现一个时代审美倾向，而至今我个人认为所见过的最美最有魅力的是明式家具与现代主义风格的家具这两种。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便是样式上的简洁，功能上的合理。这种简洁它不会因时代的变迁而失去设计感，这种美着实让人感动。将现代主义年代的家具与中国黄金时期的家具作一比较，时间是16、17世纪与19、20世纪，这样两个不同时期的家具放在一起，他们同样具备现代感。这让我们思考是否简洁的设计可以历久弥新？结构功能主义的设计是否生命力更持久？
先看一下明代家具的特色，古典中国明代家具具备了一种永恒的普世的美感。明代当时的中国，对它的文人学者而言是一个流动的社会，这样一种社会形式也在家具上产生了反映，为了流动和旅行的需要，家具既需要实用，又需要方便拆卸、折叠，因此它不会采用浆胶、钉子或任何永久粘和的方式去制造它们。这样的家具就要求了这个民族和时代的人民具备了强烈的理性思维，同时在工艺上精益求精，就使得明代的家具在中国其它时代的家具行列里显现地如此的卓越不群。明代家具：造型简练、以线为主：严格的比例关系是家具造型的基础。与功能要求相符，无累赘，整体感觉就是线的组合。其各个部件的线条，刚柔相济，挺而不僵，柔而不弱，表现出简练、质朴、典雅、大方之美；结构严谨、作工精细：卯榫结构，是科学和艺术的完美结合。时至今日，家具仍然牢固如初；装饰适度、繁简相宜：装饰手法，多种多样，雕、镂、嵌、描，等。装饰用材也很广泛，珐琅、螺甸、竹、牙、玉、石等。但决不贪多堆砌，也不曲意雕琢，而是根据整体要求，恰如其分的作局部装饰；木材坚硬、纹理优美：自然优美充分利用木材的纹理优势，发挥硬木材料本身的自然美，这是明代硬木家具的又一突出特点。明代硬木家具用材，多数为本有美丽色泽与木纹地高级硬木，黄花梨、紫檀、鸂鶒木等。
比较一下现代主义设计下的家具，提到现代主义，必须提到功能主义风格的家具，则起源于德国现代主义之祖的包豪斯学院，包豪斯推崇“功能决定形式”，与当时的欧洲开始流行奉信新教有关，这样的观念与中国古代的儒家文化提倡的简朴节约相似，都追求着朴实无华的美感。包豪斯运动带领下的现代主义设计作品与传统流派拉开距离，扬弃了以前欧洲传统的家具中那种繁复的表面浮华的装饰，而是用“少即是多”的理念传达着现代主义风格的美丽。这里的"少即是多"的理念设计出来的作品的感觉就与明式家具中造型简洁、以线为主的要点相合拍。现代主义家具的设计作品中的装饰更是通过它本身的造型与材质的运用，一气呵成的产生自身的装饰美感，而拒绝那种后来加上的，所谓的“点缀” 的任何装饰手法。现代主义的家具设计尝试使用各种各样的欣欣材料，就象明式家具中运用木材本身的纹理优势一样，现代主义的家具中使用的各种各样的材料也力求体现他们本身呈现出来的美感，如彩色的各种塑料，纤维，玻璃……还有使用钢管，胶合木等一些廉价的素材，并不是再象欧洲传统那样再再昂贵的木材上雕饰各种花纹或者再镶金嵌银。包豪斯的设计师们坚信借由金属、夹板、塑胶、玻璃等新式材质，加以工业制造，能大量生产出兼具美学与经济实用的家具。而随着工业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包豪斯的设计风格更加入了人体工学的研究和新式材质的开发。无论是造型独特的椅子，或是强调舒适感的沙发，其功能性与装饰性恰到好处的结合。并且现代主义家具的设计与明式家具一样，需要流动便携，于是这个共同点符合现代的口号“形式追随功能”即，功能主义。这一原则衍生出自己的一套审美体系——简约主义、极简主义……并产生了许多功能形式完美统一的理性主义的优良设计。
明式家具与现代主义家具的设计样式，其实为我们提供的是一种生活的形式之美这样的设计给人提供了一种很好的精神方面的生活方式，使人不被俗世所困，可以更注重原始本能的生活形态，以及满足人对精神世界追求的一种渴望。

C. 中国家具发展的历史..

中国传统家具具有悠久的历史。中国家具的产生可上溯到新石器时代。从新石器时代到 秦汉时期 ，受文化和生产力的限制，家具都很简陋。人们席地而坐，家具均较低矮。南北朝以后，高型家具渐多。至唐代，高型家具日趋流行，席地坐与垂足坐两种生活方式交替消长。至宋代，垂足坐的高型家具普及民间，成为人民起居作息用家具的主要形式。至此，中国传统木家具的造型、结构基本定型。此后，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国传统家具在工艺、造型、结构、装饰等方面日臻成熟，至明代而大放异彩，进入一个辉煌时期，并在世界家具史中占有重要地位。清代家具体量增大，注重雕饰而自成一格。20世纪初，因受外来家具的影响，出现了“西式中做”的新式家具。50年代后，中国家具工业迅速发展。80年代，在借鉴各国不同的家具风格和先进生产技术的同时，中国家具不断发掘 传统技艺 ，并结合自己的国情民俗，逐渐形成一代新的家具风格。

D. 中国起居方式的发展与家具的发展有着怎样的关系

自远古文明至现代文明，不管贫富贵贱，有家者，必无一空室也。不管你住的是山洞草屋，亦或是高楼豪宅。在这个“窝”里总会有那么或多或少的几件摆设——家具。

人类自远古时代的洞穴开始，为了避寒暑隔潮湿，便知道用茅草、树叶或兽皮为席，以树桩、石块作墩，形成了最初的原始家具雏形。当木材建筑出现、人类脱离原始的穴居生活后，家具也随之得到发展。

经过了原始社会时期，从公元前21世纪，我国进入奴隶社会。结束了部落林立的局面，建立了庞大的帝国——夏、商、周。

商朝时期是我国青铜器高度发达的极盛时期。从商朝出土的文物中可以看出当时铸造技术和审美水平的高超。青铜器有礼器、兵器、日用器皿和工具等。其中的礼器是当时最重要的器皿之一。青铜器的俎是商周时期的一种礼器，奴隶主贵族们在祭祀时将屠杀的牛羊放置在俎上，因为杀的牲畜数目很大，少则数头，多则几十头甚至上百头，所以俎是当时必不可少的器皿。俎既能放置牲畜，也可以放置其他物品。

青铜器的禁也是一种祭祀的礼器，用来盛放酒。用饕餮纹，夔纹和蝉纹作为器皿的装饰是商周文化的特征之一。此时期社会迷信风气高涨，铜原料的稀少，因此此时期主要产生了用于祭祀的礼器等，也只限于皇朝贵族内部使用，普通人无权使用。因此，家具不流行。但是其装饰，髹漆镶嵌艺术却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家具瑰丽可观。

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的春秋时期是我国奴隶社会的瓦解时期，天文、历法、医学和建筑等科学技术有了较大的进步。

战国时期，手工业很发达，占有重要地位的是冶铁业、工艺品制作。铁器工具的产生，秀气工艺的广泛应用以及技术高超的名工巧匠的不断出现，使得家具在制作水平和使用要求都达到空前的高度。

春秋时期出现了独立的工种——梓匠。《考工记》是齐国的一部技术书，书中将手工业工匠分为木工、金工、皮革工、设色工、刮磨工及陶工六个工种。《墨子》中记载：“凡天下群百工，轮车、鞼匏、陶冶、梓匠。”所谓“梓匠”，也就是木工。当时的梓匠首推鲁班。

战国中期和晚期，冶铁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用于家具的工具有：铁锯、铁斧、铁钻、铁凿、铁铲、铁刨等。

在春秋时期就能十分重视漆树的栽培。《诗经·国风》中记载：“椅桐梓漆，爱伐琴瑟。”这时期的彩饰家具，色彩艳丽，黑地为主，配以红色彩绘图案，朴素而又华美，是漆家具全盛时期（汉代）的序幕。

家具类型除商周已有的俎、禁、床以外，还有凭靠的几、屏风、衣架等。几案类是当时的主要家具，髹漆与雕刻是当时家具装饰的主要手段。几为凭倚之工具，面比较窄，需有一定的高度；案面比较宽，但比几矮；屏风子啊当时主要是为挡风或起屏蔽作用；床的出现可以说是人类生活进步的标志。这个时期出现了家具制造的独立工种，铁器传播广泛，家具已开始使用卯榫。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了六国，建立了封建的中央集权国家。随着社会的安定、经济的繁荣和大规模的建筑宫室，与之相关的家具也随之发展起来。秦朝的建筑艺术有雄壮、浑厚与瑰丽的特点。西汉时园林开始有所发展，秦汉时期是我国低型家具大发展时期，家具的类型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基础上发展到床、榻、几、案、屏风、柜、箱和衣架等。且床榻已成为生活的主要家具。除除床榻外，生活中还多用几和案

