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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客家的历史来源

“客家”一词，在客家语与汉语广东方言中均读作“哈嘎”（Hakka），含有“客户”之意。《辞海》中是这样解释的：相传在4世纪初（西晋末年），生活在黄河流域的一部分汉人因战乱南迁渡江，至9世纪末（唐朝末年）和13世纪初（南宋末年）又有大批汉人南迁粤、闽、赣、川……即现在的广东、福建、广西、江西、湖南、台湾等省区以及海外。为了与当地原居土著居民加以区别，这些外来移民自称自己是“客户”，是“客家”，是“客家人”。 由此可见，客家人的祖先源自中原，是从中原迁徙到南方，是汉民族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分支。客家人的主要聚集地在赣南、闽西、粤东，那里有29个县是“纯客县”。在宋末以前，宁化是客家人南迁的集散中心；在明末清初，嘉应州（现梅州市）是客家人的集散中心。客家人以此为轴心向中国南方逐渐扩展并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民系——客家民系，成为汉民族8大民系中重要的一支。 据考证，客家人的先民，有过6次大规模的南迁： 第一次南迁是在秦始皇时代。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政治和军事的需要，派兵60万人“南征百越”。南下的秦军，从闽粤赣边入抵揭岭（即揭阳山，今揭阳县北150里），直抵兴宁、海丰二县界。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再派50万兵丁“南戍五岭”（今两广地区）。这些兵丁长期“戍五岭，与越杂处”。秦亡后，两批南下的秦兵都留在当地，成为首批客家人。 第二次南迁是在东晋“五胡乱华”时期。当时，为了避难，一部分中原居民辗转迁入闽粤赣边区。稍后，由于南北对峙，又有大约96万中原人民南迁至长江中游两岸。其中一部分人口流入赣南，一部分经宁都、石城进入闽粤地区。 第三次南迁是在唐末黄巢起义时期。先是唐代安史之乱，给百姓带来巨大灾难，迫使大量中原汉人南逃。唐末黄巢起义，又有大批中原汉人逃入闽粤赣区。如宗室李孟，由长安迁汴梁，继迁福建宁化古壁乡。固始人王绪、王潮响应黄巢起义，率光、寿二州农民起义军五千下江西，致使闽赣边一带人口激增。 第四次南迁是宋南渡及宋末时期。金人入侵，建炎南渡，一部分官吏士民流移太湖流域一带。另一部分士民或南渡大庚岭，入南雄、始兴、韶州；或沿走洪、吉、虔州，而后由虔州入汀州；或滞留赣南各县。南宋末年，元军大举南下，又有大量江浙及江西宋民，从蒲田逃亡广东沿海潮汕至海南岛。 第五次南迁是在明末清初时期。其时，生活在赣南、粤东、粤北的客家人因人口繁衍，而居处又山多地少，遂向川、湘、桂、台诸地以及粤中和粤西一带迁徙。这次大规模的迁徙，在客家移民史上被称作“西进运动”。四川的客家基本上来源于这次“西进运动”。当时四川人口因战乱、瘟疫及自然灾害锐减，清政府特别鼓励移民由“湖广填四川”。 第六次南迁是19世纪中叶太平天国时期。当时为避战乱，有一部分客家人迁徙到南亚，有的被诱为契约劳工，被押往马来西亚、美国、巴拿马、巴西等地。 除以上6次大规模的南迁外，中原汉人也有因旱灾水患逃荒而南迁者，另有历代官宦、贬谪、经商、游学而定居闽粤赣边地区的，但并不是所有南迁的汉人都成为客家人，他们中只有闽粤赣系和源自这一系的人，才被称为客家人。 据统计，现在生活在中国大陆的客家人，主要分布在广东、江西、福建、四川、湖南、湖北、贵州、台湾、香港、澳门等地区，总人口达5000万以上，占汉族人口的5%。在国外，客家人主要分布在东南亚的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东亚的日本、朝鲜，美洲的美国、加拿大、巴西，欧洲的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德国和奥地利等8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3000万之众。 客家先祖原本居住在北方，后来搬迁到江南，分住赣、粤、闽、湘、台、琼诸省，并逐渐散及国外，漫布全球。赣南是客家先民南迁的第一站，也是客家人数最多居住最集中的地区之一。“客家”这一称谓的来历是与客家先民的迁徙相关联的。对其居住地而言，这些人是从别处搬迁过来的“客”，可以说，离开了迁徙就不会有“客家”这一称谓。 客家人迁徙的原因多种多样。早期则主要是源于灾害的胁迫。诸如残酷的战争、水、旱、虫等特大自然灾害的打击及瘟疫的流行。中国历史上每次大规模的战乱，几乎都造成了客家人的大迁徙。据史料记载，南北朝时期就有过客家先民的大迁徙。试想，在漫长的岁月里，“五胡十六国”，战火不断，哀鸿遍野，不逃离能活命吗？据说我们陈氏先祖就是在那个时期离开豫西故土辗转来到江西最后定居赣县的。“月是故乡明”啊，开始，先民们也许只想暂时客住一段时间，但慢慢地也就习惯了。于是建造房舍，开垦田地，畜养猪牛，长久地居住下去。由暂时的客住到长久的家居。就这样，也就永远的“客家”了！ （转）

B. 杨万里简介

杨万里（1127年-1206年），字廷秀，号诚斋。江西吉州人（今江西省吉水县黄桥镇湴塘村）。南宋大诗人。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进士。历任国子博士、太常博士，太常丞兼吏部右侍郎，提举广东常平茶盐公事，广东提点刑狱，吏部员外郎等。反对以铁钱行于江南诸郡，改知赣州，不赴，辞官归家，闲居乡里。

在中国文学史上，与陆游、范成大、尤袤并称“南宋四家”、“中兴四大诗人”。他作诗25000多首，只有少数传下来。淳煕六年（1179年）至十一年任职广东，发现惠、潮等州外皆无军营，将士皆居城中，遂奏请同意，在所有诸路乡间外砦盖造廨舍营房，不准士兵迁驻城内。

在惠州先后写下脍炙人口的诗作如《白鹤峰》《游东坡故居》《解舟惠州新桥》《游丰湖》等，其中《游丰湖》是惠州西湖历代名诗之一：“三处西湖一色秋，钱塘颍水及罗浮，东坡原是西湖长，不到罗浮便得休”。其人其诗在惠州影响很大，被祀于西湖畔的景贤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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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万里是一位爱国者，又是一位政治家。他力主抗战，反对屈膝议和。在进奏皇帝的许多“书”、“策”、“札子”中，他一再痛陈国家利病，力排投降之误，爱国之情溢于言表。面对中原沦丧、江山唯余半璧的局面。

他指出：“为天下国家者不能不忘于敌，天下之忧，复有大于此者乎！”（《千虑策·国势上》）告诫统治者要时刻不忘备敌谋敌、御敌制胜。他既大胆批评孝宗经过符离之败，“前日之勇一变而为怯，前日之锐一变而为钝”（《千虑策·君道中》），又坚决反对一些人轻易用兵、盲目冒进。

主张以“守而取”（《与陈应求左相书》）的积极、慎重策略，稳步进取，先实国力而后图恢复，以求最终胜利。他看重和同情人民，认为：“民者，国之命而吏之仇也。”（《千虑策·民政上》）将国家命运系之于人民，指斥官吏只会敲骨吸髓地压榨人民，激起人民的仇恨、愤怒和反抗。

因此，他提醒光宗要节财用、薄赋敛、结民心，民富而后邦宁，兴国之计，就在于此（《转对札子》）。杨万里为人清直，个性刚褊。孝宗贬他“直不中律”，光宗称他“也有性气”（《鹤林玉露》甲编卷四）。

C. 为什么说浙江衢州是孔子第二故乡呢

因为在孔子死后大约一千六百年，金兵南侵、宋高宗赵构仓促南渡，孔子第48代裔孙、袭封“衍圣公”的孔端友，带着孔子和亓官夫人的一对楷木像，率领族人辞别曲阜故土南迁，最终被南宋朝廷赐家于衢州。

孔端友的弟弟孔端操仍然留在曲阜，这便是孔氏南北两宗的开始。公元1255年，宋理宗敕建衢州孔氏家庙，孔子后裔扎根此处繁衍生息，衢州逐渐成为孔氏的第二大聚居地。

孔氏家族遂分为南北两宗，南宗嫡裔至此扎根于衢州，繁衍生息八百多年。衢州也就成为孔氏家族的又一圣地，史称“东南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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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2年起，衢州举全市之力建设衢州儒学文化产业园区，使之成为撬动区域经济转型发展的新引擎，在“以文化人，以物载文”中永续儒学经典。

作为浙江唯一的国家级文化产业试验园区，衢州儒学文化产业园以孔氏南宗家庙等老城区的儒学文化资源为核心区，以西区为延伸区，以开化根宫佛国文化园、常山观赏石博览园、龙游年年红家居文化园为拓展区，创新性地将整座城市打造为文化产业大平台。

使城、文、景、游融为一体，将重点建设儒学教育传播区、明清文化体验区等六大业态，不断延伸儒学文化产业链。

衢州孔氏南宗家庙历南宋、元、明、清，至于民国，既是国家或官府祭祀及“州县文臣初至官”时“祗谒先圣”的官庙，又是南渡孔氏宗子率族祭奠圣祖和历代祖先的庙宇。

孔氏南宗家庙大成殿内供奉圣祖，以二世祖孔鲤、三世祖孔伋配享。又有独特的礼制性建筑，如“思鲁阁”“圣泽楼”“五支祠”“六代公爵祠”“袭封祠”等，无不突出一个“家”字，为天下孔庙所仅见，故被史志谓为“东南阙里”。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衢州孔氏家庙

