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氏傢具

㈠ 風水魚缸擺放

一、 購買魚兒的總數必須為單數。
二、 養魚數目建議養七條，但不要把清道夫魚及其它體積細小的小魚算進去。當然還要視乎魚缸大小和魚的種類。 而裡面上的假魚缸擺設，其風水作用不大。
三、 一缸魚中一定要穿插一尾深黑色的魚類。才有穩定、鎮厄效果，否則雖然發了財，未必留得住。
四、 一般辦公室的財位是在出入門口的對角位置，而其財位適合置魚缸。且絕不能放置雜物，或任由牆角、地板剝裂。另切忌勿擺在宅心。
五、 如魚缸挨著牆壁，牆上可以掛上瀑布、大海之類的照片。象徵財源生生不息，且難以計量。魚缸要保持干凈，生病的魚要立刻撈走。
六、 錢財與富裕屬東南方，事業成功則屬北方，故可將魚缸置於東南方或北方。
七、 北方在五行中屬水，喜用色是黑、藍色。故如在北方放置魚缸可與藍色絲織品搭配。
八、 東南方在五行中屬木，喜用色是綠色。而且水生木，故在東南方配合魚缸擺設圓葉的綠色植物，可有不錯的效果。
九、 切勿在魚缸旁擺設屬五行相剋（火、土）器具及方位相剋之顏色物品。
十、 魚缸擺設地點需遠離窗戶等陽光可直接照射的地方，以陰暗處為原則。
希望用養魚來提升辦公風水是可行之法，但是要正確的養魚，這樣才能真正的達到自己期望的效果。

㈡ 客廳沙發後面掛什麼畫合適

大氣的國畫山水畫是相當合適的，可以給你看幾幅來自」易從字畫」的山水畫作品。

此幅作品為曾耀明老師力作，作品意境簡淡婉約，賞心悅目!用筆蒼勁有力，以遒勁的線條刻畫峰巒山石挺拔的雄姿。整個畫面給人以雲霧繚繞，煙雨蒙蒙的感覺，朦朧的雲霧山，清幽的灕江水，閑散舒適的幾頭牛兒在岸邊啃著草，一種船停在水上，幾只小船停靠在岸邊，遠處飛翔著一群鳥兒，使整幅畫充滿著溫馨舒適、和諧浪漫的感覺。