汉代的柜形似带矮足的箱子，门向上开，体积大，有一定容量，立柜使用较晚，是从仓房的厨发展变化而来。汉代的仓，有的已初步具备立柜的形状。汉代的屏风多是两面形或三面形，放置在床后或床上。汉代开会死出现了胡床

到了汉代，大部分青铜器被漆器所代替，在家具上髹以彩绘是汉代家具的主要特征。当时的漆器生产是相当费工的，且分工严密，每道工序都有责任工匠的署名。汉代漆器的装饰技法仍以彩绘为主，不过金银扣、镶嵌、金箔贴花等技巧也标志着汉代漆工艺装饰上的新成就，使汉代家具更显得华丽无比。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是我国家具由低型到高型发展的转变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军阀混战的分裂时期。但就文化艺术而言，这种动荡和战乱却促进了各民族的交流和融汇。这时期中外文化和民族交流日益活跃，成为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各民族文化汇融的时期。这种融汇了带来了椅子、凳、墩等高型坐具，其方便、实用的诱惑力极其强大，使人们一改席地而坐的起居方式，家具的发展出现了新的契机。

魏晋之前，“席地而坐”是自古以来祖先传留下来的生活习惯，魏晋时期，正襟危坐不再是唯一的坐式，侧身斜坐、盘足平坐、后斜倚坐等形式同时存在。

出现了新型家具

如：高型家具，汉代的胡床已逐渐普及民间，还出现了各种形式的高坐具家具，但使用此类家具的人数有限，仅限于上层社会或佛家僧侣。筌蹄是一种用藤或草编成的高型家具，形似束腰长鼓。椅子是一种扶手椅，是我国迄今为止所见倒得最早的椅子的形象。还有床和榻，凭几和隐囊。

隋朝家具没留下太多的东西。

唐朝至五代是中国家具形式变革的过渡时期。垂足而坐的方式由上层阶级开始逐渐普及全国。椅子的品种开始增加，有直背靠背椅、扶手椅和圈椅。高型案桌的出现是这一时期家具的特点之一。在大型宴会场所出现了多人列坐的长桌和长椅。唐代的床由低变高，装饰由简到繁发展。形式上出现了凹床。

唐代的家具大都是宽大厚重，显得浑圆丰满，具有博大的气势、稳定的感觉。五代的家具风格，变唐朝家具之厚重为轻简，变浑圆为秀直

经过魏晋和隋唐的长时期过渡，垂足而坐的起居方式终于代替了几千年的席地而坐的起居方式。桌椅等高型家具普遍使用，与垂足而坐的椅类相适应，高桌、高案也纷纷出现。凭几已失去了往日生活中的作用，退出历史的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圆形和方形的高几。

这时期的梁柱式框架结构代替看隋唐时期沿用的箱型壶门结构，结构由繁杂趋向简化，桌椅四足的断面除了方形和圆形外，往往做成马蹄形，桌椅下开始用束腰，枭混曲线的应用也十分普遍，并出现了大量的装饰型。宋在五代基础上又向前发展，呈现挺直、秀丽的特点。

元代家具出现了新结构罗锅枨，霸王枨。到了元代，屏风在使用上发生了变化，除了在室内陈设之外，又移庭院里使用。此后一直沿用到明清。元代家具虽有发展，但比较滞缓基本沿用宋代风格。

明清家具，尤以明代家具最为卓越，最具代表性，在世界上占有很高地位。

明代海外贸易发达，进口了大量高级家具用材，出现了专门书籍《鲁班经》，漆工专著《髹饰录》。这时期的家具不论是硬木家具，大漆家具，还是民间柴木家具，都具有造型简捷，素雅端庄，比例适度，线条挺秀舒展，不过多装饰的特点。

清朝家具继承了明朝家具构造上的某些传统做法，但造型趋向复杂，风格华丽厚重，线条平直硬拐，雕饰繁琐，风格大变。宫廷家具吸收了工艺美术特点，出现了雕漆、雕填、描金的漆家具，还利用陶瓷、珐琅、玉石、象牙、贝壳做镶嵌雕饰。清朝家具用材多样，造型厚重。装饰丰富，技艺高超。制作技术方面形成了以广州、苏州、北京三大城市为中心的局面。

未来家具将与绿色环保密不可分，将来家具一定要解决好粘接、涂饰过程中所存在的游离甲醛及对人体有害的挥发化学物质的污染问题。今后社会逐步趋向老龄化、多样化，而且伴随住房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独生子女都能拥有自己的房间。因此，未来家具的市场在与绿色环保的结合过程中，要考虑到这部分特殊人群的健康需要，要专门为老年人、儿童以及残疾人、独身者设计他们满意的家具。

旧家具不会随便抛弃，有些将会采用提高等级的方法翻新成更实用的家具。家具提高等级的方法层出不穷，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可组合改变的家具会更受欢迎。生活节奏的日趋快速，各种影像不断冲击我们的生活。在家具设计方面，采用刺激性艺术设计的小型家具，如灯饰将会备受重视，因为它善于表达拥有者的情感，其开关新奇别致，极具动感。未来的家庭将会更重视安全的因素。因此，家具会更重视保护式艺术的设计，而且不仅环保，更能防火、保温和持久。人们不再像以前喜欢红木家具那样注重家具的保值，相反，家具的舒适程度成为人们首先考虑的因素。这一流行趋势带来的现象就是，科技因素在家具设计和制造中的含量越来越高,同时，整体家具将成为普通消费者的首选

E. 汉朝皇帝龙椅有什么特点

古时候皇帝所坐的扶手上刻有龙的图案的椅子,龙椅一般放在古时候大臣上早朝的朝堂上的台阶上。龙椅一般由木头制成，再在扶手上刻上龙型图案，最后再漆上一层黄颜色的漆以表示皇家的威严。

龙椅的皇权象征：

其象征意义及地位与中世纪欧洲各国君主的王座等同，一般摆放于正式场合，用于接见本国大臣、面见外国特使，处理一国大事。
龙椅隐含了“第一把交椅”的意思，“坐龙椅”就是指当皇帝。龙椅的设计考究，上雕刻有威武龙腾，饰以金漆，以显示皇帝的尊贵和高尚的地位。
相传魏征曾问过唐太宗：您知道为什么您是皇帝吗？唐太宗说了很多结果魏征都不认同，唐太宗就问魏征：那说你是为什么？魏征说因为您坐在这把龙椅上。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龙椅在中国古代皇权中的象征是和玉玺具有等同地位的。

F. 汉朝寝室的布局布大概是什么样的

汉代住宅建筑本身的高度比较低，人们习惯于席地而坐。这个时期人们则习惯平时倚坐在高出地面的床榻上，表面上虽然仅仅是座具的高低之分，实际上却是向高形家具过渡的开始。汉代各种室内家具的造型相对比较低矮，主要有各种床榻、几案、奁、橱柜、屏风和箱笥等家具。

汉代卧室中大形架子床往往放在卧室两侧或对门的墙边，床的两侧及床前可陈设床几。使用时除睡眠外，南方人多坐于床沿；较小的床两端多有床屏，床屏外侧置床几。架子床的整体为长方形，床面中间镶板，可以在上边陈设箱笼等物。

床的四角在前代围屏床的基础上增加了摆放竹帘、蚊帐或帷幕的四根柱架，用以支撑床岭（床顶盖）或悬挂帷幕幔帐。有的床的后面及两侧均设可以拆卸的围屏或雕花式围栏，极少数为半屏，床前边采用罩的形式，并设床几。这种造型是与前代有明显的不同，后来历代床的造型与装饰几乎都吸收了这个特点。从晋《女史箴图》和马王堆汉墓漆棺画上床前、床侧的案几来看，床几不仅可以作为座具使用，而且起承托作用，用来放置各种包袱、物品。

凭几是有三个蹄形足的特殊家具，几面较窄，几面后部上脑凸起一定的高度，上脑与扶手整体呈圈椅上部的半圈状，与汉榻配合使用，是供人们休息凭扶的一种家具。如徐州汉代画像石上就有一人坐于床榻上，身体向后依靠在一只三足凭几上的形象。对于这种家具的使用，《西京杂记》中有：“汉制天子玉几，冬则加绨锦其上，谓之绨几，公侯皆以竹木为几，冬则以细罽为稿以凭之”。可见凭几因社会地位的不同，使用与陈设方式也是有区别的。

奁平时收藏，只有人们在梳妆时采取出，或席地而坐、或坐于榻上，用架将铜镜悬起，旁置各种妆奁，这种情形可以在东晋《女史箴图》中可以看到。

汉代房屋结构不严密，当时除了在床和榻的两侧和后部习惯上放有折屏，与幔帐配合作为挡风、屏蔽之用外，在室内往往在入门处陈设各种座屏（插屏），用以屏蔽风和人的视线，或进行空间分隔，使室内布局合理自如。

G. 从汉朝到隋唐桌椅的变化

从古至今，古人的坐姿可分为席地而坐和垂足两大时期。远在商周时期，古人“坐”的姿势是两膝着地,两脚脚背朝下，臀部落在脚踵上。如臀部抬起上身挺直，就叫跽，又称长跪，是将要站起来的准备姿势，也是对别人尊敬的表示。古代一席坐四人,共坐时,席端为尊者之位。独坐时，则以中为尊，故卑贱者不能居中。既为人子（即尚未自立门户者），即使独坐也只能靠边，如果有五人以上相聚，则应把长者安置于另外的席上,称为“异席”。