D. 哪位好心人帮我找一篇关于辛弃疾的生平简介啊，太急了.

生平简介
辛弃疾（1140.5.18－1207.10.3）享年67岁，南宋词人。原字坦夫，改字幼安，中年名所居曰稼轩，因自号稼轩居士。历城（今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遥墙镇四风闸村）人。始祖辛维叶，在唐曾任大理寺评事，由陇西狄道迁济南，故世为济南人。高祖辛师古，曾任儒林郎。曾祖辛寂，曾任宾州司户参军。祖父辛赞，因累于族众，靖康之变时未能随宋室南渡，仕于金，先后为谯县、开封等地守令。辛弃疾父辛文郁早卒，他自幼随祖父辛赞生活。
他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豪放派词人、爱国者、军事家和政治家，与苏轼齐名，号称“苏辛”，与李清照一起并称“济南二安”。有人这样赞美过他：稼轩者，人中之杰，词中之龙。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说：“自辛稼轩前，用一语如此者，必且掩口。及稼轩，横竖烂熳，乃如禅宗棒喝，头头皆是；又如悲笳万鼓，平生不平事并巵酒，但觉宾主酣畅，谈不暇顾。词至此亦足矣。”
他出生时北方久已沦陷于金人之手。他的祖父辛赞虽在金国任职，却一直希望有机会“投衅而起，以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并常常带着辛弃疾“登高望远，指画山河”（《美芹十论》），同时，辛弃疾也不断亲眼目睹汉人在金人统治下所受的屈辱与痛苦，这一切使他在青少年时代就立下了恢复中原、报国雪耻的志向。而另一方面，正由于辛弃疾是在金人统治下的北方长大的，他也较少受到使人一味循规蹈矩的传统文化教育，在他身上，有一种燕赵奇士的侠义之气。
历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东安抚使等职。出生前13年，山东一带即已为金兵侵占，二十一岁参加抗金义军，不久归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率两千民众参加北方抗金义军，次年奉表归南宋一生坚决主张抗击金兵，收复失地。曾进奏《美芹十论》，分析敌我形势，提出强兵复国的具体规划；又上宰相《九议》，进一步阐发《美芹十论》的思想；都未得到采纳和施行。在各地上任他认真革除积弊，积极整军备战，又累遭投降派掣肘，甚至受到革职处分，曾在江西上饶一带长期闲居。光复故国的伟大志向得不到施展，一腔忠愤发而为词，其独特的词作风格被称为“稼轩体”。造就了南宋词坛一代大家。其词热情洋溢，慷慨悲壮。笔力雄厚，艺术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有《稼轩长短句》。今人辑有《辛稼轩诗文钞存》。
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在其后方的汉族人民由于不堪金人严苛的压榨，奋起反抗。二十一岁的辛弃疾也聚集了二千人，参加由耿京领导的一支声势浩大的起义军，并担任掌书记。当金人内部矛盾爆发，完颜亮在前线为部下所杀，金军向北撤退时，辛弃疾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奉命南下与南宋朝廷联络。在他完成使命归来的途中，听到耿京被叛徒张安国所杀、义军溃散的消息，便率领五十多人袭击敌营，把叛徒擒拿带回建康，交给南宋朝廷处决。辛弃疾惊人的勇敢和果断，使他名重一时，“壮声英概，懦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洪迈《稼轩记》）。宋高宗便任命他为江阴签判，从此开始了他在南宋的仕宦生涯，这时他才二十三岁。
辛弃疾初来南方，对朝廷的怯懦和畏缩并不了解，加上宋高宗赵构曾赞许过他的英勇行为，不久后即位的宋孝宗也一度表现出想要恢复失地、报仇雪耻的锐气，所以在他南宋任职的前一时期中，曾热情洋溢地写了不少有关抗金北伐的建议，像著名的《美芹十论》、《九议》等。尽管这些建议书在当时深受人们称赞，广为传诵，但已经不愿意再打仗的朝廷却反映冷淡，只是对辛弃疾在建议书中所表现出的实际才干很感兴趣，于是先后把他派到江西、湖北、湖南等地担任转运使、安抚使一类重要的地方官职，去治理荒政、整顿治安。这显然与辛弃疾的理想大相径庭，虽然他干得很出色，但由于深感岁月流驰、人生短暂而壮志难酬，内心却越来越感到压抑和痛苦。
然而现实对辛弃疾是严酷的。他虽有出色的才干，他的豪迈倔强的性格和执着北伐的热情，却使他难以在畏缩而又圆滑、嫉贤妒能的官场上立足。他也意识到自己“刚拙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论盗贼札子》），所以早已做好了归隐的准备，并在江西上饶的带湖畔修建了园榭，以便离职后定居。果然，淳熙八年（1181）冬，辛弃疾四十二岁时，因受到弹劾而被免职，归居上饶。此后二十年间，他除了有两年一度出任福建提点刑狱和安抚使外，大部分时间都在乡闲居。
辛弃疾一向很羡慕啸傲山林的隐逸高人，闲居乡野同他的人生观并非没有契合之处；而且，由于过去的地位，他的生活也尽可以过得颇为奢华。但是，作为一个热血男儿、一个风云人物，在正是大有作为的壮年被迫离开政治舞台，这又使他难以忍受，“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所以，他常常一面尽情赏玩着山水田园风光和其中的恬静之趣，一面心灵深处又不停地涌起波澜，时而为一生的理想所激动，时而因现实的无情而愤怒和灰心，时而又强自宽慰，作旷达之想，在这种感情起伏中度过了后半生。“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破阵子》），“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鹧鸪天》），在这些词句中，埋藏了他深深的感慨。宁宗嘉泰三年（1203），主张北伐的韩侂胄起用主战派人士，已六十四岁的辛弃疾被任为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年迈的词人精神为之一振。第二年，他晋见宋宁宗，慷慨激昂地说了一番金国“必乱必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并亲自到前线镇江任职。
宋宁宗开禧元年(公元1205年)，辛弃疾任镇江知府，时年六十五岁，登临北固亭，感叹对自己报国无门的失望，凭高望远，抚今追昔，于是写下了《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这篇传唱千古之作。但他又一次受到了沉重打击，在一些谏官的攻击下被迫离职，于当年重回故宅闲居。虽然后两年都曾被召任职，无奈年老多病，身体衰弱，终于在开禧三年秋天溘然长逝。
虽然，自中原失陷以来，表现对于民族耻辱的悲愤，抒发报国热情，已经成为文学的中心主题，辛弃疾的词在其中仍然有一种卓尔不群的光彩。这不仅因为辛弃疾生长于被异族蹂躏的北方，恢复故土的愿望比一般士大夫更为强烈，而且因为他在主动承担民族使命的同时，也在积极地寻求个人生命的辉煌，在他的词中表现出不可抑制的英雄主义精神。
辛弃疾，是开一代词风的伟大词人，也是一位勇冠三军、能征善战、熟稔军事的民族英雄。他的词作“大声镗鞳，小声铿鍧，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所未见”，已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瑰宝；而他作为南宋朝廷大臣而写的一篇文章《议练民兵守淮疏》，则表达了作者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对战争形势的精辟入里的深刻分析和鲜明而又具体的对策。这篇应用散文感情炽热，构思缜密，层层深入，有理有据，语言也精确、简洁。文章仅用了六百余字，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到解决问题，不枝不蔓，一气贯通，有情况、有分析、有措施、有预测、字字落到实处，质朴无华，明晓畅达。一位豪迈旷达的词人，根据不同的文体的需要，能够写出如此严谨、朴实的应用文，可见一位大手笔，在写作中是不能囿于一个狭窄天地中的，应该熟练地掌握几套笔墨，既有自己喜爱的体式，也能按不同要求写出不同体裁、不同风格的别类文章，就如同功夫高深的武术家，虽擅长一种兵刃，但对其他武器也能舞动一样。辛弃疾就是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体，从不同方面来表达了他慷慨激昂的爱国感情，反映出忧国忧民“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的壮志豪情和以身报国的高尚理想。（节选自《应用写作》1998年第1期,《词坛巨擘 公文高手——读辛弃疾<议练民兵守淮疏>》）