㈢ 清朝思想傢具有反對君主的思想,難道不受文字獄的牽連嗎

你好，很高興為你解答：

清朝後期，那種社會形勢，抓不過來了。
再說，也得到大眾的共識了。

文字獄
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
從秦代的焚書坑儒,到清代的文字獄,我們的文化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浩劫.統治階級為了更好地禁錮人們的思想,除了人為地創造出文字獄這樣的世間悲劇,他們還能做些什麼呢?
而文化的浩劫,卻給我們帶未了無窮的災難和落後.又有誰能說這些不是阻礙中國歷史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呢?
文字獄,顧名思義,就是因文字的緣故所構成的罪案,在中國封建專制主義社會里,專制統治考往往借「疑似影響之詞」,羅列罪狀,濫殺無辜,以達到消除異端,箝制思想,維護專制統治的目的.歷史上,因文字獲罪的案件屢見不鮮,而數量之多,株連之廣,處罰之殘酷,清代為最,文字獄一詞,就出於清代.
清代的文字獄,是在其政權基本穩定以後,隨著統治者對思想文化領域控制的加強而產生的,它始於康熙,發展於雍正,到乾隆時期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乾隆時期,不僅文字獄定罪的范圍超過了康熙、雍正時期,而且案件數量也增至康雍兩朝合計次數的數倍.特別是乾隆查繳禁書期間,各類文字獄層出不窮,數量急增.
清代文字獄之多,有其特殊的歷史因素.李自成推翻明朝,吳三桂引清軍入關,後來清統一中國,可謂漁人得利.清朝統治者以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從漢族傳統觀念來看,這叫做「乾坤反覆,中原陸沉」,千百年來形成的華夏正統思想,是清朝統治者不能用武力奪得的.漢族知識分子所具有的強烈的民族思想和反清意識,大量地反映在明末清初時期的各種著述里,遐邇流傳、影響深遠.這對清朝統治者來說,無疑是一種潛在威脅,使他們坐卧不安.雍正帝說過：「從來異姓先後繼統、前朝宗姓臣服於後代者其多、從未有如本朝奸民,假稱朱姓,搖惑人心,若此之眾者.」為鞏固清朝的統治地位,清代統治者對漢族反清思想防範惟恐不嚴,打擊惟恐不力,到乾隆時更發展到了病態的猜忌和恐懼,必欲徹底泯滅漢人的民族意識和民族氣節而後快.民族矛盾、民族斗爭又同滿州貴族與漢族地主階級非當權派之間的矛盾和斗爭、同農民階級反抗封建壓迫的階級斗爭互相交織,彼此激盪,尤以清初表現最為激烈.從順治到乾隆可統計到的約160起文字獄中,大部分案件或有反清的性質,或以蓄意羅織的反清罪狀而成獄,清楚地表明清代文字獄的特殊歷史背景是民族矛盾、民族斗爭的持續存在.
清朝統治者在對各族上層分子進行籠絡利誘的同時,還努力加強文化思想上的統治.統治者大力提倡程朱理學,積極進行思想誘導.為此收羅一些理學家,纂修《性理精義》等書,頒行天下,企圖將理學中的「忠」、「孝」思想加以推廣,以此束縛人們的思想,麻痹人民的鬥志.對不利於他們統治的思想言行,則進行嚴厲鉗制和殘酷鎮壓.對一切文字著述,只要清朝統治者認為觸犯了君權,或者有礙於自己的統治,便被視為「狂吠」、「異端」、「悖逆」,必興起大獄,置之重典,往往一案株連數百人.
1663年(康熙二年),發生了整個清代文字獄災上一件罕見的大案——庄廷龍明史獄.庄廷龍家是浙江湖州有名的富戶.他本人雙目皆盲,不很通曉史事,但他想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很受鼓舞.也想學左丘明搞一部傳世的史作.於是他出錢購買了明末年間朱國禎寫的一部未完成的《明史》,又招集了當地有志於纂修前明歷史的人才,補寫崇禎朝和南明史事.在敘及南明史事時,仍然信捧南明的正統.不承認清朝的正統地位.書中還提到明末建州女真與明朝關系,這是清朝統治者極為忌諱的事.這部《明史》刊刻後,被一個因貪贓而撤職的知縣吳之榮看到,便買了一本去恐嚇庄廷龍的父親——此時庄廷龍已死——卻被頂了回來,這是因為庄廷龍的父親已買通了官府,有恃無恐.吳之榮一氣之下,告到了北京.清廷自然十分重視,嚴加究辦.庄廷龍依照大逆律被剖棺戮屍,庄氏全族和為此書寫序、校對以及買書、刻字、賣書、印刷的共70餘人被殺,還有幾百人充軍邊疆.
1728年(雍正六年),湖南士人曾靜、張熙策動手握兵權的四川總督岳鍾琪謀反而引發的呂留良案.成為雍正在位期間第一大案,呂留良是明末清初著名理學家,浙江石門人.他所寫的許多詩文和日記中,有大量激烈的夷夏之防等言論.他在評選科舉考試的墨卷時,發揮了儒家「夷夏之防」的思想,闡發民族大義,自然具有反抗清朝民族壓迫的一面,但他不把「夷狄」當人類看待,甚至視同禽獸,也未能擺脫大漢族主義的錯誤立場.在評選時文時,呂留良主張首先要分清是「華」還是「夷」,然後才能講君臣之間的倫理關系.「華夷之分,大過於君臣之倫」.曾靜讀了呂留良評選的時文,由「夷夏之防」推出了清朝入主中原是「夷狄盜竊天位」,並導致了反清的實際行動.呂留良早死,曾靜與弟子張熙,因受其思想影響,列舉了雍正帝九條罪狀,勸岳飛後裔四川總督岳鍾琪反清,結果岳鍾琪密報朝廷,將呂留良的家屬、師徒,以及其他與此有關的人員一律治罪.死者戮屍,活者斬首,受牽連者或殺或流,或發配為奴,輕者也被杖責.清廷並於第二年九月,將呂、嚴、曾、沈所著之書及其言論和歷次所下諭旨勒為《大義覺迷錄》一書,頒行天下.以示警戒.並讓曾靜、張熙親自到東南各省學府宣講,當眾認錯,以消彌東南各省文人的反清情緒.
到乾隆中期,形成了一個文字獄高潮.1750年,出現了轟動一時的偽造孫嘉淦奏稿案.孫嘉淦歷任左都御史、吏部和刑部尚書及直隸總督、湖廣總督等中央、地方要職,以敢於直言極諫著稱,在社會上有很高的聲望.7月,江西千總盧魯生與守備劉時達合謀,編造了一個指責乾隆帝錯誤的奏稿,假託是孫嘉淦寫的.盧、劉的意圖是藉此聳動人心,製造輿論,以制止乾隆帝的首次南巡.到1751年6月,假奏稿流傳到雲南時被乾隆帝發現,由此順藤摸瓜,輾轉根究,開始了在全國范圍的追查偽稿作者的活動,結果全國18直省,都在暗中流傳,甚至統治階級上層人物也牽涉其中.尤以湖廣、江西最多.到1753年2月,乾隆帝感到再追查下去弊多利少,下令將盧魯生、劉時達處死,停止追查偽稿,草率結案.
乾隆帝接受了偽稿案的教訓,決心大力強化對思想意識的控制.於是在全國雷厲風行開展查辦禁書運動.所查禁書范圍之廣、年代之長,是歷史上少見的.從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到48年在短短的7年中,見於記載的文字獄多達五十幾起.這是清代文字獄,乃至中國古代文字獄的空前高峰.
乾隆四十二年,江西新昌舉人王錫侯注改《康熙字典》,因對乾隆帝的名字「弘歷」二字沒有分析頌揚,就被定為「大逆」之罪.巡撫海成奏請將王錫侯革去舉人功名,乾隆認為從罰太輕,指責海成包庇罪犯,擬斬監候,布政、按察諸使都被革職.四十三年,東台縣令告發本地舉人徐述夔所作詩句中有「大明天子重相見,且把壺兒擱半邊」,「明朝期振翮,一舉到清都」等句.乾隆帝認為其詩有「興明朝,去清朝」之意,下令戮述夔及其子懷祖之屍,並將其孫解京正法,詩集銷毀,當地藩司陶易等連坐置重典.為徐詩作序的已死禮部尚書沈德潛,也被戮屍.
由於文字獄過於嚴酷,許多文人「以文為戒」,生怕一不小心觸犯忌諱,所以詩不敢作,文不敢寫,即使寫出來,都言不由衷,辭不達意,晦澀難懂.乾隆時御史曹一士曾上疏說「比年以來,小人……往往挾持睚眥之怨,借影響之詞,攻詰詩書,指摘文字.有習見事生風,多方窮鞫,或至波累師生、牽連親故,破家亡命」.這便是當時的恐怖現實.
清代文字獄是封建專制主義空前強化的產物,其根本目的是要在思想文化上樹立君主專制和滿洲貴族統治的絕對權威.這種文字獄造成了極其嚴重的社會後果,影響了中國社會的進步和發展.當歷史進入18世紀,西方各國已經先後掙脫封建制度的鎖鏈,走上資本主義道路,政治、經濟、科學、技術等都在迅猛發展.而我們,由於特殊的歷史環境和現實的種種原因,仍然頑固地緊閉著與西方交流的大門,而且蠻橫地推行文化專制主義政策,利用文字獄的極端手段,消除異端,禁錮思想,統制言論,維護封建統治.直接地、人為地造成整個社會的落後,拉大了與西方的差距,阻礙了中國社會的進步和發展.最終導致了中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地位的形成.