古人习惯于“席地而坐”。狭义的“席”一般用蒲草编制，呈长方形，置于筵(竹席)上，是为了防潮而垫在身下的，故可铺几重。《礼记?礼器》说，“天子之席五重，而诸侯用三重，大夫两重。”贫苦人家可以无席铺垫，但对于贵族来说，居必有席，否则就是违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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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陶俑

此外，古人非常注意室内的整洁美观，所以人们进室内要先脱鞋,以免将污泥尘土带入室内，踏脏“席”子。《吕氏春秋?至忠篇》载，春秋时期，有一次齐王生病，名医文挚用激怒他的方法为其治病，其中不脱鞋即进室也是重要的一项，结果齐王见文挚“不解屦（麻、葛等制成的单底鞋）”进室，且“登床，履王衣”，勃然大怒，竟下令将文挚活活烹死了。由此可见，脱鞋之礼的重要。

从晋开始，跪坐的礼节观念逐渐淡薄，坐姿随心。到南北朝，高形坐具出现。入唐后，席地起居的习惯逐步有所改变。不仅椅凳多见，高形桌案也开始出现，但跪坐仍存在。唐代处于交替时段。宋代，桌椅开始真正进入人们的生活。但是，桌椅的流行，在上层社会还有颇大的阻力。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四记载，“徐敦立言：往时士大夫家妇女坐椅子，兀子，则人皆讥笑其无法度。”可见北宋时期士大夫家内的妇女还不得坐椅子，否则即被视为不懂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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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韩熙载夜图》

随着社会的进步，椅子作为一种方便的坐具广泛普及。宋代之后妇女坐椅子就不算违礼了。宋代进入完全高坐时期，南宋已相当完备，而明代至清前期达到鼎盛。明代、清代人们的思想还被礼仪、宗教等观念束缚着，封建思想讲究内外有别、长幼有序等也体现在家具设计上，那些被认为不够端正的三角形、梯形等造型被完全否定。

明代的椅子在当时是表示威望和尊严，坐起来并不是非常舒服。如中国皇帝的龙椅，刻了九条龙盘在椅背和扶手上，其中一个龙头就雕刻在靠背的中央且是突出的，人要是靠上去会顶背。还有宝座，是一种体形较大的椅子多陈设在各宫殿的正殿，有时也放在配殿或客厅陈设，一般仍放在室内中心或显著位置。这类大椅很少成对，都是单独陈设。为使用者增添威严之感。清式宝座的特点是尺寸大，结构复杂，用料规范，做工精细，装饰瑰丽，显现出皇家的尊贵和豪华气派及象征社会等级或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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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檀云龙纹枝宝座

近百年来，椅子发生了一系列根本性的改变。首先破除了仅显示威望和尊严的单一作用，越来越讲究功能和安全、舒适、保健等方面的作用。例如一些经典的仿古家具，材料上依然选用古典家具的上等材料，家具的部件的链接完全依靠传统的榫卯结构，不用一根铁钉。但在形制上，很多古典家具依旧坚持在传承中鼎新，创新性的引入人体工程力学，改变了了传统中式椅子过高、过大等特点，以提高了椅子的舒适度，传造出具有时代意义的现代红木家具。
带你走进最初的坐具

东汉画像石“西王母”拓片
东汉画像石“西王母”拓片

四川出土东汉画像砖拓片
四川出土东汉画像砖拓片

2010年武汉中考语文现代文阅读有一篇题为《椅子改变中国文化》的文章，作者是一位80后年轻人王巍。内容如下：“……最早的时候，没有椅子，人们会客的时候都是跪坐在席子上，这叫跽坐。到了东汉末年，一种名叫‘胡床’的折叠板凳传入中原，第一次改变了人们的坐姿，人们逐渐开始放弃跪坐这种难受的姿势。唐代中期，胡床逐渐演变为我们习以为常的有靠背、有扶手、可以让双腿自然垂下的椅子。到了宋朝，这种椅子便广泛地流行起来。椅子的流行不仅仅使人们的坐姿发生改变，更重要的是对古代中国文化产生了冲击……”他写及的具体冲击有四点：1.椅子使窗户位置升高。2.家具数量增加，高足家具如桌子出现。3.用餐方式由分餐制变成围坐一张桌子吃饭的合餐制。4.椅子出现前君臣议事大家都跪着，关系像是合作伙伴；椅子出现后，皇帝高坐在椅子上，臣民们跪拜在地上，这巩固了皇权至上的观念。

这位年轻人的说法极具想象力和创造性，说法显然是接受了我国家具研究领域比较流行的一种观点：我们是席地而坐的民族，汉代以后椅凳才传入中原，开始了高足家具与垂足而坐的时代。

据查询到的资料，此观点最早是由知名民族学家、历史学家黄现璠先生(1899-1982年)提出。他在上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相继发表有《我国坐俗古今之变》(一、二、三、四、五)、《古书解读初探》等文章，提出：“纵观吾国古今坐俗，可以大概为二，即自古至隋为跪坐时期，唐宋以后为椅坐时期。兀子(凳)本可垂足，此坐始于唐，盛于宋。唐之椅子、绳床垂足而且倚坐，宋代承习，当然无异。此不独文献上，足为明证，即汉代山东孝堂山石刻及武梁祠之画像石，以及古传名画，今出土文物，亦可见之。”

上述假设和结论作为一种学术观点本无可非议，但是近年来这个观点经媒体当做文化普及宣传，有成为社会公认和学术定论的趋势。我们的祖先究竟是席地而坐还是被席地而坐的呢?对此我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第一，这个观点把因果关系颠倒了。不是因为有了椅凳，我们的祖先才学会了垂足而坐，或者说，不是家具决定人类的立姿、坐姿和卧姿，而是人类的生体结构、活动规律和生活需要决定了我们的行为举止，并由此决定了适合人类的房屋以及各种各样家具的诞生。

我们知道，人类与其他动物的主要区别是“站立”。考古学发现，人类从半直立到完全直立经过了几百万年的进化过程，现代人类的身体结构通过进化具有独一无二的特点，与其他任何哺乳动物都不同，因此也就有了自己独特的立姿、坐姿和卧姿。比如人类的胸廓形状与绝大多数动物不同，鸡、犬、猪、羊、狮、虎、猴、马等动物都是横径明显小于上下径，而直人的胸廓横径大于前后径。躯体结构决定了马不能平躺仰卧而人类却适宜平卧，因此我们有了平坦的床。众所周知，鸟巢都是碗状的，这是因为鸟是俯卧的，而鸟的胸部是弧形的，鸟为自身搭建了适宜身体结构的窝。相信不会有人说，因为有了平床，所以我们学会了平卧。

人类的下肢骨形态和结构适应其支持和行走的功能，并具有完整牢固的骨盆。这个拱形骨盆接受从骶骨传来的身体重量，当人坐下时，体重传到左右坐骨结节，耻骨承受张力，下肢的压力获得释放，人类获得休息。而直坐姿势不止让人休息，人类还可以在直坐姿势下进行手工劳动、进食等活动。对于在野外生活的远古人类，垂足高位而坐是极其重要和必须的。这样便于观察环境，在获得休息的同时及时发现天敌或猎物，便于在紧急情况下拔腿而起，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简单想象一下，我们的祖先在狩猎活动中累了，自然会躺下或者席地而坐休息，其中也会有人找一块石头或者一截树木垂足高位而坐，在休息的同时为自己及群体保持警惕状态。为了便于在行走时维持身体的平衡，同时减轻在走、跑、跳跃时从下面传到脊柱的震动，而减少对头部的冲击，人的脊柱进化呈“S”状弯曲。这使得人类在垂足而坐时不能得到完全的放松，容易失去平衡。选择背后有一块大石头的地方垂足倚坐便成为一种最自然的选择，这是靠背椅出现的起因。后来，人类的这种下意识发展成为有意识设计制作带弯曲后背的明式圈椅，现在被誉为“人体工程学”。建筑领域有一套名为“建筑设计标准规范”的工具书，内有数百万数据，如住宅的走廊应该多宽，厨房的操作台应该多高，500人学校的操场应该多大等等，所有数据的原始依据就是人体的结构尺寸和活动规律。

考古发现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已经开始建造木结构的房屋，7000年前的河姆渡遗址遗存了大量干栏式建筑遗迹。干栏式建筑适应南方地区潮湿多雨的地理环境，今天在我国西南地区还可见到。遗址清理出来的木构件主要有木桩、地板、柱、梁、枋等，有些构件上带有榫头和卯口，约有几百件，说明当时建房时垂直相交的接点较多地采用了榫卯技术，而且使用了燕尾榫、带销钉孔的榫和企口板，标志着当时木作技术的突出成就。家具与建筑同宗同源一起发展，家具功能是建筑功能的延伸，人类正是通过家具来消化和享用建筑室内空间。如果说建筑的原始功能是御寒暑、避风雨和防止野兽侵袭，那么家具的原始功能就是坐、卧和储存。高超的榫卯技术是中国传统家具的特色，现在很难判断这种技术是从房屋还是从家具上起源的。现在可以假设的是，我们的祖先在建设房屋的同时，起先是搬移适合垂足而坐的石头或者木块到居住环境内，进而改造或者构筑生活所需的木质家具……这就是凳子、椅子以及后来逐步发展的所有家具的原始起因。