平生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一生力主抗战，所上《美芹十论》与《九议》，条陈战守之策，显示其卓越军事才能与爱国热忱，又与宋志士陈亮及理学家朱熹保持深厚友谊，与之砥励气节，切磋学问。抗金复国是其作品之主旋律，其中不乏英雄失路的悲叹与壮士闲置的愤懑，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还以生动细腻的笔触描绘江南农村四时的田园风光、世情民俗。其词题材广阔，又善化用前人典故入词。风格沉雄豪迈又不乏细腻柔媚之处。在苏轼的基础上，大大开拓了词的思想意境，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后人遂以“苏辛”并称。其诗文亦有足称道者，特别是其文“笔势浩荡，智略辐凑，有权书衡论之风”。
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战斗精神是辛词的基本思想内容，这首先表现在他的词中，他不断重复对北方的怀念。另外，在《贺新郎》、《摸鱼儿》等词中，他用“剩水残山”、“斜阳正在断肠处”等词句讽刺苟安残喘的南宋小朝廷，表达他对偏安一角不思北上的不满。胸怀壮志无处可用，表现在词里就是难以掩饰的不平之情。他擅长的怀古之作中《水龙吟》，面对如画江山和英雄人物，在豪情壮志被激发的同时，他也大发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慨。理想与现实的激烈冲突，为他的词构成悲壮的基调。辛词在苏轼词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题材范围，他几乎达到了无事、无意不可入词的地步。
在抒发报国之志时，辛弃疾的词常常显示出军人的勇毅和豪迈自信的情调，像“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水调歌头》），“马革裹尸当自誓，蛾眉伐性休重说”（《满江红》），“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贺新郎》）等，无不豪情飞扬，气冲斗牛。对那些与自己一样勇于报国的志士，他由衷地加以赞美，与之同声相应，彼此勉励，如《水龙吟·甲辰岁寿韩南涧尚书》的慷慨热情，全然不同于一般俗滥的祝寿词：
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夷甫诸人，神州沉陆，几曾回首？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公知否？况有文章山斗，对桐阴满庭清昼。当年堕地，而今试看，风云奔走。
绿野风烟，平泉草木，东山歌酒。待他年，整顿乾坤事了，为先生寿。
而对于庸俗圆滑、面对民族危亡无所作为的官僚，辛弃疾有一种出于本能的厌恶，在《千年调》中他勾勒了这类人物的丑态：“卮酒向人时，和气先倾倒。最要然然可可，万事称好。”
然而正是这样的人充斥官场，把持权位，引导着一条苟且偷安的道路。他愤慨地写道：“千古李将军，夺得胡儿马。李蔡为人在下中，却是封侯者。”（《卜算子》）
当辛弃疾带领不多的人马冲过战场烽火来到南方时，怀着满腔热血，渴望一展宏图，却不料从此陷落在碌碌无为的境地，这使他感到难以忍受的苦闷和悲愤。在他南归的第十二年重游当年南归的首站建康时，他写下了著名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
这是对山河破碎的悲哀，对壮志成空的悲哀；岁月无情地流去，因这种悲哀更显得怵目惊心。然而即使词人在写他的孤独和悲哀，写他的痛苦和眼泪，我们仍然看到他以英雄自许、绝不甘沉没的心灵。
其词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对南宋上层统治集团的屈辱投降进行揭露和批判；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艺术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热情洋溢，慷慨悲壮，笔力雄厚，与苏轼并称为“苏辛”。《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等均有名。但部分作品也流露出抱负不能实现而产生的消极情绪，有《稼轩长短句》，当代注本以邓广铭先生作的《稼轩词编年笺注》最为流行。今人辑有《辛稼轩诗文钞存》
[编辑本段]瓢泉岁月
“铁板铜琶，继东坡高唱大江东去，美芹悲黍，冀南宋莫随鸿雁南飞。”这是刻在铅山瓢泉瓜山山后的阳原山辛弃疾墓前郭沫若对他评价的楹联。在中国文学史上，辛弃疾是一位令人敬仰的文武全才。
1161年，辛弃疾自22岁率领2000多家乡父老兄弟起义抗金，便把洗雪国耻、收复失地作为自己的毕生事业，20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可是，他中年却屡屡蒙受谗劾，赋闲20年，直至忧愤而死。从1181年到1207年，他基本上是在上饶带湖和铅山瓢泉过着闲居的生活，其间有6年时间被起用又被罢官，来往于福建、浙江、江苏等地的任上和带湖、瓢泉之间；而居带湖亦时往瓢泉小住。瓢泉，是这位爱国词人南渡后的最后归宿地。
1180年，41岁的辛弃疾再次任隆兴（南昌）知府兼江西安抚使时，拟在上饶建园林式的庄园，安置家人定居。1181年春，辛弃疾来到上饶开工兴建带湖新居和庄园。他根据带湖四周的地形地势，亲自设计了“高处建舍，低处辟田”的庄园格局，并对家人说：“人生在勤，当以力田为先。”因此，他把带湖庄园取名为“稼轩”，并以此自号“稼轩居士”。当年农历十一月，由于受弹劾，官职被罢，带湖新居正好落成，辛弃疾回到上饶，开始了他中年以后的闲居生活。
鹅湖山、灵山、博山等地，都是辛弃疾常去寻古觅幽的地方。鹅湖山下的鹅湖寺，在通往福建的古驿站旁。1175年农历六月初三至初八，著名学者朱熹、吕祖谦、陆九龄、陆九渊等在鹅湖寺举行了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鹅湖之会”（第一次鹅湖之会）。鹅湖因而成了文化胜地。辛弃疾常去鹅湖游憩。
1188年秋天，陈亮”写信给辛弃疾和朱熹，相约到铅山紫溪商讨统一大计。但后来，朱熹因故推辞了这次铅山之会。这年冬,到了相约之期，辛弃疾正染病在床，于瓢泉养息等待陈亮。傍晚，雪后初晴，夕照辉映白雪皑皑的大地，辛弃疾在瓢泉别墅扶栏远眺，一眼看见期思村前驿道上骑着大红马而来的陈亮，大喜过望，病痛消散，下楼策马相迎。两人在村前石桥上久别重逢，感慨万端；伫立石桥，沐浴着雪后初晴的夕阳，纵谈国事，为金瓯残缺而痛心疾首，爱国之情汹涌澎湃于胸，拔剑斩坐骑，盟誓为统一祖国奋斗不止。辛弃疾在与陈亮别后写的《贺新郎·同父见和，再用韵答之》中发出“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的呐喊，正是这种豪情壮志的写照。
辛弃疾和陈亮这次会晤，瓢泉共酌，鹅湖同游，长歌相答，极论世事，逗留弥旬乃别，成为文坛佳话。后人为了纪念这两位爱国志士，将这次会晤称为第二次“鹅湖之会”，将期思村前的石桥称为“斩马桥”，并在桥旁建了斩马亭。至今，当地还流传辛弃疾和陈亮“斩马盟誓”的故事。斩马亭还在，虽经历风雨，仍有不少刻有“斩马亭”字样的釉瓦覆盖其上，为铅山县文物保护单位。
1194年夏，辛弃疾又被罢官回上饶，住在瓢泉，动工建新居，经营瓢泉庄园，决意“便此地、结吾庐，待学渊明，更手种、门前五柳”。1195年春，瓢泉“新葺茆檐次第成，青山恰对小窗横”（《浣溪沙·瓢泉偶作》），瓢泉园林式庄园建成。
1196年夏，带湖庄园失火，辛弃举家移居瓢泉。1196年秋，辛弃疾生平所有的各种名衔全部被朝廷削夺得干干净净，在瓢泉过着游山逛水、饮酒赋诗、闲云野鹤的村居生活。瓢泉田园的恬静和期思村民的质朴使辛弃疾深为所动，灵感翻飞而歌之，写下了大量描写瓢泉四时风光、世情民俗和园林风物、遣兴抒怀的诗词。《临江仙·戏为期思詹老寿》、《浣溪沙·父老争言雨水匀》、《玉楼春 戏赋云山》等等，都是辛词中描写瓢泉村居生活的代表作。“青山意气峥嵘，似为我归来妩媚生”（《沁园春·再到期思卜筑》）；“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贺新郎·邑中园亭⋯⋯》）。这些词句表现了辛弃疾对瓢泉山水风物一往情深。
1203年，辛弃疾先后被起用为绍兴知府、镇江知府等职。1205年秋，又被罢官，辛弃疾怀着满腔忧愤回瓢泉。1207年秋，68岁的辛弃疾，身染重病，朝廷再次起用他，任他为枢密都承旨，令他速到临安（杭州）赴任。诏令到铅山，辛弃疾已病重卧床不起，只得上奏请辞。这年农历九月初十，民族英雄、爱国词人辛弃疾带着忧愤的心情和没有实现的遗愿离开了人世。死后葬在瓢泉瓜山山后的阳原山。