望採納~~~~~~~~~~~~~~~~~

㈣ 衍聖公府的府內建築

入聖人之門，迎面是一座小巧玲瓏、別具一格的屏門，此門建於明弘治十六年（1503年），門為木構，四周不與垣牆連屬，獨立院中，類似遮堂門。屏門頂覆灰瓦。門楣因懸明世宗親頒「恩賜重光」匾額，故稱「重光門」。門的四根圓柱下有石鼓夾抱，上面承托著彩繪的屋頂，前後各綴有 四個倒垂的木雕貼金花蕾，故又稱「垂花門」。在建築工藝上很有研究價值。過去，重光門平時是不開的，每逢孔府大典、皇帝臨幸、宣讀詔旨和舉行重大祭孔禮儀時，才鳴禮炮開啟。
重光門因獨立院中，把前院和後院隔絕開來，所以又叫「塞門」。據說這樣的塞門一般官司宦人家是無資格建立的，只有封爵的「邦君」才能享受此榮，故《論語·八佾》中有「邦君樹塞門」的記載。重光門兩面三刀側的東西廳房，是孔府仿照封建王朝的「六部」而設立的六廳。 過重光門，院中有一片台基，台上原有日晷等物，其後便是寬敞的正廳，即孔府大堂。這是當年衍聖公宣讀聖旨接見官員、申飭家法族規、審理重大案件，以及節日、壽辰舉行儀式的地文。廳堂5間，進深思3間，灰瓦懸山頂。檐下用一斗二升交麻葉斗拱，麻葉頭出鋒，座鬥鬥欹，具有明代風格。大堂中央有一繪流雲、八寶暖閣，正中的太師椅上，披鋪一張斑瓓虎皮，椅前狹長高大的紅漆公案上，擺著文房四寶、印盒、簽筒。
大堂正中懸掛著一個「統攝宗姓」匾，上刻清世祖順治六年（公元1649年）諭旨，要衍聖公「統攝宗姓，督率訓勵，申飭教規，使各凜守禮度，無玷聖門 」，規定了衍聖公在孔氏家族中的種種特權。從唐代起，朝廷就規定曲阜縣令由衍聖公兼任，明代以後，規定由衍聖公保舉孔氏族人兼任。
堂內兩旁及後部陳列著正一品爵位的儀仗。如金瓜、朝天鐙、曲槍、雀槍、鉤連槍、更鼓、雲牌、龍旗、鳳旗、虎旗、傘、扇等還有一些象徵其封爵和特權的紅底金字官銜牌，如「襲封衍聖公」、「光祿寺大夫」、「賞戴雙眼花翎」、「紫禁城騎馬」、「奉旨稽查山東全省學務」等，每當衍聖出行時，都有專人執掌，以示威嚴。
大堂之後有一通廊與二堂相連，兩堂呈「工」字形。通廊里有一條大長紅漆凳，稱「閣老凳」。據傳明代權臣嚴嵩被劾將要治罪時，曾到孔府來托其孫女婿衍聖公向皇帝說情，孔府主人未允。此凳系當年嚴閣老坐候之物。 二堂之後有個不大的庭院兩棵沖天挺拔的蒼檜並列兩旁,6個石雕盆內各立一塊奇形怪狀的太湖石此院的北屋即三堂。三堂也叫退廳是衍聖公接見四品以上官員的地方，也是他們處理家族內部糾紛和處罰府內僕役的場所此院的東西配房各有一進院落，東為冊房掌管公府的地畝冊契，內為司房掌管公府的總務和財務；西為書房，為當年公府的文書檔案室。
三堂之後，便是孔府的內宅部分，亦稱內宅院。有道禁門---內宅門與外界相隔。此門戒備森嚴，任何外人不得擅自入內。清朝皇帝特賜虎尾棍、燕翅鏜、金頭玉棍三對兵器，由守門人持武器立於門前，有不遵令擅入者「嚴懲不貸」。 貪壁正北迎面就是正廳7間，名叫前上房。這是孔府主人接待至親和近支族人的客廳， 也是他們舉行家宴和婚喪儀式的主要場所。院內東西兩側各有一株茂盛的十里香樹，每當春夏相交時節，潔白的花朵散發出陣陣清香，房前有一大月台，四角放著四個帶鼻的石鼓，是當年府內戲班唱戲時扎棚的腳石。清末孔府養著幾十人的戲班子，主人一聲令下，馬上開鑼唱戲。前上房內，明間敞亮，正中高懸「宏開慈宇」的大匾，中堂之上，掛有一幅慈禧親筆寫的「壽」字。
室內傢具精美，文物古玩，琳琅滿目。東側間，陳列著乾隆皇帝送給孔府的荊根床、椅。桌上放有同治皇帝的聖旨原件。還有色彩鮮艷、花紋古樸的明代「景泰藍」。梢間中間桌上擺設著一大套滿漢餐具，共同404件。器皿上分別雕有鹿、鴨、魚等，可按其形盛菜，一餐上菜多達190道。長期以來，孔府形成了一種精細獨特的菜餚---孔府菜。各種菜製做講究，取名典雅，如綉球魚翅、珍珠海參、神仙鴨子、詩禮銀杏、玉筆蝦仁等名菜，色、香、味、形俱佳。西里間，為孔子七十六代孫、衍聖公孔令貽簽閱文件的地方，桌上放有文房四寶，書架上還陳列著儒家經書和孔氏家譜。前上房院的東西兩側各有五間配房，是孔府收藏日用禮器的內庫房和管帳室。 過前後抱廈，進入後堂樓院。後堂樓是二層前出廊的7間樓房，東西兩側有二層前出廊的配樓各3間。後堂樓是孔子七十七代孫、衍聖公孔德成的住宅。
堂中陳列著孔結婚時的用品，以及當時友人贈送的字畫和禮品。東里間為當時的接待室，擺設著中西結合的傢具，里套間是孔德成和夫人孫琪芳的卧室。東牆上的鏡框內鑲有孔德成夫婦及兒女的合照，後堂皇樓西邊的兩間是孔德成夫人奶媽的卧室。院內的樓是當年府內做針線活的地方，西樓是招待內客親屬的住宅。後堂樓西邊還有一座樓，為佛堂樓，是衍聖公燒香拜佛的處所。後堂樓之後還有5間正房，叫後五間，舊稱棗槐軒，原是衍聖公讀書的處所，清末成為女傭的住宅。 孔府花園位於孔府九進大院的最後部分，佔地五十餘畝。園雖然不廣，但假山、池水、竹林、石島、亭台、水榭、花塢、曲橋、香壇、客廳等一一俱全。四十年代筆者曾往游，記得花園假山位於園之東南，皆由各地奇石怪岩構成，依山勢而論，有遠山近水之分，高峰低巒之別，巉岩幽谷，盤回曲折，洞邃峰奇，若隱若現，羊腸小道，台階相砌，花木扶疏，從山下一直長到山頂。園林師別具匠心，為使假山噴珠撒玉，特別在山邊沿巧布太湖石，平時泉水滴滴，雨天瀑布飛掛，景色之美如同仙境。
孔府花園又名鐵山園。其實鐵山園內並無鐵山，只在花園西北隅有幾塊形似山峰的鐵礦石。此石系孔慶容在清嘉慶年間重修花園時移入的，稱天降神三環路助他修園，他自己從此也以「鐵山園主人」自稱。
花園建於明代弘治十六年（公元1503年），重修擴建孔府時同時修建，由長沙李東陽監工設計。李東陽當時是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國史總裁，他為什麼親自設計。因為李東陽的女兒嫁給了孔子六十二代孫、衍聖公孔聞韶，做了一品公夫人，為了女兒，他才如此大賣力氣，修建花園。在修建完孔府和孔廟後，李東陽曾4次作詩寫賦，勒碑刻銘，記此盛舉。此次修建之後，到明代嘉靖年間，嚴嵩取代了李東陽的地位，也是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國史總裁，為當朝首相。他也看中了孔府，把自己的孫女嫁給了孔子六十四代孫、衍聖公孔尚賢為一品夫人。嚴嵩又幫助衍聖公擴建重修孔府和整修花園，從各地名山搬來奇石怪岩，從各地園林移植名花奇草，使得孔儲花園更為可觀。合傲岱岩松。
孔府花園從李東陽、嚴嵩到乾隆皇帝，前後3次大修，其間還有中修和小修，因此花園越修越大，佔地10餘畝。其中有山、水、林、曲橋、花塢、水榭、噴泉，還有水中石島、乘涼的花廳、敬花神的石壇、賞月的涼台、焚香讀書的壇屋。園內還有一株近400年的「五君子柏」，一樹五枝，中生一株槐樹，因此又名「五柏抱槐」，有詩贊曰：五干同枝葉，凌凌可耐冬。聲疑喧虎豹，形欲化虯龍。曲徑陰遮暑，高槐翠減濃。天然君子質，合傲岱岩松。