第二，黄现璠先生提出我国古代坐俗的依据是文献记载及汉画像石、古画和出土的文物。其中最多、最形象、最可靠的无疑是汉代以前的画像砖、画像石及石刻、陶俑等出土实物。近几十年随着土木工程建设的发展，反映先秦文化的文物和汉代画像砖石大量出土。其中不乏大量反映高足家具和垂足而坐的场景的文物。如东汉画像石“西王母”拓片，图中人物垂腿安坐于一张长凳上。四川出土的东汉画像砖拓片，表现了当时女子的不同坐姿，其中左边女子一足垂一足抬起，是日常生活活动中的自然状态。图006-08汉代画像石和画像砖极其清晰地显示了单人凳与双人凳已经被广泛使用，主要人物跪坐或者盘腿高坐其上。图009显示的应该是三口之家在高足床上其乐融融的场面，证明高足家具在当时已经出现并被广泛利用。

第三，支持我们祖先2000年前是席地而坐的有一种观点认为，那时所有的欧洲人都是坐在椅子上的，因为欧洲气候比较阴冷潮湿，亚洲人都是坐在地上的，我们中国人也不例外，因为亚洲气候温暖干燥。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2000年前华夏文明中的礼制、哲学、风水阴阳学、医药养生学、饮食文化等已经基本形成。中国哲学家历来认为“万物莫不有对”，《易经》以阴阳的变化解释世界，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等。万物一分为二，阴阳、水火、寒热、干湿等对立而存在。受这种文化的影响和制约，通过生活实践，华夏民族形成了自己的生活习惯，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认为地属阴性，属阳性的人体要与之保持一定的距离。

中国古建筑从总体上说是木结构，但并不是纯木，是以砖、瓦、石等为辅。历史上很早就有秦砖汉瓦一说，砖墙砖地是中国木结构建筑的特点，北京的紫禁城、苏州园林、山西的大院等都是这样。而中国传统认为砖地也属阴寒，在砖地上席地坐卧会对人的身体造成伤害，要与砖地保持一定的空间。不能一屁股坐在地上的概念已经从生活习惯礼仪制度演变成一种文化，并且发展趋于极致，以至于将双足也列入尽可能与地面保持距离的范畴。汉画像石上经常出现盘腿坐在凳子上的场景，应该是出于这种文化拘束。发展到后来出现专门用于搁置双足的家具——“脚榻”，置于椅子和床前以保护双足不受湿寒。中国古典家具椅子前腿之间安装的管脚枨，为了方便搁置双脚特别削出一斜面，这些在世界其他家具文化中都是很少见的。我们祖先在定居的环境中，由简至繁制造各种木质家具以保持自己与地面的距离，这也是中国家具发展的原始基础之一。

第四，不可否认，在汉代画像砖、石及各种随葬俑中大量出现跪坐在地的形象。对此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的李济先生(1896-1979年)在1953年《跪坐蹲踞与箕踞》一文中指出，原始人为缓解劳累，最自然的休息休态以蹲踞(下肢屈折，以膝向上，臀部向下而不着地)及箕踞(以臀部坐地，两腿向前平伸如箕状)为最普遍，不是以跪坐为主要体相。又说，蹲踞和箕踞不但是东夷人的习惯，可能也是夏人的习惯，而跪坐却是尚鬼的商人统治阶级的坐姿，并演习成了一种供奉祖先、祭祀神天以及接待宾客的礼仪。可见跪坐只是一种“礼”，屈膝表现的是臣对君、客对主、下对上的尊重、服从与卑躬，因此有“卑躬屈膝”一说。出土的随葬品中也有这种“礼”教文化的体现，如著名的满城西汉墓出土的金铜长信宫灯，形象为跪地执灯的年轻宫女，虽然通体鎏金，但其身份是奴仆，只能跪姿服务。出土的各种跪姿“俑”很多，均是奴仆阶层，受此文化拘束非跪不可。

这种跪坐也不是隋唐时就消失殆尽，实际一直延续至近百年前。清末民初百姓叩见官爷依然需要下跪，英皇特使因不向清皇屈膝下跪而酿成外交危机，可见下跪有失尊严是全人类的共识。而跪坐远不止是“面子”问题，在席子上两膝向前跪地，臀部坐放在小腿上，双手放在膝盖上，稍保持片刻，下肢便会血液循环不畅，麻木疼痛难忍。除非从小坚持跪坐，经过十年修炼将秀腿坐压成罗圈腿后方能适应。可见跪坐虽然在汉画像石、砖上大量出现，但并不能说明这是当时人们生活中的常态，更不能由此断定这是中国人唯一会的坐姿。就像正步走一样，是当今最正式最高礼仪的步态，但只是在队伍经过主席台前走一分钟，人们绝大多数时间都是随行漫步。

第五，跪坐不是常态，汉画像砖上的“席地”又怎么解释呢?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宾客膝下并不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席”，而是有一定厚度的一层铺垫。《礼记·礼器》中说：“天子之席五重，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意为不论哪种席子，凡为天子设席必五重，诸侯三重，大夫二重，而且这还不包括下层的筵，并将其列为礼的制度。五席分别为莞席、藻席、次席、蒲度、熊席。莞席，以莞草所编，材质粗糙，用来直接铺在地上，以防潮隔虫。《诗·小雅·斯干》：“下莞上篥，乃安斯寝。”藻席，指花纹精美、色彩艳丽的席子。次席，又称“桃枝席”，是竹席的一种。熊席，指以熊、虎、豹、狼皮等所做之席，属冬季使用的暖席一类。《西京杂记》载：“绿熊席，毛长二尺余，人眠而拥毛自蔽，望之者不能见。坐则没其中。”(金伯
席在古代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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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我国古老的坐具之一，《礼记.礼运》中记载：“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可以想象，先人在洞穴居住之时，日坐夜卧，为了防虫防潮必定要有铺垫之物，或树皮、兽皮，或草垫等，这便是席的前身。荐席出于神农的传说，虽然无据，但席是最古老的坐具是无疑的。

我们从祖先所创造的古老起居形式——席地跪坐之中，也可看到席这一坐具，在祖先的生活中占据何等重要的位置。那时，从天子、诸侯的朝觐、飨射、封侯、祭天、祭祖等重大政治活动，直到士庶之婚丧、讲学以及日常起居等，都要在席上进行。由此我们又看到：席在古代可以说是用途最广的坐具了。

在周朝的礼乐制度中，对于席的使用有严格规定。席的材质、形制、花饰、边饰以及使用，都要视身份地位的贵贱与高低而不同，就是要按照礼的严格规定行事，决不可有丝毫的违反。下面我们从三个侧面来看席的使用所反映的等级制度。

(一)司席有专职，布席有规定

《周礼.春官》中有“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辩其位，与其位”。这“司几筵”便是专职掌管设几敷席的官员，他负责按不同场合、不同身份、地位的规定设几敷席。所谓五席就是“莞、缫、次、蒲、熊”。

莞席——是一种草席，是用一种俗称水葱的莞草编制。《诗.小雅.斯干》有“下莞上簟，乃安斯寝”。《礼记.丧大记》中也有“小敛于户内，大敛于阼，君以簟席，大夫以蒲席，士以苇席”。其注云：“三席之下皆有莞”。说明莞席是一种较粗的、铺在底层的草席。

缫席——也是一种草席。郑玄说：“缫席削蒲蒻展之，编以五采，若今合欢矣。”缫席当是用蒲草染色编成花纹，或是以五彩丝线夹于蒲草之中而编成的五彩花纹之席。类似汉代的合欢席。

次席——是竹席。郑玄说：“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者。”孔颖达在《尚书.顾命》疏中，说蔑席与次席是一种席，都是桃竹席，也就是用桃枝竹编成的竹席。

蒲席——用一种生长在池泽的水草编成。《说文解字》：“蒲，水草也，可以制席。”

熊席——是专用于天子四时田猎或出征时所用。故可以理解为以熊为席，或以兽皮为席。

除以上五席外，尚有萑席、苇席、蔑席、丰席、底席、荀席以及浴时所用的蒯席，郊祭时所用的之席等等，故而贾公彦说“直取五席与五几相对而言耳”。

布席、登席以及席的使用均有严格的规定，《周礼.春官》中贾疏曰：“凡敷席之法，初在地者一重即谓之筵，重在上者即谓之席。”

登席必须由下而升，并且后入室者不得蹋先入者的履，也不得践踏坐席。这就是《礼记.曲礼》中所说的：“毋贱履，毋踖席”。否则就是违反了礼法。在席的使用上还有单席与连席之分，有对席与专席之别。