辛弃疾墓

辛弃疾墓在铅山县瓜山虎头门阳原山腰。坐北朝南。立于绍定年间（1228—1233），其侧驿路旁有稼轩先生神道金字碑。原碑毁墓残。清代辛弃疾后裔于墓前又立新碑，今亦斑驳陆离，字迹模糊，碑文上行是“皇清乾隆癸卯年季春月重修”。中间是“显故考率公稼轩府君之墓”。下行是“廿五代玄玄孙囗囗霞溪囗囗囗凌湖囗东山辜染安北囗立”，据考，此为辛弃疾之仲子辛柜之后裔所立。建国后，1959年辛弃疾墓被列为省重点保护文物。1971年和1981年又先后现金次修整。墓系麻石砌就，分四层，顶堆黄土，两连围以坟柜。墓高2.5米，直径2.5米，占51.5平方米。
墓前有郭沫若题写的对联：“铁板铜琶，继东坡高唱大江东去，美芹悲黍，冀南宋莫随鸿雁南飞。”
宋词在苏轼手中开创出一种豪放阔大、高旷开朗的风格，却一直没有得到强有力的继承发展。直至南渡之初张元干、张孝祥、叶梦得、朱敦儒等人以抗金雪耻为主题的词，才较多继承了苏轼的词风，起到一种承前启后的作用。但他们的这一类词作，主要是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为内心激情所支配的结果，而没有成为有意识的艺术追求，也没有更大幅度地向其他题材拓展，所以成就不是很高。到辛弃疾出现在词坛上，他不仅沿续了苏词的方向，写出许多具有雄放阔大的气势的作品，而且以其蔑视一切陈规的豪杰气概，和丰富的学养、过人的才华，在词的领域中进行极富于个人特色的创造，在推进苏词风格的同时也突破了苏词的范围，开拓了词的更为广阔的天地。
辛词和苏词都是以境界阔大、感情豪爽开朗著称的，但不同的是：苏轼常以旷达的胸襟与超越的时空观来体验人生，常表现出哲理式的感悟，并以这种参透人生的感悟使情感从冲动归于深沉的平静，而辛弃疾总是以炽热的感情与崇高的理想来拥抱人生，更多地表现出英雄的豪情与英雄的悲愤。因此，主观情感的浓烈、主观理念的执着，构成了辛词的一大特色。在他的词中，如“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贺新郎》），“夜半狂歌悲风起，听铮铮、阵马檐间铁。南共北，正分裂”（《贺新郎》），乃至“恨之极，恨极销磨不得。苌弘事、人道后来，其血三年化为碧”（《兰陵王》），都是激愤不能自已的悲怨心声，如“天风海雨”，以极强烈的力度震撼着读者的心灵。辛弃疾也信奉老庄，在词中作旷达语，但他并不能把冲动的感情由此化为平静，而是从低沉甚至绝望的方向上宣泄内心的悲愤，如“元龙老矣，不妨高卧，冰壶凉簟。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览”（《水龙吟》），“甚矣吾衰矣。怅平生、交游零落，只今余几。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贺新郎》），“身世酒杯中，万事皆空。古来三五个英雄，雨打风吹何处是，汉殿秦宫”（《浪淘沙》），这些表面看来似旷达又似颓废的句子，却更使人感受到他心中极高期望破灭成为绝望时无法销磨的痛苦。
而他的英雄的豪壮与绝望交织纽结，大起大落，反差强烈，更形成瀑布般的冲击力量。如《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从开头起，一路写想象中练兵、杀敌的场景与气氛，痛快淋漓，雄壮无比。但在“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之后，突然接上末句“可怜白发生”，点出那一切都是徒然的梦想，事实是白发无情，壮志成空，犹如一瓢冰水泼在猛火上，令人不由得惊栗震动。
在意象的使用上，辛弃疾也自有特点。他一般很少采用传统词作中常见的兰柳花草及红粉佳人为点缀；与所要表达的悲凉雄壮的情感基调相吻合，在他的笔下所描绘的自然景物，多有一种奔腾耸峙、不可一世的气派。如“峡束苍江对起，过危楼、欲飞还敛”（《水龙吟》），“谁信天峰飞堕地，傍湖千丈开青壁”（《满江红》）；他所采摭的历史人物，也多属于奇伟英豪、宕放不羁，或慷慨悲凉的类型，如“射虎山横一骑，裂石响惊弦”的李广（《八声甘州》），“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刘裕（《永遇乐》），“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的孙权（《南乡子》）等等。这种自然和历史素材的选用，都与词中的感情力量成为恰好的配合，令人为之感奋。
所以，同属于豪放雄阔的风格，苏轼词较偏于潇洒疏朗、旷达超迈，而辛词则给人以慷慨悲歌、激情飞扬之感。
不过，以上只是指辛弃疾词中主流部分的艺术风格而言。
辛弃疾在词史上的一个重大贡献，就在于内容的扩大，题材的拓宽。他现存的六百多首词作，写政治，写哲理，写朋友之情、恋人之情，写田园风光、民俗人情，写日常生活、读书感受，可以说，凡当时能写入其他任何文学样式的东西，他都写入词中，范围比苏词还要广泛得多。而随着内容、题材的变化和感情基调的变化，辛词的艺术风格也有各种变化。虽说他的词主要以雄伟奔放、富有力度为长，但写起传统的婉媚风格的词，却也十分得心应手。如著名的《摸鱼儿·淳熙亥己……》，上阕写惜春，下阕写宫怨，借一个女子的口吻，把一种落寞怅惘的心情一层层地写得十分曲折委婉、回肠荡气，用笔极为细腻。他的许多描述乡村风光和农人生活的作品，又是那样朴素清丽、生机盎然。如《鹧鸪天》的下阕：
“山远近，路横斜，青旗沽酒有人家。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以及《西江月》的下阕：“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于简朴中见爽利老到，是一般人很难达到的境界。所以刘克庄《辛稼轩集序》说：“公所作，大声鞺鞳，小声铿鍧，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以来所无。其秾纤绵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这是比较全面也比较公允的评价。
辛弃疾和苏轼在词的语言技巧上都是有力的开拓者。前人说苏轼是以诗为词，辛弃疾是以文为词，这当然有些简单化，但确实也指出：到了辛弃疾手中，词的语言更加自由解放，变化无端，不复有规矩存在。在辛词中，有非常通俗稚拙的民间语言，如“些底事，误人那。不成真个不思家”（《鹧鸪天》），“近来愁似天来大，谁解相怜？谁解相怜，又把愁来做个天”（《丑奴儿》），也有夹杂许多虚词语助的文言句式，如“不知云者为雨，雨者云乎”（《汉宫春》），“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贺新郎》）；有语气活跃的对话、自问自答乃至呼喝，如“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南乡子》），“杯，汝来前！”（《沁园春》）也有相当严整的对句，如“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破阵子》）……。概括起来说，辛词在语言技巧方面的一大特色，是形式松散，语义流动连贯，句子往往写得比较长。文人词较多使用的以密集的意象拼合成句、跳跃地连接句子构成整体意境的方式，在辛词中完全被打破了。但并不是说，辛弃疾的所谓“以文为词”不再有音乐性的节奏。在大量使用散文句式、注意保持生动的语气的同时，他仍然能够用各种手段造成变化的节奏。如《水龙吟》中“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意义联贯而下，在词中是很长的句子，但却是顿挫鲜明，铿锵有力，决不是把一段文章套在词的形式中而已。
辛词在语言技巧方面的又一大特色，是广泛地引用经、史、子各种典籍和前人诗词中的语汇、成句和历史典故，融化或镶嵌在自己的词里。这本来很容易造成生硬艰涩的毛病，但是以辛弃疾的才力，却大多能够运用得恰到好处、浑成自然，或是别有妙趣，正如清人刘熙载《艺概》所说：“任古书中理语、廋语，一经运用，便得风流”。以《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一篇为例，百余字的篇幅，叙及孙权、刘裕、刘义隆、拓跋焘、廉颇五个历史人物的事迹，而与作者所要表达的主观情感、意念丝丝入扣；不仅内涵极为丰厚，而且语气飞动，神情毕露，实在是不容易的事情。
当然，辛弃疾的词时常也有过分散文化、议论太多，以及所谓“掉书袋”即用典用古语太多的毛病，但不管怎么说，他确实把词大大地改造了；他的词不仅是 “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而且是任何“意”和“事”都能表达得很自由很充分。这样，词的创作才完全摆脱了羁绊，进入了自由的境界。
故居和墓葬
在济南小清河畔，有一个乡镇，名叫遥墙镇，那就是名闻遐迩的宋代杰出词人辛弃疾的故乡。他就是在那里起身，拉起队伍抗金的。辛弃疾在我国文学史上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作家，他不同于一般的封建社会文人，不仅是一位著名的爱国词人，而且还是一个优秀的爱国将领、民族英雄。
辛弃疾是济南历城人，生于1140年。当他21岁时，金兵大举南侵，山东人民纷纷起来抗金，辛弃疾集合了两千人的队伍，加入了耿京为首的农民起义军，担任“掌书记”的职务，和金兵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斗争。他到南宋后，朝廷不让他从事抗金事业，遭到主和派的排斥和打击。他便闲居江西铅山、上饶二十年之久，后忧愤而死。