㈤ 倭寇的來歷：倭寇與朝鮮的關系

目前已知的最早關於「倭寇」的記載,是來源自東晉時期位於中國東北和朝鮮半島北部的高句麗政權。頌揚高句麗王國的第十九代國王好太王(廣開土王)的「好太王碑」碑文第二段有這樣的記載,廣開土王十四年(公元404)甲辰條說:"倭寇潰敗,斬殺無數"。這是現在找到的最早的「倭寇」一詞。不過好太王碑里的「倭寇」指的是入侵朝鮮半島的日本侵略軍,而不是指後世的那個「海盜集團」。

中國正史從《漢書》開始一直到唐朝,都習慣用「倭國」來代稱大和政權。唐高宗時期大和定國號為「日本」,因此唐朝之後的史書中多以「日本」稱呼大和朝廷。

而「寇」這個詞,《書經》中解釋為「群行攻劫」,《左傳》則多指「外人入侵」。

而「倭寇」這一詞成為術語固定下來,應該是在高麗王朝時期。

《高麗史》是公元1415年,李氏朝鮮文宗大王元年時,金宗瑞,鄭麟趾兩人奉國王之命編寫的關於前朝高麗王朝的官修史書,共一百三十九卷。在存世不多的高麗王朝時期的史料中《高麗史》顯得格外珍貴。其中《高麗史》高宗十年(1223)五月條記載的《倭寇金州》一句,是目前「倭寇」在書面文字里最早的出現。但是這一文句應當被讀為《倭寇金州》。可見這里的倭寇還不是一個名詞,因而不能從此處理解出當時已經有倭寇這個固定的概念。

倭寇這個詞成為固定用語的時間,史學界頗有爭議。中村榮孝認為是高麗忠烈王四年(1278)。田中健夫認為是高麗忠定王二年(1350)之後,即《高麗史》和《高麗史節要》等史料在記述1350年在固城,竹林,巨濟等地方有倭寇侵略時所說的「倭寇之侵,始於此」或者「倭寇之興,始於此」。這里的「倭寇」一詞顯然已經成了慣用語,說明此時倭寇的觀念已經固定在朝鮮半島人的思維里了。

倭寇活動從何年開始,到何年結束,是一個難解的問題。因為「倭寇」一詞早在東晉時期已經初次出現,但我們一般認識中那種類似海盜的「倭寇」則是要到14世紀才出現的。所以我們把重點放在14世紀及其之後。

一般相當中國元明時期在東亞海域活動的倭寇被分為「前期倭寇」(14-15世紀)和「後期倭寇」(16世紀)。這兩個時期的倭寇無論從活動地域還是組成人員和發生原因,性質上都大不相同。

倭寇的活動地域,從14世紀的朝鮮半島和日本沿岸發展到中國沿海,到16世紀已經包攬了幾乎中國所有沿海地區,勢力一度到達台灣和菲律賓,可以說整個東亞的海域都成了倭寇橫行之地。

十四世紀到十五世紀的前期倭寇中大多數是日本人,其中有被叫做「禾尺」「才人」的朝鮮半島賤民階層的參與。而十六時期的倭寇則以中國沿海人民為主,兼有朝鮮人,日本人,西班牙人,荷蘭人的加入。

而產生原因,前期倭寇主要因為蒙古的興起使得高麗王朝深受壓迫,無力再維持和日本地方政權的進奉船貿易。再加上日本國內南北朝內亂,大量御家人(直屬於幕府的武士)貧窮難以生活所以形成了前期倭寇。也正是因此,前期倭寇主要掠奪的都是生活用品,比如糧食和人口。

而後期倭寇產生的原因主要是因為明朝的海禁政策,所以後期倭寇集團形成的原因主要走私貿易集團的支持,暴行不代表它的全部面貌。

高麗王朝時代,高麗政府和日本政府並沒有建立起官方外交,甚至連禮儀性的使節訪問都沒有。但從十一世紀之後,經常有日本船隻前往高麗進行貿易。這些到高麗做貿易活動的日本人,在《高麗史》中被稱作「日本國船頭,薩摩州人,築前州商客,對馬島事務官等通好之人」。因為對馬島離高麗王朝距離最短,島民也依靠貿易為生,所以這些商人中出身對馬的最多。作為進奉商品帶去高麗的多數是土特產,但也有珍珠,寶刀,牛馬,弓箭,刀劍等品名,許多也都是朝鮮半島不出產的東西。

到十三世紀中葉,高麗王朝逐漸以「進奉船」稱呼這些日本商船。但是高麗王朝對於這種貿易形式並不熱衷,限定進奉船每年只能來一次,一次不可超過兩艘。而不久之後,興盛的蒙古帝國開始侵犯高麗,高麗在和蒙古的鬥智斗勇中不斷虛耗國力,無力再維持進奉船貿易。因此進奉船貿易廢止之後,原本依賴此生活的商民,隨時有變為海盜的可能。史書當中,14世紀倭寇的出現與進奉船的斷絕也近乎是同一時期。

高麗高宗十年(1223年,日本貞應二年)五月「倭寇金州」 。次年(1224年,高麗高宗十一年,日本安貞元年),高麗王朝全羅道按察使的使者來到日本大宰府(七世紀後半葉,天皇朝廷在九州築前國設立的地方行政機構,管轄西海道九國和壹岐,對馬,多禰三島。執掌外交,兼防外寇),列訴日本人在高麗的掠奪暴行,質問其發生的原因。很顯然此次高麗出使就是為了去年日本人侵犯金州之事而來。高麗使節的牒文中明確說了侵犯金州的是旅居高麗的對馬島人,這種暴力破壞了友好關系。

據《高麗史》記載,同年五月,日本國致書來謝「賊船寇邊之罪」,願意修好互市。而大宰府次官武藤資賴甚至無視京都的意見,擅自追捕並在高麗使節面前斬殺九十個日本歹徒。如此大膽的行為可能是為了恢復進奉貿易。

高宗十五年後,《高麗史》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再提及倭寇入侵之事。日本方面的史料明顯的也只有《吾妻鏡》里的一條,說貞永元年(1232年,高麗高宗十九年)築前鏡社居民襲擊高麗,掠奪珍寶而歸受到了懲罰。這可能是由於大宰府對海賊的打壓和高麗因為與蒙古抗爭開始注意沿海防備有關。

元朝兩次攻伐日本的事情愛好歷史的朋友應該都知道,但是受元朝摧殘的高麗遠比日本的境遇要凄慘。元太宗窩闊台即位的第三年,也就是1231年,高麗高宗十八年,蒙古就開始對高麗用兵。高麗王朝被迫放棄首都開京,遷移到江華島,在崔氏武人政權的領導下抵抗蒙古侵略。但蒙古軍隊在1232年,1235-1239年,1247-1248年,1253-1254年反復進行攻打高麗的戰爭。直到高麗高宗離開江華島迎接蒙古使者,派王子做人質,蒙古才撤軍。