单席——单席是为尊者所设。《仪礼.乡饮酒礼》有“众宾之席皆不属焉”。不属就是不连，人宾皆是单席。

连席——连席是群居之法。古时地敷横席可容四人，此时当推长者居于席端，如果有五人，则要推长者坐在另外的席子上。《仪礼.公食大夫礼》中有“司宫具几，与蒲筵常，布纯，加席寻，玄帛纯”。常与寻都是古代的度量单位，八尺为寻，被寻为常，即一丈六尺。下铺一丈六尺的蒲席，上加八尺的席，可能就是群居之连席。

对席——《礼记.曲礼》有“若非饮食之客，则布席，席间函丈”。非饮之客就是来讲问之客，此时布席则要布相对之席，以便互相讲问，而且两席之间还要距离一杖之地，“以便指画”。在《仪礼.少牢馈食礼》中也有“司宫设对席”之法。

另外，《礼记.曲礼》中还有：“有忧者侧席而坐”，所谓有忧者就是亲有病，此时则要用特别的席子。“有丧者专席而坐”，这是说有亲丧则要坐单独的席子。其次还有“加席”和“重席”的礼法，都是对尊者的礼貌，要视身份、地位的不同而定。

(二)设席的多寡见等级，布席的种类示尊卑

等级、名分、尊卑、次序，不容紊乱与违反是奴隶制时代的核心思想。所以在席的使用上也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周礼》说：“天子之席三重，诸侯二重。”《周礼.春官》有“大朝觐、大飨射，凡封国、命诸侯，王位设黼依，依前南乡，设莞筵分纯，加缫席画纯，加次席黼纯，左右玉几”。纯是席的边缘，莞筵纷纯就是莞席的白绣为边;缫席画纯就是缫席以画五色云气为边;次席黼纯就是竹席镶黑白相间的花纹为边。两君相见或天子时祭都是这三重席，这是最高等级，是为天子所设之席。

诸侯是两重席，“蒲筵缋纯，加莞席纷纯”。缋同绘，也就是“对方为次画于缯帛之上与席为缘也”。

天子待诸侯“莞筵纷纯，加缫席画纯”。

天子待诸侯卿大夫则布群居之席，“蒲筵常、缁布纯，加萑席寻、玄帛纯”。

天子若宴自己的臣、孤、卿中的上等之人，则设单席而不设群居之席。

在《周礼.春宫》中对于祭祀之礼，郑玄说：“天子大袷祭五重，谛祭四重，时祭三重”，而“诸侯袷祭三重，谛祭二重，时祭亦二重”。“卿大夫以下惟见一重”。袷祭和祭都是古代天子、诸侯的祭礼，集合祖先神位于太庙的合祭。总的说，席的使用是以多重为贵，敷席时，以粗席在下，细席在上，即谓“下莞上簟，乃安斯寝”。当然也有特别的情形，那就是天子祭天时则用“蒲越藳”，是去的禾杆所编的草席，是一种粗席。这是古代天子祭天时以表示反本修古之意。《春秋左传.桓公》中有：“大路越席”与此义同。大路是天子祭天时乘的车，越席就是蒲席。郊祭时用粗席，即是《礼记.礼器》中所说的“礼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莞簟之安，而藳之设”。

在丧礼之中，席的使用也有尊卑之别。《礼记.丧大记》说：“小敛于户内，大敛于阼，君以簟席，大夫以蒲席，士以苇席。”就是说，国君死后的小敛、大敛是用教细的竹席，大夫用蒲席，士则用较粗的确苇席了。

正因为席的使用尊卑有序不可僭越，所以《礼记.檀弓》中记述了曾子临死前坚持守礼换席的故事：“曾子寝疾，病。乐正子春坐于床下，曾元、曾申坐于足。童子隅坐而执烛。

童子曰：‘华而睆，大夫之与?’子春曰：‘止!’曾子闻之，然曰：‘呼!’曰：‘华而，大夫之箦与?’曾子曰：‘然。斯季孙之赐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箦!’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变。幸而至于旦，请敬易之。’曾子曰：‘尔之爱我也不如彼。君子之爱人也亦德，细人之爱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毙焉，斯已矣!’

举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没。”

在这里记述了曾子严守礼制的故事，他知道自己不是大夫，不应使用华美的竹席，所以他批评他的儿子和弟子不叫换席是见识短浅的“细人”，坚持换掉不合于他身份和地位的席子，以至“反席未安而没”了。

《尚书.周书.顾命》中也记载了布席的故事：周成王死后，仍为他四坐布席，如他生前一样，以显示其天子的权力与地位。

“间南向，敷重蔑席、黼纯”;

“西序东向，敷重底席、缀纯”;

“东序西向，敷重丰席、画纯”;

“西夹南向，敷重荀席、玄纷纯”。

席所代表的权力和地位，以上种种可见一斑。

(三)燕居布席中的长幼尊卑

《礼记.祭义》中有：“七十杖于朝，君问则席。”即是古代允许七十岁老人拄杖上朝，若天子有问，则布席与天子合作。

《礼记.曲礼》中详细地规定了晚辈为长辈奉席之法。如：“为人子者，居不中奥，坐不中席。”在古代，若四人之席，则席端为上，若单席则席中为尊，为人子者不可坐于席中。

又如：“奉席如桥衡，请席何乡，请衽何趾”就是说敷席时如桥衡，左高右低，要随长者的意愿，奉坐席要问朝什么方向，奉卧席时则要问足朝什么方向。

《礼记.内则》又云：“父母舅姑将坐，奉席请何乡，将衽，长者奉席请何趾。少者......敛席与簟.......敛簟而之。”(，藏也)“父母舅姑之衣、衾、簟、席、枕、几不传。”(不传就是不敢转移他处)又云：“夫不在，敛枕箧簟席，器而藏之。”这是规定为人子者，不敢动长者席子;为人妇者，若夫不在，妻子还要将丈夫的席子收藏起来。

H. 汉朝 坐在地上时靠的像圈椅的那一圈儿的东西叫什么

这叫做“凭几”（ píng jī ）

古时供人们凭倚而用的一种家具，形体较窄，高度与坐身侧靠或前伏相适应。可见是供辅助用的家具。

凭几是有三个蹄形足的特殊家具，几面较窄，几面后部上脑凸起一定的高度，上脑与扶手整体呈圈椅上部的半圈状，与汉榻配合使用，是供人们休息凭扶的一种家具。

如徐州汉代画像石上就有一人坐于床榻上，身体向后依靠在一只三足凭几上的形象。

对于这种家具的使用，《西京杂记》中有：“汉制天子玉几，冬则加绨锦其上，谓之绨几，公侯皆以竹木为几，冬则以细罽为稿以凭之”。

I. 中国古代家具有什么特点

史前夏商西周时期的家具有什么特点?
这一时期为初始家具阶段。中国现已知最早的家具产生于新石器时代，史前人类构筑房屋和修造水井中的木工技术、棒卯结构为家具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当时起居方式为席地而坐，家具制作非常简陋，日用器物兼有家具的功能。进人奴隶社会以后，家具最大的特点就是兼有礼器的功能。
春秋战国秦汉时期的家具有什么特点?
这一时期家具总的特点是呈低矮型，出现了完整的供席地起居的低矮型家具，家具较低矮，无固定位置，可根据不同场合而作不同的陈设。家具的功能性不断加强，同时兼有礼器的功能。
漆家具是这一时期的主流家具，除了沿用传统的漆绘、油彩、针划、贴金银箔、镶银等外，还出现了俄金(针划填金)、堆漆(用稠厚的漆堆成花纹)等工艺。漆饰后，有的还配以夔金铜饰件，更显得华贵。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具有什么特点?
这一时期各民族、各教派之间文化艺术的交流，使各民族的家具在形制上、功能上得以相互渗透。人们虽然仍习惯席地而坐，但胡床已在中原民间较普遍，出现了多种形式的高坐具，从而给传统起居方式带来冲击，进而给传统家具的制作也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出现高家具的萌芽。
当时，新出现的家具主要有扶手椅、束腰圆凳、方凳、圆案、长机、橱，并有瓮、箱等竹藤家具。
漆家具仍然是当时高档家具的主流，并出现了斑漆、绿沉漆、漆画和金银参镂带等新装饰技艺。
隋唐五作时期的家具有什么特点？
这一时期是席地坐向垂足坐、低型家具向高型家具发展转化的高潮时期。传统席地起居习俗逐渐被废弃，垂足坐日益流行，家具形态出现了由低矮向高型发展的趋势。
到五代时期，已基本进人了高坐垂足起居的新时代。而且，这一时期家具种类增多，家具风格也由隋唐时期的以雍容华贵为美，转为五代时期的崇尚简洁，从而为宋代家具的风格形成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宋辽金元时期家具有什么特点?
宋代是家具艺术的繁荣时期，北宋以后中国高型家具逐渐走向成熟，并得到迅速的发展，高型家具的种类又有所增加，品种基本齐全，同时在制作手法上也有不少变化，各种装饰手法开始使用。
宋代还出现了中国最早的组合家具—“燕几”。这是一套按比例制成的大小不同的几，共有3种规格尺寸，7个单件，可以变化组合成25样，76种格局。根据人数的多少，可以任意组合。“燕几”在世界家具史上也是最早出现的组合家具。
明代的家具有什么特点?
这一时期是中国古典家具的鼎盛时期。由于手工业的进步、海外贸易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等社会因素，促使明至清初家具达到中国古典家具发展的高峰，明代家具不仅种类齐全，款式繁多，而且用材考究，造型朴实大方，制作严谨准确，结构合理规范，逐渐形成稳定鲜明的“明式”家具风格，也是中国古典家具进人实用性、科学性阶段的重要标志。这时期家具不论是制作工艺，还是艺术造诣，都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成为世界家具艺术发展史上最具艺术感染力的精品。
清代家具有什么特点?出现了哪些制作中心?
这一时期是中国古典家具繁荣的最后一个时期，清代家具在康熙前期基本保留着明代风格特点。自清雍正至乾隆晚期，由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清代家具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形成了造型庄重、雕饰繁重、体量宽大、气度宏伟的清式风格。清代家具作坊以扬州、冀州、惠州为主，形成全国三大制作中心，出现了“苏作”、“京作”、“广作”等不同艺术风格。清末由于国力衰败，加上帝国主义的侵略，国内战争频繁，各种民族手工艺均遭到严重破坏，家具艺术每况愈下，进人衰落时期。