E. 晚出净慈寺送林子方作者及朝代

南宋杨万里

杨万里（1127－1206年），字廷秀，号诚斋。吉州吉水（今江西省吉水县）人。南宋杰出的诗人，汉族人。一生力主抗金，与尤袤、范成大、陆游合称南宋“中兴四大诗人”。绍兴二十四年中进士。授赣州司户，后调任永州零陵县丞，得见谪居在永州的张浚，多受其勉励与教诲。孝宗即位后，张浚入相，即荐万里为临安府教授。未及赴任，即遭父丧，服满后改知奉新县。乾道六年（1170年）任国子博士，开始作京官，不久迁太常丞，转将作少监。淳熙元年（1174年）出知漳州，旋改知常州。六年，提举广东常平茶盐，曾镇压沈师起义军，升为广东提点刑狱。不久，遭母丧去任，召还为吏部员外郎，升郎中。十二年 （1185年）五月，以地震应诏上书，极论时政十事，劝谏孝宗姑置不急之务，精专备敌之策，坚决反对一些人提出的放弃两淮、退保长江的误国建议，主张选用人才，积极备战。次年，任枢密院检详官兼太子侍读。十四年（1187年），迁秘书少监。高宗崩，万里因力争张浚当配享庙祀事，指斥洪迈“指鹿为马”，惹恼了孝宗，出知筠州（今江西高安）。光宗即位，召为秘书监。绍熙元年（1190年），为接伴金国贺正旦使兼实录院检讨官。终因孝宗对他不满，出为江东转运副使。朝廷欲在江南诸郡行铁钱，杨万里以为不便民，拒不奉诏，忤宰相意，改知赣州。万里见自己的抱负无法施展，遂不赴任，乞祠官（无实际官职，只领祠禄，等于退休）而归，从此不再出仕，朝命几次召他赴京，均辞而不往。 开禧二年（1206年），因痛恨韩侂胄弄权误国，忧愤而死，官终宝谟阁文士，谥“文节”。
今存诗作4200余首，不少抒发爱国情思之作。其《初入淮河四绝句》、《舟过扬子桥远望》、《过扬子江》、《雨作抵暮复晴》等诗，抚今追昔，即景抒怀，思想性和艺术性都相当高。也写过一些反映劳动人民生活的诗，如《竹枝歌》七首写纤夫雨夜行船，《圩丁词十解》写筑堤圩丁，以及《插秧歌》、《悯农》、《悯旱》、《农家叹》、《秋雨叹》等都从不同角度表现出对农民艰难生活的同情。杨万里初学江西诗派，重在字句韵律上着意，50岁以后诗风转变，由师法前人到师法自然，形成独具特色的诚斋体。诚斋体讲究所谓“活法”，即善于捕捉稍纵即逝的情趣，用幽默诙谐、平易浅近的语言表达出来。如《檄风伯》：“风伯劝尔一杯酒，何须恶剧惊诗叟！”就充分体现了诚斋体的特色。所著《诚斋诗话》不专论诗，也有一些文论。所作赋，以《浯溪赋》、《海赋》为有名。所作词今存仅15首，风格清新，富于情趣，颇类其诗。又精于《易》学，有《诚斋易传》，以史证《易》，为经学家非议。所著《诚斋集》133卷（包括10种诗集及各体文章），有《四部丛刊》本；《杨文节公诗集》42卷，有乾隆间刻本；《诚斋易传》20卷，有曝书亭影宋本；《诚斋诗话》1卷，有《历代诗话续编》本。
杨万里一生力主抗战，反对屈膝投降，他在给皇帝的许多“书”、“策”、“札子”中都一再痛陈国家利病，力诋投降之误，爱国之情，溢于言表。他为官清正廉洁，尽力不扰百姓，当时的诗人徐玑称赞他“清得门如水，贫惟带有金”（《投杨诚斋》）。江东转运副使任满之后，应有余钱万缗，但他均弃于官库，一钱不取而归。他立朝刚正，遇事敢言，指摘时弊，无所顾忌，因此始终不得大用。实际上他为官也不斤斤营求升迁，在作京官时就随时准备丢官罢职，因此预先准备好了由杭州回家的路费，锁置箱中，藏于卧室，又戒家人不许买一物，怕去职回乡时行李累赘。后来赋闲家居的十五年中，还是韩侂胄柄政之时，韩新建南园，请他作一篇“记”，许以高官相酬，万里坚辞不作，表示“官可弃，‘记’不可作。”以止数事，可以想见其为人。诗人葛天民夸他“脊梁如铁心如石”（见《南宋群贤小集．葛无怀小集》），并非谥美之辞。
杨万里一生热爱农村，体恤农民，也写了不少反映农民生活的诗篇。如《悯农》、《农家叹》、《秋雨叹》、《悯旱》、《过白沙竹技歌》等写出农民生活的艰难和疾苦，《歌四时词》、《播秧歌》等 写出农民艰辛和欢乐，《望雨》、《至后人城道中杂兴》等写出对风调雨顺，安居乐业的喜悦和盼望，都具有比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杨万里在当时有很大的影响。他的诗与陆游、范成大、尤袤齐名，称“中兴四大家”（南宋四大家）。他起初模仿江西诗派，后来认识到江西诗派追求形式、艰深蹇涩的弊病，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尽焚其力作诗篇千余首，决意跳出江西诗派的窠臼而另辟蹊径。他在《荆溪集自序》中曾回忆过自己走过的创作道路：“余之诗，始学江西诸君子，既又学后山（陈师道）五字律，既又学半山老人（王安石）七字绝句，晚乃学绝句于唐人。……戊戌作诗，忽若有悟，于是辞谢唐人及王、陈、江西诸君子皆不敢学，而后欣如也。”他在诗中也曾明确表白：“传派传宗我替羞，作家各自一风流。黄（庭坚）陈（师道）篱下休安脚，陶（潜）谢（灵运）行前更出头。”（《跋徐恭仲省干近诗》之三）正因为他不随人脚跟、傍人篱下，敢于别转一路，推陈出新，终于自成一家，形成了他独具的诗风，其诗风格纯朴，语言口语化，构思新巧，号为“诚斋体”。对当时诗坛风气的转变，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杨万里学问渊博，才思健举。他的作品不拘一格，富有变化，既有“归千军、倒三峡、穿天心、透月窟”雄健富丽的鸿篇巨制；也有状物姿态，写人情意，随手拈来，却能曲尽其妙的写景抒情小诗。诗风平易自然、构思新巧、幽默风趣、清新活泼，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他又十分注意学习民歌的优点，大量吸取生动清新的口语谣谚入诗，因此，他的作品往往“俚辞谚语，冲口而来”（蒋鸿翮《寒塘诗话》），给人纯朴自然的感受。如：“月子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愁钉人来关月事，得休休去且休休。”（《竹枝歌》）完全似脱口而出的一首山歌，反映了他向民歌学习的成就。
杨万里现存的诗篇，有一部分直接抒写自己的爱国感情及对时政的关怀。特别是他充金国贺正旦使的接伴使时，第一次横渡江、淮，去北方迎接金使，亲眼看到宋朝的大好河山沦于金人手中，淮河成了南宋的北部边界，两岸的骨肉乡亲，不能自由往来，心中有无限感慨，写下了不少爱国的诗篇，如：“船离洪泽岸头沙，人到淮河意不佳；何必桑乾方是远，中流以北即天涯！”“两岸舟船各背驰，波痕交涉亦难为。只余鸥鹭无拘管，北去南来自在飞。”（《初入淮河》）他路经镇江金山时，看到风景如画的金山的亭台变成了专门招待金使烹茶的场所，愤慨地写下了“大江端的替人羞！金山端的替人愁”（《雪霁晓登金山》）的诗句，深深地鞭挞了屈辱的南宋小朝廷。此外，如《过扬子江》、《读罪己诏》、《故少师张魏公挽词》、《虞丞相挽词》、《豫章江臬二首》、《宿牧牛亭秦太师坟庵》等诗章，或寄托家国之思，或呼吁抗战复国，或歌颂抗敌捐躯的将领，或讽刺卖国投敌的权奸，都是万里的名篇。
他也有一些诗作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生活，表达了他对民生的关心及对劳苦人民的同情。如《悯农》、《观稼》、《农家叹》、《秋雨叹》、《悯旱》、《竹枝歌》、《插秧歌》等，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比较高。但上两类作品数量并不很多。
杨万里现存的诗篇，大部分是吟咏江风山月的写景抒情之作和应酬之作。这部分，作品有的题材过于细碎，缺乏高度的艺术概括，流于粗率浅俗。但他也有不少抒情写景的小诗，由于观察细致深入，描写生动逼真，感情真挚浓厚，因而意趣盎然，颇能动人。如“梅子留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闲居初夏午睡起》）“雾外江山看不真，只凭鸡犬认前村。渡船满板霜如雪，印我青鞋第一痕。”（《庚子正月五日晓过大臬渡》）“春回雨点溪声里，人醉梅花竹影中。”（《除夕》）均写得圆转自然，清新活泼，极有思致，和那些专门描摹风云月露的诗人走的是不同的道路。
[编辑本段]成就
杨万里一生写作极为勤奋，相传有诗二万余首，现存诗四千二百余首，诗文全集一百三十三卷，名《诚斋集》，今存。 建炎元年丁未九月二十二日(公元1127年10月29日),杨万里呱呱坠地。这是一个风狂雨横的年代。金兵大举入侵中原,于上年闰十一月攻陷汴京,这年四月,俘虏徽宗、钦宗二帝及太子、宗戚三千人北去,北宋宣告灭亡;五月,康王赵构即位,是为高宗,建立了偏安江南的南宋王朝。从此,便开始了宋、金战战和和南弱北强的长期对峙局面。 杨万里八岁丧母。父亲杨芾(公元1096-1164年〉,字文卿,号南溪居士。他精通《易经》,常忍着饥寒购买书籍,积十年,得藏书数千卷。他曾指着藏书对杨万里说:“是圣贤之心具焉,汝童怒之!”(胡铨《杨君文卿基志铭》）在父亲的影响下,杨万里自幼读书非常勤奋,广师博学,锲而不舍。他14岁拜高守道为师,17岁拜王庭程为师,21岁拜刘安世、刘廷直为师。绍兴二十年(公元1150年)春赴临安参 加礼部试,落第而归,仍继续求学。27岁拜刘才邵为师。几年后在赣州司户任上,父亲又携领他去拜见滴居南安的张九成和途经赣州的胡锥。王庭珪、张九成、胡铨等前辈的学问、节操以及力主,抗金的爱国精神,给了杨万里以重要的影响。 绍兴二十四年(公元1154年)春,杨万里进士及第。
二十六年(公元1156年),授赣州司户参军。
二十九年(公元1159也年)十月,调任永州零陵县塞。时主战派领袖张泼滴居永州,闭门谢客。杨万里三次前往拜渴而不得见,后以书信力请,并通过其子张拭介绍,才得接见。张浚对他说:“元符贵人,腰金纤紫者何隙,惟邹志完、陈莹中姓名与日月争光！”(罗大经《鹤林玉露》甲编卷l)同时勉之以“正心诚意”之学。杨万里服膺其教终身,于是名其读书之室曰“诚斋”,以明己志。胡铨当时滴居衡州,杨万里又请他为此写了《诚斋记》。为丞零陵,“一日而并得二师”(《跋张魏公答忠简胡公书十二纸》),张浚、胡铨两位爱国名臣成方杨万里终生效法的榜样。 绍兴
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六月,高宗赵构逊位,南宋政局发生重大变化。孝宗即位,锐意恢复,起用张泼为枢密使,不久又任其为相。隆兴元年(1163)秋,杨万里离零陵任,赴调至临安。因张浚推荐，除临安府教授。未及赴任,就因父病,而于二年正月西归吉水。八月四日,父病故,在家守服,"三年,户不闭而无客气《送王才臣赴秋试序》)。 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春,杨万里至临安,先后渴见副枢密使陈俊卿和枢毯使虞允文,上政论《千虑策》。《千虑策》分“君道”、“国势”、“治原”、“人才”、“论相”、“论将”、“论兵”、“驭吏”、“选法”、“刑法”、“冗官”、“民政”共30篇,深刻总结了靖康之难以来的历史教训,直率批评了朝廷的腐败无能,提出了一整套振兴国家的方针策略,充分显示了杨万里的政治才能。虞允文读后赞叹说:“东南乃有此人物!某初除,合荐两人,当以此人为首。”(《鹤林玉露》乙编卷4)