但1254年,蒙古再次入侵,據說俘虜高麗人民二十萬,所到之處化為灰燼。1255年,1257年,1258年又三次入侵高麗,直到1259年高麗投降,王世子前往蒙古為人質,答應遷都開京為止。

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後,對高麗的政策逐漸懷柔。蒙古與高麗聯手攻打日本,也就是文永之役和弘安之役時,正是高麗元宗和忠烈王時期,高麗史里幾乎看不到日本入侵的記載。 而到了1350年,高麗忠定王二年,元順帝至正十年,日本觀應元年。一下子就發生了6次倭寇入侵高麗的記錄,頻率之高前所未有。此時正是日本與高麗斷絕關系,元朝再次與高麗發生戰爭,高麗王朝無比疲敝的年代。這就為倭寇的隨時發生產生了條件。從此之後直到高麗王朝倒台的1392年,倭寇騷擾朝鮮半島沿岸持續了四十年,並愈演愈烈。

高麗忠定王之後的恭愍王時期(1351-1374),是倭寇活動的大規模化時期,相當我國元順帝至正十一年到明太祖洪武七年。高麗王朝的經濟因為倭寇受到很大打擊,以至於1358年財政困難,不能支付官員俸祿。在經濟危機的同時,軍政也走向奔潰,地方行政陷入停滯。為了緩解這種情況,高麗王朝採取了疏散官庫的措施,把容易成為倭寇劫掠目標的全羅道等沿海地方的倉庫遷移到內陸地區。

高麗恭愍王時期倭寇的特點有三:

第一,行動的目標在於掠奪糧食等生活必需品,也就是以運送租糧的漕船與儲藏租糧的官庫為主要攻擊對象。

第二,倭寇的活動從沿海逐漸深入朝鮮半島內地,甚至一度到達高麗首都開京附近。

第三,倭寇的規模從二十艘左右的船隊發展到有船四百多艘的大規模入侵。

從高麗恭愍王後期,到下一位國王辛禑王時期(1375-1388,明朝洪武八年到明朝洪武二十一年)是倭寇活動的極盛時期。《高麗史》記載,辛禑王初年有一個叫做藤經光的日本人,聲稱要率其黨徒入寇,以恐嚇高麗給予其糧食。高麗雖然答應給糧,但是全羅道元帥金先致欲借供給酒食餉宴之機誘殺藤經光。可是計謀泄露,藤經光脫逃,僅僅有三個日本人被捕殺。這個事件以前,倭寇入侵高麗從不刻意屠戮百姓。而藤經光被激怒後,每每入侵必大肆殺戮。高麗的全羅等沿海之地蕭然一空。從藤經光的行為,可以從側面了解到那時候倭寇的猖獗。

而後來朝鮮王朝的開國國王李成桂那時候就是高麗王朝活躍在抗倭前線的一員名將。1380年的時候(辛禑王六年),李成桂在南原山城和倭寇大戰,大勝。《高麗史節要》記載:「河流盡為血染,赤色六七日不變。俘獲敵馬千六百餘匹」。從此記載可以看出,此時的倭寇甚至已經發展出來騎兵。

辛禑王時代的倭寇已經有不少高麗賤民的參與。《高麗史》記載,辛禑王八年(1382年)四月,騷擾寧海的倭寇原來是禾尺(也寫作水尺)群聚,詐為倭賊。辛禑王九年六月,交州江陵道禾尺與才人詐為倭寇,寇掠平昌,原州和順興等地。禾尺,就是從事屠宰牛馬,皮革加工,編制柳器的居民。才人則是靠著演假面戲劇和雜技為生的人。兩個團體都是傳統上受歧視的賤民。他們和真正的倭寇聯合劫掠高麗官方倉庫。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李氏朝鮮時期。直到李氏朝鮮世宗大王二十八年(1446年),判中樞院事李順蒙在談到倭寇成員時還說:「據聞倭人只十分之一二,余皆朝鮮人假著倭服聚眾結黨為亂。」

深受倭寇騷擾的高麗王朝逐漸意識到光是以武力是無法擺脫這一問題的,於是開始試圖與日本進行外交戰術。高麗恭愍王十五年(1366年),金逸與金龍為了請室町幕府第二代將軍足利義詮禁止倭寇被派來日,兩人於次年二月到達京都。當時他們帶去日本的國書通告了庚寅年(1350年)以來倭寇在朝鮮半島肆虐的情況,使節派遣者的名義是元朝征東行中書省(元朝設置在朝鮮半島的地方統治機構,以高麗國王為最高長官)。

室町幕府對高麗使節的答復是賊船侵犯之事都是四國和九州地方海賊所為,京都方面不可能加以嚴懲,並首次代替天皇朝廷寫了回書,派使者帶著鞍馬,鎧甲等禮物到高麗。此時室町幕府也許是因為還處於草創時期,對國內海賊還不能有充分的控制,只能表示這種曖昧的態度。不過此次交涉也並非沒有效果,《高麗史》恭愍王十七年(1368)沒有關於倭寇的記載。以後辛禑王三年(1377)判典客寺事安吉祥前去日本所帶的請禁賊書中也提到:「丙午年間,差萬戶金龍等報事意,即蒙征夷大將軍禁約,稍得寧息。」這就是恭愍王時期這次交涉取得的實際效果。

另外,同樣在恭愍王十七年,高麗王朝和日本對馬島的統治家族宗氏建立了通交關系。這年七月,對馬島萬戶遣使高麗,閏七月高麗派李夏生到對馬,十一月對馬島萬戶的使者到高麗,高麗又賜給大米千石。

高麗與室町幕府的交涉固然取得了一定成功,但這種外交使節的派遣不知為何就中斷了。所以從第二年起倭寇又開始活動,最終導致了高麗辛禑王時期的嚴重倭亂。於是高麗再次採取外交交涉策略,辛禑王時期高麗一共向日本派遣了五次使者,即辛禑王元年(1375)一次,三年二次,四年一次,五年一次。被任命為使節的有判典客寺事羅興孺,判典客寺事安吉祥,前大司長鄭夢周,版圖判書李子庸,前司宰令韓國柱,檢校禮儀判書尹思忠。這些人都是高麗的大官,其中不乏鄭夢周之類的名臣。他們不僅同室町幕府,還同今川氏(足利氏的一個支族)和大內氏(日本中國地方西部和北九州的守護大名家族)保持穩固的聯系。努力使日本送還被擄走的高麗人並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就。