J. 秦汉,唐宋,明清,室内陈设设计风格有何不同，急用啊

中国室内陈设唐和宋之间应该划出一条明显的界限。内容较多，字数限制只能说个大概了。
《中国风俗通史秦汉卷》P238-P258专门介绍秦汉时室内陈设：家具内型包括箱柜类家具，座榻类家具，几案类家具，寝具，屏障类家具和杂类器具。（秦汉人喜欢坐在榻上，榻可以坐，也可以睡觉，榻和今天的茶几差不多高。又秦汉人特别注重建筑的风水，甚至高过了建筑本身的实用价值。又秦汉时建房一般都一厅二室，不和其他的房连接在一起修建。）
进入汉朝时期，整个汉朝处于封建社会上升时期，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到第一个鼎盛时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使建筑，工艺家具产生显著进步，汉朝家具工艺有了长足的发展。，汉朝除了大规模建造宫殿，坛庙，陵墓外，贵族官僚的苑囿私园也出现，它们的兴建兴起共同推动了家具的发展。既是我国古代建筑史上的又一个繁荣期，也是我国低型家具大发展的时期。在继承战国漆饰的基础上，漆木家具进入全盛时期，不仅数量大、种类多，而且装饰工艺也有较大的发展。汉代漆木家具杰出的装饰，使得汉代漆木家具光亮照人，精美绝伦。此外，还有各种玉制家具、竹制家具和陶质家具等，并形成了供席地起居完整组合形式的家具系列。那时，人们席地而坐，所用的家具一般为低矮型，如：席子、漆案、漆几等。随用随置，并没有固定的位置。可视为中国低矮型家具的代表时期。这一时期家具的主要特点是：(1)大多数家具均较低矮。(2)始见由低矮型向高型演时的端倪。(3)出现软垫。(4)制作家具的材料较为广泛。具体来说，秦汉时期室内陈设格局风格和家具的设计，制作，用材的特点有：
1 以床塌为中心的起居形式
住宅内各种房间的基本功能与家具的陈设格局，我们在许多汉代的住宅建筑明器、墓室壁画和画像石上都能够看到。从许多住宅明器上的板门、交棂窗、窗内的帷幕、院中的晒衣木架，及墓室壁画和画像石上有描绘住宅内生活的场景，我们可以了解当时住宅室内的功能与家具陈设。
大约东汉后期，随着对西域各国的频繁交流，北方少数游牧民族进入中原地区，打破了各国间相对隔绝的状态，胡床逐由西城输入，渐受欢迎。所谓胡床，就是可张可合，携带便捷，可以折叠的马扎。以后被发展成可折叠马扎、交椅等，更为重要的是为后来人们的"垂足而坐"奠定了基础。《益都耆旧传》中有"锯胡床，垂足而坐"之说。据《太平御览》记载："灵帝好胡床。"
床与榻在功能和形式上有所不同，床略高于榻，宽于榻，可坐可卧；榻则低于床，窄于床，有独坐和两人坐等。秦汉时仅供坐用，后衍化演变成可坐可躺。刘熙«释名，释床，帐»说："人所坐卧曰床装也，所以自装卸也。长狭而卑曰榻，言其榻然近地也。小者独坐，主人无二，独所坐也。"
床榻在秦汉时期得到很大发展，床开始向高型发展。«益都耆旧传»中说："刺史每自坐高床，为从事设单席于地。"
榻也有大者。《三国吴志鲁肃传》载：“周瑜荐肃与孙权与语甚悦之，众宾罢退，乃独引肃还，合榻对引密议天下事”。
从秦汉时期的壁画，画像砖，画像石，漆画，帛画，雕塑，板刻中可以推断，床榻是当时使用最多的家具之一。
《后汉书徐稚传》：“陈蕃为太守，不接宾客，唯（徐）来，特设一榻去则悬之”。河北望都汉墓壁画中“主记史”和“主簿”各坐一榻。两榻形制，尺寸基本接近。腿间有弧形券口牙板曲线，榻面铺有席垫。
陕西绥德大瓜梁汉墓出土的石刻门楣，主要端坐小榻，前有人跪拜。江苏徐州洪楼村和茅村汉墓画像石上，都有一人独坐榻上，徐州十里铺东汉墓画像石中，有三人跪拜，一人端坐榻上的刻画。河南郸城出土的汉榻为长方形，四腿，长875毫米，宽720毫米，高190毫米，腿足横断面是矩尺形，腿间也有弧形曲线。榻面刻有隶书：“汉故博士常山大傅王君坐榻”。
床榻兴起盛行，对其装饰也悄然升温。《释名》载：“帐，张也，张旋于床上也”。可见，秦汉床上始施以床帐，冬设幔帐避暑，夏施蚊帐避蝇。
秦汉时期的屏风常与床榻配合使用。侧有屏风，烘托有序，配合建筑隔断，起挡风，屏蔽，分割，美化室内空间的作用，而构安静，稳定的空间区域氛围和效果。榻屏是屏与榻相结合的新品种，标志汉代新兴家具的诞生。东汉李尤有一首《屏风铭》：“舍则潜避，用则设张，立则端直，处必廉方，雾露是抗，奉上蔽下，不失非常。“简短数句，描述了当时屏风的状态。
从汉代铜镜的装饰图形中看出汉代的屏风多为两面形和三面型。（《西京杂记》里记载有：”......云母屏风,琉璃屏风,列宝帐于桂宫,时人谓之四宝宫。”）中的侧宝屏风”等。
唐时期的室内陈设，和今天电视上看到的日本传统生活方式几乎是一样的，唐人会客喜欢直接跪在地板上，有唐人会客饭前饮茶，饭后饮酒，如果不是吃饭时间，只会给水果或点心，不会给茶的。
《中国风俗通史隋唐五代卷》P177-P231专讲唐人建筑与室内陈设。因隋唐时的坊市制度，因而，隋唐与汉不同，唐人都热衷于建四合院，且喜欢采用中轴线和左右对称分布。唐人建房迷信的同时，还注重养身，例如：“何为安处，曰非华堂邃宇，重茵广榻之谓也。在乎南向而坐，东首而寝，阴阳适中，明暗相半。”
唐人家具有很多，富人和穷人是不一样的。重要的有：帘，帷，帐为这一时期重要的遮蔽物，屏风。地上有地衣，茵褥装饰地板（估计这样跪下来才不会那么疼）。室内有绳床（可以躺下来得那种靠背椅），椅子。灯烛（唐人特别看重这玩意，社会上喜欢用蜡烛炫富。）其他的井栏，药臼，食柜，水槽，釜铛，盆瓮等基本都家家具备。还有特备重要的是几案，唐人都喜欢跪在几案前，几案有大有下，有贵有贱，用途也大不相同。
隋唐家具仍分七大类，即坐具、卧具、承具、凭具、庋具、屏具和架具。
图11三彩陶塌（西安唐墓）2独坐小榻（墩煌）3四出头官帽椅（敦煌）4圈椅（杨耀据唐《宫中图》复原）5三彩钱柜（西安唐墓）6椅（西安唐墓壁画）7圈椅（唐《纨扇仕女图》）8纨扇仕女图（月样杌子）9方凳（卫贤《高士图》）10长桌及长凳（墓高窟第473窟壁画）11屏风、案、桌、扶手椅（五代王齐翰《勘书图》）12方桌（墓高窟第85窟壁画）13住宅内的床（墓高窟第217窟壁画）14桌、靠背椅、凹形床（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
坐具
隋唐五代坐具十分丰富，并出现不少新品种。隋唐是席地坐与垂足坐并存的时代，继续发展的坐具和新出现的坐具主要是为了适应垂足，如凳类、筌蹄、胡床、榻以及椅类等。
凳类坐具如四腿八挓小凳，见于敦煌壁画。方凳见于章怀太子墓壁画和五代卫贤高士图。敦煌唐代壁画嫁娶图还绘有宽体条形坐凳，供多人同坐。还有一种圆凳，圆形坐面，下有凳腿，为西安西郊唐墓出土的彩陶说明唱俑所坐。这时新出现一种平面呈半圆形称为“月样杌子”的垂足坐具，在唐画如《纨扇仕女图》、《调琴啜茗图》、《宫中图》和《捣练图》上皆可见到（图2）。
筌蹄用竹藤编制，圆形，在南北朝时已出现在佛教活动中，隋唐流行于上层家庭。西安王家坟唐墓出土一件三彩持镜俑就坐在这样的筌蹄上，作腰鼓状，上下端及腰部都有绳状纹。筌蹄至五代演变为各式绣墩（图3）。