乾道六年(公元1170年),杨万里除隆兴府奉新县知县。恰值奉新大旱,百姓生活十分困苦。杨万里于四月二十六日上任,见牢中关满交不起租税的百姓,官署-府库却依然空虚,深知是群吏中间盘剥所致。于是他下令,全部放还牢里的“囚犯”,并禁止逮捕、鞭打百姓,然后发给每户一纸通知,放宽其税额、期限。结果百姓纷纷自动前来纳税,不出一月,欠税全部交清。奉新任职虽只半年,却初次实践了他的不扰民政治,颇获治绩。 同年十月,因右相虞允文推荐,杨万里除国子博士,杨万里开始作京宫。次年,张栻由于反对侯幸近习执掌要职得罪虞允文而被挤出知袁州,杨万里抗章力争张拭不当去位,又致书虞允文,以正理相规劝,公而忘私,深为世人称道。七月,转太常博士;八年丸丹,升太常ZE兼权吏都右侍郎官;九年四月,转将作少监。
淳熙元年(1174)正月,除知漳州,临行时不忘上札,忠告皇帝戒贪吏、施廉吏。后因病未赴任,家居三年。淳熙四年春,出知常州。
淳熙六年(公元1179年)正月,除提举广东常平茶盐公事。杨万里于二月携家离开常州,待次近一年,七年正月离吉水赴任广东。八年二月,改任广东提点刑狱。冬,闽“盗”沈师进入梅州,他率兵平定,被孝宗称为“仁者之勇”，赐直秘阁。九年七月继母去世,离任服丧。 淳熙十一年
(公元1184年)十月服除,被召人京任尚书右郎,后任吏部员外郎。十二年五月,除吏部郎中,应诏上书,极论时事。塞相王淮问“宰相何事最急先务”,杨万里以“人才最急先务”为答,并条上《荐士录》,举荐朱蕉等六十人,都是正人端士。孝宗亲耀他为太子侍读,太子为题“诚斋”二字。淳熙十三年,转枢密院检详宫,历任尚书省右司郎中、左司郎中,仍兼东宫侍读宫。十四年十月,任秘书少监。十五年三月,孝宗昕纳翰林学士洪迈之议，以吕颐浩等人配飨高宗庙祀。杨万里力争主战名将张浚当配飨,指斥洪迈不俟集议、专辄独断,无异“指鹿为马”，惹恼孝宗:“万里以联为何如主?”因而削去直秘阁,出知绢州(今江西高安)。
十六年(公元1189年〉二月,光宗受禅。杨万里五月复直秘阁,八月被召,九月人京。他连上三札,要求光宗爱护人才,防止奸佞做到“一日勤,二日俭,三日断,囚日亲君子,五曰奖直言”(《第三札子》)。十月,除秘书监。因绍熙改元,借焕章阁学士充接伴金国贺正旦使使,兼实录院检讨官。 绍熙元年
(公元1190年)八月,孝宗《日历》修成,照例应由秘书监杨万里为《、日历》作序,而宰臣却另嘱他人,杨厅里于是自劫失职,请求去职,光宗挽留。接着又因要进孝宗《圣政》书,宰臣以他为进奉官,而孝宗犹念旧恶,大不痛快,于是出江东转运副使。
绍熙二年(公元1192年),朝廷下令于江南诸郡行使铁钱会子,杨万里上书谏阻,不奉诏,得罪宰臣,因而改知赣州。未赴,八月谢病自免,回归吉水。"如病鹤出笼,如脱兔投林……自此幽屏,遂与世绝"(《答沈子寿书》)。
宁宗庆元元年(公元1195年),有召赴京,杨万里辞不往。九月,升焕章阁待制,提举兴国宫。四年正月,进封吉水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五年三月,升宝文阁待制,致仕。六年十二月,进封吉水县开国伯。
嘉泰三年(公元1203年)八月,诏进宝漠阁直学士,给赐衣带;四年正月,进封庐陵郡开国侯,加食邑三百户。
开禧元年(公元1205年),召赴京,复辞;二年二月,升宝漠阁学士。 杨万里晚年誓不出仕,据传是由于不满权臣韩侂胄当国。韩筑南园,要请他作"记户,他说:"官可弃,记不可作也!"予以坚决拒绝。后因韩专傍日甚,遂忧愤快快成疾。家人知他忧国心重,凡一切时政消息皆不敢告知。
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五月七日,一族侄从外而至,不知其惰,于是言及邸报所载韩侂胄出兵北伐之事,杨万里闻罢痛哭失声,愤然叹呼:“奸臣妄作,一至于此!”他料定韩侂胄意存侥幸,轻举妄动,必然会遭到失败,贻害国家,当晚彻夜不能成眠。第二日早晨,他又不肯进食,兀坐书斋中,呼纸手书云:"韩侂胄奸臣专权元主,动兵残民,谋危社寝。吾头颅如许,报国无路,惟有孤愤!"又别书十四言告别妻儿,笔落而逝。享年80岁。赐溢文节,追赠光禄大夫。杨万里是一位热忱的爱国者,又是一位清醒的政治家。他一生力主抗战,始终反对屈膝议和。在进奏皇帝的许多"书"、"策"、"札子"中,他一再痛陈国家利病,力排投降之误,爱国之情溢于言表。面对中原沦丧、江山唯余半璧的局面,他尖锐指出:"为天下国家者不能不忘于敌,天下之忧,复有大于此者乎!"(《千虑策•国势上》）告诫统治者要时刻不忘备敌谋敌、御敌制胜。他既大胆批评孝宗经过符离之败,"前日之勇一变而为怯,前日之锐一变而为钝"(同上《君道中》),又坚决反对一些人轻易用兵、盲目冒进,主张以"守而取"(《与陈应求左相书》)的积极、慎重策略,稳步进取,先实国力而后图恢复,以求最终胜利。他看重和同情人民,认为:"民者,国之命而吏之仇也。"(《千虑策•民政上》)将国家命运系之于人民,指斥官吏只会敲骨吸髓地压榨人民,激起人民的仇恨、愤怒和反抗。因此,他提醒光宗要节财用、薄赋敛、结民心,民富而后邦宁,兴国之计,就在于此(《转对札子》)Q这些,都表现杨万里的深刻见识和进步思想。杨万里为人清直,个性刚褊。孝宗贬他“直不中律”,光宗称他“也有性气”(《鹤林玉露》甲编卷4)。他立朝刚正,遇事敢言,指摘时弊,无所顾忌,因而始终不得大用。实际上他一生视仕宦富贵犹如敝展,随时准备唾弃。在作京宫时,就预先准备好了由杭州回家的盘缠,锁置箱中,藏在卧室,又戒家人不许买一物,以免一旦离职回乡时行李累赘,就这样“日日若促装”待发者。这与那些斤斤营求升迁、患得患失之辈适成鲜明对照。杨万里为官清正廉洁,不扰百姓,不贪钱物。江东转运副使任满时,应有余钱万缉,他全弃之于官库,一文不取而归。退休南溪之上,自家老屋一区,仅避风雨。当时诗人徐矶(公元1162-1214年}称赞他“清得门如水,贫惟带有金”(《投杨诚斋》),正是他清贫一生的真实写照。 杨万里的诗,在当时就有很大的影响:“今日诗坛谁是主,诚斋诗律正施行。”(姜特立《谢杨诚斋惠长句》)“四海诚斋独霸诗。”(项安世《又用韵酬潘杨二首》)他的诗歌创作,走过的是一条由广学博取、转益多师而至面向现实、师法自然的道路。他学诗最初由江西诗派入手,后于绍兴三十二年在零陵自焚尽其少作诗篇千余首,决意跳出江西诗派的窠臼,诗格至此一变;后又学陈师道五字律;又学王安石七字绝句;又学唐人绝句；至“戊戌……作诗,忽若有悟,于是辞谢唐人及王、陈、江西诸君子皆不敢学,而后欣如也”,自此“万象毕来,献予诗材”“前者未做而后者已迫,涣然未觉作诗之难也”(《荆溪集序》)。杨万里广泛地向前辈学习,但又绝不为前辈所固,而是立志要超出前辈。他说:“笔下何知有前辈。”（迈使客夜归》又说:“传宗传派我替羞,作家各自一风流,黄(庭坚)陈(师道)篱下休安脚,陶(渊明)谢(灵运)行前更出头。”(《跋徐恭仲省干近诗》)他正是以这种不肯傍人篱下、随人脚跟的开拓创新精神,终于“落尽皮毛,自出机抒”(吕留良、吴之振、吴自牧《宋诗钞•诚斋诗钞》),别转一路,自成一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诗风,创造了他的“诚斋体”,在诗歌史上独树一帜,建立了自己的诗派。 杨万里的诗歌作品不拘一格,富有变化,既有“归千军、倒三峡、穿天心、透月窟”的雄健奔逸气势,也有“状物姿态,写人情意,则铺叙纤悉,曲尽其妙”(周必大《跋杨廷秀石人峰长篇》)的委曲细腻功力。他的“诚斋体”诗,具有新、奇、活、快、风趣王幽默的鲜明特点,"流转圆美"(刘克庄《江西诗派小序•总序》),"活泼刺底"(刘祁《归潜志》卷8),尤其为人所称道。如《闲居初夏午睡起》:“梅子留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写得情致深婉,人称“胸襟透脱”(《鹤林玉露》甲偏卷4)。又如《戏笔》、《擞风伯》、《下横山滩头望金华山》、《夏夜玩月d》等,也都写得机智活脱,极有思致,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杨万里十分注意学习民歌的优点,大量汲取生动清新的口语人诗,往往“假辞谚语,冲口而来”(蒋鸿翔《寒塘诗话》),因而形成通俗浅近、自然活泼的语言特色。 杨万里是一位爱国志,士,他一生关心国家命运,留下了大量抒写爱国忧时情怀的诗'篇。特别是他充任金国贺正旦使的接伴使时,因往来江、淮之间,迎送金使哑亲眼看到沦丧于金国的宋朝大好河山和中原遗民父老,心中郁满国家残破的巨大耻辱和悲愤,爱国主义诗歌创作表现得最集中、最强烈。如著名的《初人淮河四绝句》:“船离洪泽岸头沙,人到淮河意不佳。何必桑乾方是远,中流以北即天涯!(其一)”“两岸舟船各背驰,波痕交涉亦难为。只余鸥莺无拘管,北去南来自在飞二”(其三〉唱出了灾难深重中爱国士人和广大人民的共同情感。又如在见到金山吞海亭已成专为金使烹茶的场所时,他发出痛苦的呼喊:“大江端的替人羞!金山端的替人愁!”(《雪雾晓登金山》)鞭挝了南宋小朝廷的屈辱和无能。此外如《题吁胎军东南第一山》、《读罪己诏》、《故少师张魏公挽词》、《虞ZE相挽词》、《宿牧牛亭秦太师坟庵》等,或寄托家国之思,或呼吁抗战复园,或歌颂抗金将领,或讽刺卖国权奸,都是直抒爱国思想的名篇。 杨万里的绝大部分爱国忧时诗篇,不象陆游那样奔放、直露,而是压抑胸中的万丈狂澜,凝蕴地底的千层熔浆,大多写得深沉愤郁,含蓄不露。如《过扬子江》:“携瓶自汲江心水,要试煎茶第一功。”表面似乎是说亲自动手汲水煎茶的雅兴,其实是蕴藏着深刻沉痛的感慨羞愤,须参照《雪雾晓登金山》一并领略。杨万里自己说过:“谁言咽月餐云客,中有忧时致主心。”(《题刘高士看云图》)他那些吟咏江风山月的写景抒情作品,不少也是抒写爱国情怀的诗篇。如《豫章江牵二首》、《九月十五夜月,细看桂校北茂南缺,未经古人拈出,纪以二绝句》、《月下果饮绝句》、《初丸夜月》等,都写得曲折多讽,意味深长,蕴含着对国家残破、中原未复的深沉郁愤。他晚年在《夜读诗卷》中曾沉痛自叙:“两窗两横卷,一读一沾襟;只有三更月,知予万古心。”其诗中寄寓的深意,值得后人细细咀嚼。 “吾生十指不沾泥,毛锥便得傲寰衣?”(《晚春行田南原》)杨万里不以士大夫自居,一生热爱农村,体恤农民,也写了不少反映农民生活的诗篇。如《悯农》、《农家叹》、《秋雨叹》、《悯旱》、《过白沙竹校歌》等写出农家生活的艰难和疾苦,1:歌舞四时词》、《插秧歌》等写出农民劳动的艰辛和欢乐,《望雨》、《至后入城道中杂兴》等写出对风调雨顺、安居乐业的喜悦和盼望,都具有比较高町,思想性和艺术性。 杨万里学问渊博,才思健举,写作极为勤奋,平生著述颇丰。相传有诗二万余首,现存诗4200余首,散文亦不乏佳品。今存《诚斋集》,有诗文133卷,由其长子杨长藉于嘉定元年(公元1208年〉编定。杨长濡(公元1157-1236年),字伯子,号东山,晚号农圃老人,官至福建安抚使、敷文阁学士,居官廉节,有惠政,亦博学有才,工诗善文。 作品目录 初夏睡起 昭君怨 晓出净慈送林子方 小池 闲居初夏午睡起 戏笔 宿新市徐公店 和段季承左臧惠四绝句 过上湖岭望招贤江南北山 读严子陵传 春晴怀故园海棠 读严子陵传 归去来兮引/归去来兮 过杨村 好事近 寄陆务观 念奴娇 伤春 晚风 武陵春 闲居初夏午睡起 晓出净慈寺 新柳 忆秦娥 昭君怨