1392年,早已掌握高麗王朝實權的將領李成桂取代高麗恭讓王,李成桂建立李氏朝鮮政權。李成桂(朝鮮太祖)即位當年,就派遣僧人使者,請求室町幕府第三代將軍足利義滿禁止倭寇。足利義滿接受了朝鮮的要求,決定讓九州地方武士禁止賊船,送還被擄走的人口,並讓儒僧絕海中津寫了回書,以壽允為使者送到朝鮮。 日本國內也出現了以九州探題(探題為幕府官名,駐邊遠重要地方,掌管政務和訴訟,並負責治安和防禦外寇)今川了俊為首的對送還被擄人口熱心效力的人物。

朝鮮太祖四年(1395),今川了俊致書朝鮮,說最近海賊比以往已經減少了八九成。今川了俊被大內義弘誣陷被召回京都後,大內氏代替今川氏出面和朝鮮交涉。大內義弘趁著今川了俊回京,新任九州探題澀川滿賴到達之前的短暫機會,開始了和朝鮮的交往。

1395年12月,大內義弘遣使向朝鮮進貢土特產,次年三月遣禪僧通竺和永琳到朝鮮通報禁賊和送還被擄人口,同時求朝鮮賜大藏經。1397年,大內義弘又派永范和永廓到朝鮮,朝鮮遣前秘書監朴惇之為回禮使與永范等人到日本去。 朴惇之一行人於1398年夏到達日本,經過山口進入京都,要求足利將軍禁止倭寇。足利義滿欣然同意之後,朴惇之於1399年5月回到朝鮮。

與此同時,足利義滿派人送回朝鮮人口百餘,並請朝鮮賜大藏經木版和佛具。當時足利義滿採取的外交形式還不是直接送外交文書給朝鮮國王,而是命大內義弘和朝鮮通好。

1399年7月,大內義弘以其先祖出身百濟國為理由,向朝鮮索要土地。也就是說因為大內氏的先祖是百濟聖明王第三王子琳聖太子的子孫,所以希望在先祖故土獲賜土地。此時是朝鮮第二代國王定宗李芳果在位,定宗讓都評議使司討論了這個要求,但是最後採納了土地不可賜予的意見。不過因為這年十月大內義弘背叛幕府發動應永之亂,十二月在堺市兵敗自殺,請求朝鮮賜予土地的要求也就不了了之了。

倭寇之所以在高麗王朝時期能夠大逞凶威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高麗的土地制度紊亂並由此帶來了軍備的廢弛。

高麗初期的土地制度模仿中國唐朝,以公地為原則。凡是文武百官,府兵,鄉吏以及其他國家職務者,按其地位高低分別賜予不同數量的田地和柴地,謂之為田柴科。功臣則賜給功蔭田柴允許世襲。各官府衙門,賜予公廨田。寺院和王室貴族賜給賜田。租稅入國庫的叫做公田,租稅入私人的土地為私田。

但從高麗王朝中期後,農庄私有土地擴大,土地制度開始混亂。農庄私有土地的增加,雖然增加了王室和官僚的收入,但卻減少了國庫的收入，甚至使得國庫一度不能支付官員俸祿。另外,由於田柴科制度的崩潰,公民紛紛逃散流亡。公民的徭役比奴隸還嚴重,以至於只能賣妻鬻子,挨門乞食,甚至出現了公民全部逃亡的州郡。蒙古的入侵與倭寇的侵略正是在這種土地制度紊亂的時期發生的。禾尺和才人這樣的賤民假冒倭寇的社會條件充分成熟。

田制紊亂的同時,軍備制度鬆弛。府兵成了貧窮者的軍隊,既無衣食,又沒有休息,相繼逃亡。私田的擴大引起了私兵的增加,但是私兵的增加是沿著抑制公田,使公民變為私民進行的。這使得高麗王朝的經濟陷入了毀滅的深淵。

高麗王朝滅亡前夕,執掌大權的李成桂大膽進行田制改革,沒收農庄土地作為科田分配給官僚。科田與田柴科不同,允許私有,耕種科田的佃戶的地位得到保證,同時也被緊緊束縛在土地上。李成桂採取強化官僚階層的地主,農奴支配者性質的方針,這就既消滅了倭寇活動的根源,又奠定了朝鮮王朝建國的基礎。

軍備也隨著倭寇活動的激化而逐漸得到整頓。高麗恭愍王二十二年(1373)提出建設水軍的議案。辛禑王又新設火葯局,製造火葯,進行水上戰斗與火炮的訓練。辛禑王六年(1380)倭寇襲擊鎮浦時,高麗裝載火葯的兵船沖入賊船陣中,燒毀了全部敵船。朝鮮王朝建立以後,軍備更加充實。朝鮮太祖六年(1397)年,據記載當時「近年以來,營造兵船,沿邊守御,賊不敢近,居民土著,戰艦之功,誠為最大。」經過朝鮮定宗到朝鮮太宗李芳遠時,水軍配備更加完善。太宗八年(1408),各道兵船增加185艘,全國兵船總數達到613艘,水軍兵員總額達到五萬五千多人。此外還努力在沿海修建烽火,建造城池。並重賞對倭作戰有功的將領,懲罰作戰失利的將領,贊賞倭寇入侵時不屈而死的婦女為貞潔烈女,以此在人民心中樹立抗倭意識。

正當朝鮮王朝的外交活動和軍備擴充得到顯著成效時,倭寇採取了一種自掘墳墓的活動,就是向朝鮮半島內陸地區入侵。因為沿海地方已經被蹂躪殆盡,稅糧又改為從陸路運輸,使得倭寇不得不深入朝鮮內地。但是與在沿海地區活動不同,深入內地的倭寇就常常遭遇全軍覆沒的危險了。

對於最後掙扎的倭寇,朝鮮決定採取懷柔政策。即誘勸倭寇首領降服歸順,如果降服就賜給田地和傢具給予優待。降服的日本人被朝鮮稱作「投化倭人」,「降倭」,「向化倭人」等。

投化倭人最早的例子見於高麗恭愍王十八年(1369),但是投化倭人急劇增加是進入朝鮮時代以後。朝鮮太祖五年(1396),有倭船六十艘在寧海丑山島投降,其首領被朝鮮任命為宣略將軍。次年二月,朝鮮賜給米三十石,豆二十石,十月又賜給米豆共五十石。這一事件發生後,投化倭人的數量不斷增加,甚至其中有不少後來也參與了朝鮮對抗倭寇的行列。

當然,投化倭人中也有不少技術人員,比如後來被朝鮮任命為典醫博士的原海,船匠藤次郎等。朝鮮太宗七年從對馬島前往朝鮮的投化倭人平道全,晉升為員外司宰少監和上護軍等官銜,在朝鮮和日本的外交活動和防禦倭寇的工作上很活躍,甚至在己亥東征時擔任忠清道助戰兵馬使。投化倭人中被授予朝鮮官職的叫做「受職倭人」,由朝鮮政府賜予與位階相當的官服。後來還出現了住在日本而由朝鮮授官的成為受職倭人的日本人。這種住在日本的受職倭人被允許一年一次穿著朝鮮官服,帶著告身(任命狀)到朝鮮接受招待。因為他們被允許同時進行貿易,所以受職在另一方面就等於給予進行貿易的權利。