胡床即马扎，在隋唐继续流行。众多出土模型和壁画显示，隋唐的独坐式小榻多为壸门式。还有一种可坐多人的长榻，唐代称“长连床”，如敦煌莫高窟第196窟所绘二僧共坐一榻即是。
在两晋南北朝时已透露出若干消息的椅子，至迟在唐代中晚期已经流行。当时多称“绳床”，特别为僧尼修禅讲经所必备。白居易诗云：“坐倚绳床闲自念，前生应是一诗僧。”李白诗也说：“吾师醉后倚绳床，须臾扫尽数千张。”这种可坐可倚的坐具实际就是椅子。稍晚在五代顾阂中《韩熙载夜宴图》中有靠背椅。《旧唐书.穆宗本记》载：“长庆二年十二月辛卯，上见群臣于紫宸殿，御大绳床。”此种皇帝专用的大尺度绳床，可能就是宝座。
圈椅出现于中晚唐，造型古拙，可从《纵扇仕女图》、《宫中图》中见到。
卧具
隋唐卧具仍以床和炕为主。
四腿床是一般的床式，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出土一件，长2900毫米、宽1000毫米，高500毫米，用当地红柳制成，上铺柳条。敦煌唐代经卷本着色佛传图（藏大英博物馆）描写病者与死者灵魂升天情景，上绘一四腿床，与新疆出土的木床一样。
壸门床为高级床，是隋唐家具的代表类型。山东嘉祥英山一号隋墓壁画绘徐侍郎夫妇共坐在一张壸门床上。床后立屏，两侧侍女侍立，床前有直栅足杌，二人倚斑丝隐囊，观看杂戏舞蹈。其壸门空朗，上部曲线作小连弧形，连接两侧陡泻的弧线，弯转有力。床框厚实，下部托泥轻巧，造型很有韵味。壸门床至唐代更为成熟，壸门曲线简洁有力，整体造型更趋匀称舒展。莫高窟唐第217窟得医图，绘一贵妇坐于壸门床上，旁立侍女抱幼婴等待医士诊病。敦煌着色佛传图上绘有摩耶夫人夜梦佛乘象入胎，夫人即卧于壸门床上。壸门床面积很大，占据室内很大空间，生活活动都在床上进行。《唐书.同昌公主传》载：“咸通九年同昌公主出，降宅于广化里，制水晶，火齐、琉璃、玳帽等床，悉支以金龟银堑。”《隋唐佳话》:“太宗中夜闻告侯君集反，起绕床而步，亟命召之，以出其不意。”使用的都应是壸门床。
黄河以北，冬季寒冷，东北犹甚，多不用床而用炕。《旧唐书.高丽传》载：“冬月皆作长坑，下燃温火以取暖。”记载虽短，却具有普遍意义。炕燃煤或禾，既取暖又用以炊事。
承具
隋唐承具处于高、低型交替并存时期。低型承具继承两汉南北朝已臻成熟的案、几。高型如高桌、高案，处于产生和完善的过程中，数量尚不多。
低型承具供席地坐时用，较低，约高350～500毫米，隋唐时仍广泛使用，如低案、翘头低案等（图4）。
高型承具为垂足坐或站立时所用，较高，约650～880毫米，隋唐时有所创造和发展，新品种如桌类，同椅类家具一样，对以后造成很大的影响。
莫高窟晚唐第85窟壁画楞伽经变绘有两张方桌，结构形式相同，均为方形桌面，四隅各一腿，直接落地，腿间无牚，造型简朴，没有任何装饰，注重功能。从图中屠师和狗的比例来看，桌高约800毫米，是迄今最早的方桌形象。
敦煌唐代壁画弥勒下生经变嫁娶场面常绘有宴饮情状：帷幄中置一条形桌，四面垂帷，桌上布陈杯盘匙筷，男女分坐左右，从所绘尺度，桌长约2500～3200毫米。此桌与条凳共用，已为垂足坐式，为高型长桌，但因有桌幄腿部结构不得见。但有的壁画所绘长桌结构十分清楚，桌下立四条直腿，腿间无牚，其简朴情况与壁画所绘方桌一样。唐代尚无“桌”字，当时可能称为“台盘”。唐贞元十三年《济读庙北海坛祭器碑》记云：“油画台盘二．一方五尺，一方八尺。素小台盘一。”唐尺一尺约合300毫米，则上述之桌一为1500毫米、一为2400毫米，似指长度，应属长桌。
莫高窟盛唐第103窟维摩诘经变绘维摩诘坐在拔高的带斗帐和围屏的壸门小榻上，手持麈尾，倚弧形凭几。榻前置一几颇高，为与低型几案区别，姑且名曰高几。此高几画得相当仔细，几面由四块木板拼成，上绘清晰的褐色木纹，两端安翘头。几两侧曲形栅足上曲下直，排列较密，下有贴地横柑。此图形象说明几案是随坐具的加高而加高的。唐代高几国内尚无实物，但日本奈良正仓院收藏了一件相当于唐代的高几，与敦煌莫高窟第103窟不同的是直形栅足，不排除是遣唐僧从中国携归之物。
传世绘画《宫乐图》绘出唐时宫庭宴乐场面，当中置一壸门大案，两侧各有两位妇女坐在月样杌子上，还各有两个空置的月样杌。案面长方，漆成方格网状，有大边和抹头，转角为委角，饰以铜角花。案正面有壸门三洞，从人数看侧面应有六洞，近地处有交圈的托泥。在受力构件上作出壸门曲线，说明受力构件与牙板尚未分离。因是宫中使用之物，造型和漆饰颇富丽豪华。传唐阎立本《北齐校书图》的壸门大榻，与此大案结构、造型相近。
壸门大案从东汉和南北朝的坐榻及床演变而来，在唐代发展成熟。从绘画及壁画可知，带有壸门的家具在唐代使用很广，不仅用在承具如大案、小案、双层案上，也用于坐具与皮具，五代仍有延续，至宋则为新的、更简便和省工省料的梁柱结构所代替。
凭具
隋唐凭具沿习两汉南北朝，有直形凭几、弧形凭几和隐囊。
河南安阳隋张盛墓出土有直形凭几模型，几身截面梯形，腿和底村连成一体呈“山”字形，并在中部饰两道弦纹。日本正仓院所藏唐代凭几造型与此大体相类。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出土一件木质凭几（考古报告误为琴几），上绘漆画，是目前为止国内仅有的隋唐凭几实物。几面一字形，两端抹成弧状，木胎加彩漆绘并嵌螺锢，面上界分为七块，两端漆饰已脱落，中央五块尚清楚可辨，绘团花、折枝花和腾飞小鸟。双腿中部较细，上下两端扩大为方形，腿下有底村。底村两端抹圆，与日本正仓院所藏唐代凭几造型几乎全同。
弧形凭几产生于东汉末，多流行于长江下游，隋唐仍在使用，但已近尾声。河南隋代张盛墓出土一件陶质弧形凭几模型，弧形扶手截面梯形，三曲足为兽腿。山西省博物馆藏有一件唐开元七年（719）石雕天尊像，右手执扇和拂尘，左手扶曲形凭几，几腿为弧鹄，可见其使用情况。敦煌莫高窟初唐203窟壁画维摩诘图，维摩诘坐于壸门式小榻上，上覆斗帐，右手执麈尾，前置弧形凭几，几腿亦为兽腿形。
隐囊即巨形靠枕，隋唐上承南北朝“斑丝隐囊”，无大变化。山东嘉祥英山一号隋墓壁画绘有墓主徐侍郎夫妇坐于壸门式床上，其妇身后即倚靠一件隐囊，其体量、造型都与唐孙位《高逸图》一样。《高逸图》绘山涛、王戎、刘伶、阮籍四人。山、阮都倚着隐囊。王维（酬张諲）诗也提到隐囊：“不逐城东游侠儿，隐囊纱帽坐弹棋。”普通百姓使用的隐囊比较简单，称“布囊”。《续玄怪录》卷四云：“斜月尚明，有老人倚布囊坐于阶上，向月检书。”
(扶风法门寺出土的唐代银案)
庋具
南方庋具多用竹材，如笥、橱、箱、笼；北方多用木材，如箱、柜、匣、椟。因选材不同，加工工艺也不一样，造型也有差异。
唐代箱有木质、竹质、皮质三种，且有长方形和方形盝顶之别。陕西扶风法门寺出土的八重宝函（银箱），外几重皆为盝顶式（图5）。
苟以竹或萑苇为之，是用以盛衣物、书画、饭食的矩形盛器。《大唐新语》卷四谓：“则天朝，恒州鹿泉寺僧净满有高行，众僧嫉之。乃密画女人居高楼，净满引弓射之状，藏于经筒，令其弟子诣阙告之。”《隋唐嘉话》记虞世南曰：“昔任彦升善谈经籍，时称为五经筒。”