F. 《宋史》卷三百二十一 列传第八十(2)

孙洙，字臣源，广陵人。羁丱能文，未冠擢进士。包拯、欧阳修、吴奎举应制科，进策五十篇，指陈政体，明白剀切。韩琦读之，太息曰："恸哭流涕，极论天下事，今之贾谊也。"再迁集贤校理、知太常礼院。

治平中求言，以洙应诏疏时弊要务十七事后多施行，兼史馆检讨、同知谏院，乞增谏员以广言路。凡有章奏，辄焚其稿，虽亲子弟不得闻。王安石主新法，多逐谏官御史，洙知不可，而郁郁不能有所言，但力求补外，得知海州。免役法行，常平使者欲加敛缗钱，以取赢为功，洙力争之。方春旱，发运使调民浚漕渠以通盐舸，洙持之不下，三上奏乞止其役。旱蝗为害，致祷于朐山，澈奠，大雨，蝗赴海死。

寻干当三班院。三班员过万数，功罪籍不明，前后牴牾，吏左右出入，公为欺奸。洙革其甚者八事，定为令。同修起居注，进知制诰。先是，百官迁叙，用一定之词，洙建言："群臣进秩，事理各异，而同用一词;至或一门之内，数人拜恩，名体散殊，而格以一律。苟从简便，非所以畅王言、重命令也。"诏自今封赠荫补，每大礼一易，他皆随等撰定。

元丰初，兼直学士院。澶州河平，作灵津庙，诏洙为之碑，神宗奖其文。擢翰林学士，才逾月，得疾。时参知政事阙，帝将用之，数遣中使、尚医劳问。入朝期日，洙小愈，在家习肄拜跽，偾不能兴，于是竟卒，年四十九。帝临朝嗟惜，常赙外赐钱五十万。

洙博闻强识，明练典故，道古今事甚有条理。出语皆成章，虽对亲狎者，未尝发一鄙语。文词典丽，有西汉之风。士大夫共以丞辅期之，不幸早世，一时悯伤焉。

丰稷，字相之，明州鄞人。登第，为谷城令，以廉明称。从安焘使高丽，海中大风，樯折，舟几覆，众惶扰莫知所为，稷独神色自若。焘叹曰："丰君未易量也。"知封丘县，神宗召对，问：卿昔在海中遭风波，何以不畏?"对曰："巨浸连天，风涛固其常耳，凭仗威灵，尚何畏!"帝悦，擢监察御史。治参知政事章惇请托事，无所移挠，出惇陈州。徒著作佐郎、吏部员外郎，提点利州、成都路刑狱。

入为殿中侍御史。上疏哲宗曰："陛下明足以察万事之统，而不可用其明;智足以应变曲当，而不可用其智。顺考古道，二帝所以圣;仪刑文王，成王所以贤。愿以《洪范》为元龟，祖训为宝鉴，一动一言，思所以为则于四海，为法于千载，则教化行，习俗美，而中国安矣。"刘奉世册立夏国嗣子乾顺，而乾顺来贺坤成节，奉世遽出境，稷劾之，奉世以赎论，迁右司谏。扬、荆二王为天子叔父，尊宠莫并，密令蜀道织锦茵。稷于正衙论曰："二圣以俭先天下，而宗王僣侈，官吏奉承，皆宜纠正。"既退，御史赵〈山几〉谓曰："闻君言，使〈山几〉汗流浃背。"改国子司业、起居舍人，历太常少卿、国子祭酒。车驾幸太学，命讲《书·无逸篇》，赐四品服，除刑部侍郎兼侍讲。元祐八年春，多雪，稷言："今嘉祥未臻，沴气交作，岂应天之实未充，事天之礼未备，畏天之诚未孚欤?宫掖之臣，有关预政事，如天圣之罗崇勋、江德明，治平之任守忠者欤?愿陛下昭圣德，祗天戒，总正万事，以消灾祥。"帝亲政，召内侍居外者乐士宣等数人。稷言："陛下初亲万机，未闻登进忠良，而首召近幸，恐上累大德。"

以集贤院学士知颍州、江宁府，拜吏部侍郎，又出知河南府，加龙图阁待制。章惇欲困以道路，连岁亟徙六州。徽宗立，以左谏议大夫召，道除御史中丞。入对，与蔡京遇，京越班揖曰："天子自外服召公中执法，今日必有高论。"稷正色答曰："行自知之。"是日，论京奸状，既而陈瓘、江公望皆言之，未能动。稷语陈师锡等曰："京在朝，吾属何面目居此?"击之不已，京遂去翰林。又乞辨宣仁诬谤之祸，且言："史臣以王安石《日录》乱《神宗实录》，今方修《哲宗实录》，愿申饬之。"时宦官渐盛，稷怀《唐书·仇士良传》读于帝前，读数行，帝曰："已谕。"稷为若不闻者，读毕乃止。

曾布得助嬖昵，将拜相，稷约其僚共论之。俄转工部尚书兼侍读，布遂相。稷谢表有佞臣之语，帝问为谁，对曰："曾布也。陛下斥之外郡，则天下事定矣。"改礼部。论宋用臣不当赐美谥，不为书敕。哲宗升祔，议功臣配享，稷以为当用司马光、吕公著。或谓二人尝得罪，不可用。稷曰："止论其有功于时尔，如唐五王岂非得罪于中宗，何嫌于配享?"又言："陛下以'建中靖国'纪元，臣谓尊贤纳谏，舍己从人，是谓'建中';不作奇技淫巧，毋使近习招权，是谓'靖国'。以副体元谨始之义。"禁内织锦缘宫帘为地衣，稷言："仁宗衾褥用黄絁，服御用缣缯，宜守家法。"诏罢之。

稷尽言守正，帝待之厚，将处之尚书左丞，而积忤贵近，不得留，竟以枢密直学士守越。蔡京得政，修故怨，贬海州团练副使、道州别驾，安置台州。除名徙建州，稍复朝请郎。卒，年七十五。建炎中，追复学士，谥曰清敏。