朝鮮對倭寇實行的懷柔政策之二是允許通商。根據史料記載,倭寇活動減少的同時,出現了西部日本豪族頻繁派遣人到達朝鮮的情況。派遣使人最多的是對馬島的宗氏一族,此外還有大內氏和澀川氏,肥前松浦黨諸氏,築前宗像氏,少貳氏,肥後菊池氏,薩摩島津氏,伊集院氏,新納氏等許多豪族。

這些日本豪族的使人被朝鮮稱作「使送倭人」,「客倭」或「使送客人」並受到接待。但是這些使人不一定是那些日本豪族的家臣,既有從前的倭寇也有商人,還有一人兼任多個豪族使人的情況。

朝鮮起初對於使送倭人的到來並不加以限制,導致後來接待使送倭人成為巨大的經濟負擔。朝鮮太宗十四年(1414),這一年日本對馬島的宗茂貞使人34人,少貳氏使人31人,壹岐使人20人,日向州使人20人,一共105人到達朝鮮,在蔚山要求梵鍾,憤於朝鮮賜予的遲緩,以至於拔刀動武。朝鮮方面以此次暴動事件為契機,限定以後只有宗氏,大內氏,少貳氏和九州探題等十個豪族才能派遣使送船到朝鮮。使送倭人的入港地也限定為慶尚道沿岸各地,朝鮮世宗時代又規定除富山浦,乃而浦和鹽浦之外,其餘各地一律禁止停靠。與使送倭人相並列,還有興利倭人頻繁出入朝鮮,正如朝鮮用「商倭"或「販賣倭人」的名稱稱呼他們那樣,是為進行貿易到朝鮮的日本人。朝鮮太宗七年(1407)之後,來朝鮮的興利倭人必須攜帶他們所居地日本首領發給的渡海到朝鮮的證明書。

使送倭人和興利倭人從朝鮮帶回日本的物品,有虎皮,豹皮,麻布,白薴布,紅緞子,絹,席子,人參,松子,糙米,黃豆,燒酒,清酒,蒜,干柿子,黃栗,銀鍾,銀盂,天鵝,銀魚,衣服,馬鞍等。這些東西都是作為對壹岐,對馬,松浦地方豪族與少貳氏的回賜品記錄下來的。

朝鮮從高麗那裡繼承下來的外交交涉與軍備擴充,誘勸倭寇降服,許可通商以及倭寇自身過於深入內地自取滅亡等多種因素的綜合作用下,使得倭寇集團不得不發生變質與分解。

倭寇改變身份的方向有三,第一轉化為投化倭人,第二轉化為使送倭人或興利倭人,第三繼續當海賊。繼續當海賊的場合,也停止了在朝鮮半島的掠奪活動,專門以中國大陸作為活動舞台。但是,第一種人變成第三種人,第三種人變成第二種人的情況也時有發生,這三者的區別只不過是表面現象的區別,實際可能並不分的那麼清楚。

㈥ 有什麼古風濃郁的地方，就是像古文里的煙雨江南，人們習慣穿漢服出門。古風建築，小河中的小船。

安徽宏村
宏村位於安徽省黟縣東北部，始建於南宋紹熙年間（公元1131年），至今800餘年。它背倚黃山余脈，雲蒸霞蔚，恰似山水長卷，融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為一體，被譽為「中國畫里的鄉村」。2000年11月30日，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了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宏村是中國古代依據仿生學建造的，具有獨特造型的「牛型村落」——「山為牛頭樹為角，橋為四蹄屋為身」。始祖汪九是唐初越國公汪華的後裔。村子始建於宋代，數百戶粉牆青瓦、鱗次櫛比的古民居群，特別是精雕細鏤、飛金重彩的承志堂、敬修堂；氣度恢宏、古樸寬敞的東賢堂、三立堂；森嚴的敘仁堂、上元廳等祠堂和南湖書院；巷門幽深，青石街道旁古樸的觀店鋪……，同平滑似鏡的月沼和碧波盪漾的南湖，雷崗上參天古木、民居庭院中的百年牡丹與探過牆頭的青藤石木，構成一個完美的藝術整體。真可謂是步步入景，處處堪畫，同時也反映著悠久歷史所留下的廣博深邃的文化底蘊。至清代宏村已是「煙火千家，棟宇鱗次，森然一大都會矣」。
全村現保存完好的明清古民居有140餘幢。宏村是中國古代依據仿生學建造的，整個村落呈「牛」型結構布局——「山為牛頭樹為角，橋為四蹄屋為身」，被譽為當今世界歷史文化遺產的一大奇跡。那巍峨蒼翠的雷崗當為牛首，參天古木是牛角，由東而西錯落有致的民居群宛如寵大的牛軀。以村西北一溪鑿圳繞屋過戶，九曲十彎的水渠，聚村中天然泉水匯合蓄成一口斗月形的池塘，形如牛腸和牛胃。水渠最後注入村南的湖泊，鵒稱牛肚。人們又在繞村溪河上先後架起了四座橋梁，作為牛腿。歷經數年，一幅牛的圖騰躍然而出。這種別出心裁的科學的村落水系設計，不僅為村民生產、生活用水提供了方便，更創造了一種「浣汲何妨汐路遠，家家門前有清泉」的良好環境。宏村依山伴水而建，村後以青山為屏障，地勢高爽，可擋北面來風，既無山洪暴發沖擊之危機，又有仰視山色泉聲之樂。八九百年前的建村者便有先建水系後依水系而建村的前瞻，所以使它有了水一樣的靈性，這也正是它比其他徽派建築的村落更具魅力的原因。
重慶合川淶灘古鎮

淶灘鎮位於美麗的渠江邊，是重慶市級風景名勝區淶灘----雙龍湖風景區的重要組成部分，重慶小十景之一，距重慶城區85公里，交通十分方便。從重慶合川城出發往東北方向約42公里就是養在深閨中的淶灘古鎮了。
淶灘古鎮原名叫淶灘古寨，始建於清嘉慶年間,距今已200多年。由於傍著渠江，淶灘古寨商賈雲集，街市興旺，依山而築的二佛寺也香火不斷，是盛極一時的風水寶地。
古鎮內的二佛寺是重慶巴渝小十景之一,摩崖石刻造像是國內罕見的佛教禪宗造像集聚點,1956年被列為四川省第一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靠近淶灘，遠遠就能看見古瓮城城門。古瓮城是淶灘寨的一景，盡管當年綿延環抱的古城牆已不復存在，短垣殘牆也足以讓人體會到歷史烙下的痕跡。是川東地區惟一保存完好的古代防禦設施,它四面開設城門,內外兩層圍合,形似石瓮,有「瓮中捉鱉」之意。
穿過古城門，就是古鎮的老街。老街顯得蒼桑、安靜，青石路曲曲折折一直延伸到渠河邊。兩旁老式木樓保存得相當好，商店、人家、茶館鄰次階比，但是熱鬧景象早已時光不再。街的另一頭有一座建於清光緒年間的太平池，池子里儲滿了水，當地居民傳說池子里的水干不得，一干就要發生火災，因此街上的居民輪流擔水以保持水池的水不幹涸。
淶灘古鎮距合川市區42公里，瀕臨渠江，並與風景秀美的雙龍湖相鄰。淶灘古鎮瓮城和城寨依然保存完好，是典型的古代山城防禦工事，其清代風格的老街和民居依然純朴端莊。淶灘最為有名的還是二佛寺
福建培田古村