隋唐的柜多为木制，以板作柜体，多横向放置，外设柜架以承托，有衣柜、书柜、钱柜等不同称谓。柜与箱、匣的不同在于体积较大。《开河记》云：“大业中，诏开汴渠。开河都护麻叔谋好食小儿。……城市、村坊之民有小儿者，置木柜，铁裹其缝，每夜置子于柜中，锁子。全家秉烛围守。”《朝野佥载》与《酉阳杂俎》都记有柜中藏人的类似故事。
书柜也称“文集柜”。白居易《题文集柜》诗曰：“破柏作书柜，柜牢柏复坚。收贮谁家集？题云白乐天。……自开自锁闭，置于书帷前。”有的书柜用珠宝玉石装满，《杜阳杂编》曰：“武宗皇帝会昌元年渤海责玛瑙柜，方三尺，深色如茜，所制工巧无比。用置神仙之书，置之帐侧。”唐尺有大、小尺之分，据《唐六典》，日常用尺为大尺，一尺约合296毫米，三尺方柜长宽各约890毫米。
文献中也有关于钱柜的记载。《唐书》记：“王伾茸无大志，唯务金帛宝玩。为大柜，上开一孔，使足以受物。夫妻寝止其上。”能容两人睡卧其上，可见甚大。“上开一孔”就是在柜的上面开投放钱币的小孔。西安王家坟唐墓出土一件三彩釉的钱柜，由六块板组成。两侧板略高了柜面，两端有三角形翘起为饰。上板前沿中间设一小门，靠里端开有一个足可以投抛钱币的一字孔。小门可以抽开，门板侧面钉钮头锅。前面立板也钉钮头，可以锁住。柜架于四角呈矩尺形的柜托上，悬空防潮，不使钱币锈蚀。在柜体和托架上都有帽钉状凸起装饰。柜体正面设两个圆形兽面，柜体两侧也各设一个，除装饰外，似乎还示意辟邪（图6）。
橱也供贮食藏物，一般为竖向，并常设抽屉。《癸辛杂识》曰：“昔李仁甫为长编，作木橱十枚，每橱作抽替匣二十枚，每替以甲子志之。凡本年之事，有所闻必归此匣，分月日先后次第之，井然有条。”《云仙杂记》：“许芝有妙墨八橱，巢贼乱，瘗于善和里第。事平取之，墨已不见，惟石莲匣存”，是藏墨之橱。《广舆记》：“庾易，……长中袁录慕其风，赠以鹿角，书格，蚌盘，牙笔，易将连理几竹书格报之。”此云“书格”，即书橱。
具
隋唐屏具有座屏、折屏两种，不仅挡风，还能分隔空间，衬托主体。在屏风上作画题字更可衬托气氛。
隋唐已大量用纸，屏风扇一改过去在实板上作画的做法，而以纵横木梃形成田字框架，在两面糊纸，再在纸上作画题字，正如白居易《素民间谣》所云：“尔今木为骨兮纸为面”。迅速发展中的隋唐山水、花鸟画，自然会用之于屏风，于是，张藻松石、边鸾花鸟都成了屏风画的热门，与汉晋南北朝屏风画的人物故事和或纯装饰的漆屏不同。
折屏无下座，由多数扇组成，互成夹角立于地上。屏扇都取双数，盛唐后多为六扇，即所谓“六曲屏风”，李贺诗云“周回六曲抱银兰”。扇与扇之间用丝绳或称为“屈戍”、“屈膝”、“交关”等（即今所称“折铁”、“合页”或“搭钩”）的金属件相连。唐墓壁画和日本正仓院所存“羽毛篆书屏风”、“羽毛文书屏风”、“羽毛少女屏风”及“唐草夹撷屏风”等实物，都是唐代六曲屏风。折屏一般较矮，约高1200~1650毫米，先用较宽的木条作出四个边框，框中用木格做成日、目或田字格，再于其上糊纸、绢、纱或夹缬织物，或单面或双面。
座屏以下有底座，不折叠，与折屏有别，因需空面居中，故扇数多为奇数。《唐书.魏征传》云：“征上疏有言疏奏。帝曰：‘联今闻过矣，方以所上疏，列为屏障，庶朝夕见之。”，《通典》：“太宗疏督守之名于屏，俯仰视焉，其人善恶必书其下，州郡无不率理。”《唐书旧记》：“元和四年秋……，御制前代君臣事迹十四篇，书于屏。”这些大多是座屏。莫高窟盛唐第217窟壁画得医图和第172窟壁画净土变都有座屏，前者为独扇独幅屏芯，后者为独扇三幅
架具
隋唐架具有衣架和书架。
隋唐衣架基本形象是高植两腿，中连以赏，上方有长形搭脑承架衣服，或木或竹。唐贞元十三年《济读庙北海坛祭器碑》有谓：“竹衣架四，木衣架三。”沈铨期诗云：“朝霞散彩羞衣架，晚镜分光劣镜台。”五代《韩熙载夜宴图》中也绘有衣架。
书架大致是四腿落地，中连数层搁板，上存书籍、书卷。白居易《书香山寺》诗云：“家酲满缸书满架，半移生计入香山。”唐.杨烱《卧读书架赋》云：“两足山立，双钩月生。从绳运斤，义且得于方正。量枘制凿，术乃取于纵横。功因期于学术，业可究于经明。不劳于手，无费于目。开卷则气杂香芸，挂编则色连翠竹。”唐代书架的形象见于山西高平海华寺壁画，修行的草庐内有一个书架，四腿落地，中横搁板，上搁书卷和僧人日用什物，下为壶门立板，类似以后的博古架。
二家具的装饰
大体有出木类和漆饰、镶嵌等类，有淡雅和富丽两种不同取向。
出木类即在木面饰以桐油，或索性白茬，朴素无华，多为平民施用，士大夫追求返朴归真，也常用此，称“素几杖”，白居易《素屏谣》曾有描写。“素几杖”也包括单一色漆。
唐代家具漆饰继承两汉南北朝，又吸收各族及异域文化，从而形成开朗、豪迈、富丽的风格。其花纹前期以忍冬纹、折枝花和鸟纹为主，还有联珠纹、双兽纹。后期为之一变，忍冬纹很少见而流行团花和缠枝花等花鸟图案。唐代漆饰手法则有彩绘、螺嵌、平脱、密陀僧绘等，并新创了雕漆工艺。
金银平脱是从汉代贴金银片发展而来，做法是用极薄的金银片剪成图案，贴于器上，然后涂二三层漆，经研磨使金银片显露，成为闪光的纹饰。金银平脱是唐代工匠的创造，盛行一时，成为帝王享用的高级器物。《酉阳杂俎》曾记曰：“安禄山恩宠莫比，赐赍无数，其所赐品目有：金平脱犀头匙筋、金银平脱隔馄饨盘、平脱着足叠子、银平脱破觚、银平脱食台盘。又贵妃赐禄山金平脱装具、玉合、金平脱铁面碗。”
螺锢应用于漆木器，在唐代有很大发展，有的在螺锢上加浅刻，增加表现层次。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出土一件嵌螺锢木双陆局，长28厘米、高7.8厘米，曲尺形腿，腿间开壶门光洞，下有托泥。盘两长边中间为月牙形城，左右各有六个螺锢花眼。盘中间有纵、横格线各两条，围成画面，上嵌云头、折枝花和飞鸟螺锢，总体与日本正仓院藏双陆局相似。
雕漆是唐代新创的装饰技法，是在木胎上先平涂薄漆数十道，再雕刻漆层成形。战国有类似做法，但是先在木胎上雕刻成形，然后上漆，与唐代不同。
彩绘是漆饰的主要技法，为历代普遍使用，唐代亦然。唐代家具上的彩绘可从传世唐画如《宫中图》、《宫乐图》、《纨扇仕女图》、《捣练图》上的壸门大案、月样杌子和圈椅等家具上看到。
到宋代，以汉人为主的社会，就和我们在电视剧里看到的那种古人的生活方式基本一样的了，高屋建瓴，立式家具，桌子，椅子，凳子。
《中国风俗通史宋代卷》P157-P200专讲宋代建筑和室内陈设，宋代首先是梁柱式框架结构取代了隋唐史的箱型壶门结构。宋代家具有：被褥和幄（相当于现代在床四周支起来的罩子），枕席（枕头），席子，灯和蜡烛，扇子，镜子，唾壶，溺器，暖水瓶，暖足器，各种香（熏香），扫帚，地衣等等。
又宋及以后的朝代家具都有专书例如：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0年 邵晓峰著《中国宋代家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