初，文彦博尝品稷为人似赵抃，及赐谥，皆以"清"得名。稷三任言责，每草疏，必密室，子弟亦不得见。退多焚稿，未尝以时政语人。所荐士如张庭坚、马涓、陈瓘、陈师锡、邹浩、蔡肇，皆知名当世云。

论曰：熙宁行新法，轻进少年争趋竞进，老成知务者逡巡引退，何其见几之明耶?獬议论剀切，精练民事，青苗法行，獬独幡然求去，至窘迫不堪，弗恤也。襄奋起海隅，屡折不变，学者卒从而化，乃心民事，死犹不已。公辅以忤安石见黜，洙为谏官不能言，至免役取赢，洙方力争，所谓不揣其本者欤!稷劾蔡京，论司马光、吕公著当配享庙庭，盖亦名侍从也。

吕诲，字献可，开封人。祖端，相太宗、真宗。诲性纯厚，家居力学，不妄与人交。进士登第，由屯田员外郎为殿中侍御史。时廷臣多上章讦人罪，诲言："台谏官许风闻言事，盖欲广采纳以补阙政。苟非职分，是为侵官。今乃诋斥平生，暴扬暧昧，刻薄之态浸以成风，请下诏惩革。"枢密副使程戡结贵幸，致位政地，诲疏其过，以宣徽使判延州。复上言："戡以非才罢，不宜更委边任;宣徽使地高位重，非戡所当得也。"兖国公主薄其夫，夜开禁门入诉。诲请并劾阍吏，且治主第宦者罪，悉逐之。御药供奉官四人遥领团练使，御前忠佐当汰复留，诲劾枢密使宋庠阴求援助，徇私紊法。诏罢庠而用陈升之为副使，诲又论之。升之既去，诲亦出知江州，时嘉祐六年也。

上疏请蚤建皇嗣，曰："窃闻中外臣僚，以圣嗣未立，屡有密疏请择宗人。唯陛下思忠言，奋独断，以遏未然之乱。又闻太史奏，彗躔心宿，请备西北。按《天文志》，心为天王正位，前星为太子，直则失势，明则见祥。今既直且暗，而妖彗乘之，臣恐咎证不独在西北也。自夏及秋，雨淫地震，阴盛之沴，固有冥符。近者宗室之中，讹言事露，流传四方，人心骇惑，窥觎之志，可不防其渐哉!愿为社稷宗庙计，审择亲贤，稽合天意，宸谋已定，当使天下共知。万一有奸臣附会其间，阳为忠实，以缓上心，此为患最大，不可不察也。"仁宗以诲章付中书韩琦，由此定议。

召为侍御史，改同知谏院。英宗不豫，诲请皇太后日命大臣一员，与淮阳王视进药饵。都知任守忠用事久，帝之立非守忠意，数间谍东朝，播为恶言，内外汹惧。诲上两宫书，开陈大义，词旨深切，多人所难言者。帝疾小愈，屡言乞亲万几。太后归政，诲言于帝曰："后辅佐先帝历年，阅天下事多矣。事之大者，宜关白咨访然后行，示弗敢专。"遂论守忠平生罪恶，并其党史昭锡窜之南方。内臣王昭明等为陕西四路钤辖，专主蕃部。诲言："自唐以来，举兵不利，未有不自监军者。今走马承受官品至卑，一路已不胜其害，况钤辖乎?"卒罢之。

治平二年，迁兵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上言："台谏者，人主之耳目，期补益聪明，以防壅蔽。旧三院御史，常有二十员，而后益衰减，盖执政者不欲主上闻中外之阙失。今台阙中丞，御吏五员，惟三人在职，封章十上，报闻者八九。谏官二人，一他迁，一出使，言路壅塞，未有如今日之甚者。窃为陛下羞之。"帝览奏，即命邵必知谏院。

于是濮议起，侍从请称王为皇伯，中书不以为然，诲引义固争。会秋大水，诲言："陛下有过举而灾沴遽作，惟濮王一事失中，此简宗庙之罚也。"郊庙礼毕，复申前议，七上章，不听;乞解台职，亦不听。遂劾宰相韩琦不忠五罪，曰："昭陵之土未干，遽欲追崇濮王，使陛下厚所生而薄所继，隆小宗而绝大宗。言者论辨累月，琦犹遂非，不为改正，中外愤郁，万口一词。愿黜居外藩，以慰士论。"又与御史范纯仁、吕大防共劾欧阳修"首开邪议，以枉道说人主，以近利负先帝，陷陛下于过举"。皆不报。已而诏濮王称亲，诲等知言不用，即上还告敕，居家待罪，且言与辅臣势难两立。帝以问执政，修曰："御史以为理难并立，若臣等有罪，当留御史。"帝犹豫久之，命出御史，既而曰："不宜责之太重。"乃下迁诲工部员外郎、知蕲州。

神宗立，徙晋州，加集贤殿修撰、知河中府。召为盐铁副使，擢天章阁待制，复知谏院，拜御史中丞。初，中旨下京东买金数万两，又令广东市真珠，传云将备宫中十阁用度。诲言："陛下春秋富盛，然聪明睿知，以天下为心，必不留神于此，愿亟罢之。"

王安石执政，时多谓得人。诲言其不通时事，大用之，则非所宜。著作佐郎章辟光上言，岐王颢宜迁居外邸。皇太后怒，帝令治其离间之罪。安石谓无罪。诲请下辟光吏，不从，遂上疏劾安石曰："大奸似忠，大佞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诈，陛下悦其才辨而委任之。安石初无远略，惟务改作立异，罔上欺下，文言饰非，误天下苍生，必斯人也。如久居庙堂，必无安静之理。辟光之谋，本安石及吕惠卿所导。辟光扬言：'朝廷若深罪我，我终不置此二人。'故力加营救。愿察于隐伏，质之士论，然后知臣言之当否。"帝方注倚安石，还其章。诲求去，帝谓曾公亮曰："若出诲，恐安石不自安。"安石曰："臣以身许国，陛下处之有义，臣何敢以形迹自嫌，苟为去就。"乃出诲知邓州。苏颂当制，公亮谓之曰："辟光治平四年上书时，安石在金陵，惠卿监杭州酒税，安得而教之?"故制词云："党小人交谮之言，肆罔上无根之语。"制出，帝以咎颂，以公亮之言告，乃知辟光治平时自言他事，非此也。诲之将有言也，司马光劝止之，诲曰："安石虽有时名，然好执偏见，轻信奸回，喜人佞己。听其言则美，施于用则疏;置诸宰辅，天下必受其祸。且上新嗣位，所与朝夕图议者，二三执政而已，苟非其人，将败国事。此乃腹心之疾，救之惟恐不逮，顾可缓耶?"诲既斥，安石益横。光由则服诲之先见，自以为不及也。

明年，改知河南，命未下而寝疾矣。旋提举崇福宫，以疾表求致仕曰："臣本无宿疾，医者用术乖方，妄投汤剂，率任情意，差之指下，祸延四支。一身之微，固无足恤，奈九族之托何!"盖以身疾谕朝政也。

诲三居言责，皆以弹奏大臣而去，一时推其鲠直。居病困，犹旦夕愤叹，以天下事为忧。既革，司马光往省之，至则目已瞑。闻光哭，蹶然而起，张目强视曰："天下事尚可为，君实勉之。"光曰："更有以见属乎?"曰："无有。"遂卒，年五十八，海内闻者痛惜之。

元祐初，吕大防、范纯仁、刘挚表其忠，诏赠通议大夫，以其子由庚为太常寺太祝。自诲罢去，御史刘述、刘琦、钱顗皆以言安石被黜。

刘述字孝叔，湖州人。举进士，为御史台主簿，知温、耀、真三州，提点江西刑狱，累官都官员外郎，六年不奏考功课。知审官院胡宿言其沉静有守，特迁兵部员外郎，改荆湖南北、京西路转运使，再以覃恩迁刑部郎中。

G. 诗人王十朋简介

王十朋（1112年11月9日—1171年8月6日），字龟龄，号梅溪。于宋徽宗政和二年十月十八日（1112年11月9日）在乐清四都左原（今浙江省乐清市）梅溪村出生。

王十朋少时颖悟强记，七岁入塾，十四岁先后在鹿岩乡塾、金溪邑馆、乐清县学读书，学通经史，诗文名闻远近。

十九岁时写出“北斗城池增王气，东瓯山水发清辉”的名句。其才华震动了浙南的诗坛。

三十三岁时，王十朋在家乡创办梅溪书院授徒，次年入太学。由于当时南宋政治腐败，奸臣秦桧专权，科场黑暗，屡试不第。

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秦桧病死。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四十六岁的王十朋以“揽权”中兴为对，被宋高宗亲擢为进士第一（状元）。

隆兴元年（1163年），张浚北伐失利，主和派非议纷起。王十朋上疏称恢复大业不能以一败而动摇，未被采纳。出知饶、湖等州，救灾除弊，颇有政绩。

乾道四年（1168年），王十朋被起用为泉州知州。

乾道五年（1169年）冬，王十朋卸任。

乾道七年（1171年），王十朋被任命为太子詹事，旋即以龙图阁学士致仕。七月初三（8月6日），王十朋在乐清县家中逝世，享年六十岁。

(7)建炎家居扩展阅读：

王十朋的个人作品

王十朋计有诗1700多首，赋7篇，奏议46篇，其他如记、序、书、启、论文、策问、行状、墓志铭、祭文、铭、赞等散文、杂文140多篇，都收入《梅溪先生文集》前后集中。此外还有《春秋》、《论语》讲义8篇等。

201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有《王十朋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