培田客家古村位於福建省閩西山區連城縣宣和鄉境內的培田村，至今仍保存著（全國）較為完整的明清時期古民居建築群。其精緻的建築，精湛的工藝，濃郁的客家人文氣息，堪與永定土樓、梅州圍龍屋相媲美，是客家建築文化的經典之作，人稱「福建民居第一村」、「中國南方庄園」，有「民間故宮」之美譽。2005年11月12日，在第二批中國歷史文化名鎮（村）評選中，培田榮獲「中國歷史文化名鎮（村）」的稱號。
培田古村，被譽為「福建省民居第一村」。因為培田的祖先給這個面積僅13．4平方公里、住戶300多家，村民僅1000多人的小小村落留下一筆巨大的遺產：培田村保存著30幢大宅、21座祠堂、6處書院、1條千米古街、2座跨街牌坊、4處庵廟道觀，總面積達到7萬平方米。全村建築的博大、保護的完好、珍藏品的多、文化底蘊之深，為外界所嘆服。
培田村已經有800多年的歷史，著名的冠豸山、筆架山、武夷山余脈自北向南直落此地，好像被三龍懷抱，村外的五個山頭，則又像是五虎雄據，風景宜人。而在明、清時期，培田村處於長汀、連城兩縣官道的驛站上，同時又是汀州、龍岩等地竹、木、土紙及鹽、油等日用百貨的水陸中轉站。清代郵傳部官員項朝興為此在「至德居」題聯「庭中蘭蕙秀，戶外市塵囂」，如實描述了當時培田村庭內的優雅和街市的繁華。
正是培田鍾靈毓秀的自然環境和重要的地理位置，以及客家先祖長期耕讀為本和勤勉立業的精神，歷經百年風雨，最後形成了培田深厚的歷史文化和經濟的空前鼎盛，並為後人留下了寶貴的明清客家鄉土建築群。
走過了幾百年的培田古村，以其古樸，深厚的文化內涵吸引著山外的遊客，在這里人們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已經遠離我們的生存環境，生活方式。而旅遊時代的到來，使它這個深藏於深山的古老村落展現在世人面前，現代的人也因此重新審視它的文化的價值，成為了不可多得的人文景觀，漫步於古村落之中，我們的思緒會飄向遙遠
浙江烏鎮
烏鎮位於浙江省北部，京杭大運河西側。地當水陸要沖，俗稱兩省（浙江，江蘇）、三府（嘉興，湖州，蘇州）、七縣（烏程，歸安，崇德，桐鄉，秀水，吳江，震澤）交界之地。
烏鎮原以市河（車溪）為界，分為烏青二鎮，河西為烏鎮，屬湖州府烏程縣；河東為青鎮，屬嘉興府桐鄉縣。清朝文人施曾錫所作《雙溪竹枝詞》：「苕溪清遠秀溪長，帶水盈盈匯野礦，兩岸一橋相隔住，烏程對過是桐鄉。」正是當時烏青二鎮地勢的形象寫照。
據烏青鎮志記載，春秋時此地為吳疆越界，秦漢為烏程由拳分境，唐咸通年間始正式稱鎮，南宋嘉定年間，以市河為界分為兩鎮，解放後，市河以西的烏鎮劃歸桐鄉縣，才統稱烏鎮。
如今，烏鎮不僅是浙江有名的水鄉集鎮，而且成了國內外研究茅盾著作的專家學者嚮往的地方。可以預見，不久的將來，烏鎮經過整修建設，將更添秀色
山西皇城相府
這是中國清朝康熙大帝的老師、《康熙字典》的總裁官、文淵閣大學士光祿大夫陳廷敬的故居，位於山西省陽城縣北留鎮皇城村，枕山臨水、城牆雄偉、雉堞林立，房屋則朴實典雅、錯落有致，是一座別具特色的城堡式建築群。
建築群分內城、外城兩部分，有院落16座，房屋640間，總面積36580平方米。內城始建於明崇禎五年（公元1632年），有大型院落八座，為明代建築風格。尤其是七層百尺河山樓及附屬建築107間藏兵洞，是明代建築中的珍品，也顯示出古老古堡風格。
外城完工於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建有前堂後寢、左右內府、書院、花園、閨樓、管家院、望河亭等，布局講究、雕刻精美。康熙御賜的「午亭山村」匾額及對聯「春歸喬木濃蔭茂，秋到黃花晚節香」至今保存完好。
整個皇城相府的建築特徵是：依山就勢、隨形生變、層樓疊院、錯落有致、古樸庄嚴、渾厚堅固。在河山樓內還有井、碾、磨，並有暗道直通城外，聚甲藏弩、護城保庄、抵禦外侵。
皇城相府的禮制建築，也給中華民族留下了一筆豐厚而值得研究的歷史文化遺產。外城城門外有高達8米的御書樓，康熙帝御賜的「午亭山村」石刻匾額及對聯「春歸喬木濃蔭茂，秋到黃花晚節香」至今保存完好。 外城內有大小石牌坊兩座，銘刻著「德積一門九進士、恩榮三世六翰林」之功德。同時，保存完整的康熙帝在陳廷敬病重期間和病故後親賜的御碑，表達了康熙對陳庭敬的敬重，是對陳廷敬生榮死貴的最好記錄。這里，御碑之多、御書之富、保留之完整，為國內少見
江西上饒婺源古村
婺源是江西省一個具有悠久歷史的古縣，婺源古屬徽州，唐開元28年為府治。人文之風，始於東晉亂世之北方士族南遷，以「東南鄒魯」聞名。

靈岩古洞群、古樹名木、明清建築及古文化，是婺源風景的四大特色
雲南和順古鎮
在雲南西部，靠近中緬邊界的騰沖縣，有一處古典秀美的江南鄉村——和順鄉。這是一處人間秘境，保存著雲南最具古典風格的鄉村景緻和明清以前的許多建築和民風民俗。

時光易逝，歲月無情。曾經擁有的精緻生活、華麗排場已經散去，葬入歷史的塵土。

出騰沖縣城4公里，穿過一片稻田，在蛙聲中跨過石橋就到了和順鄉。和順源於「雲涌吉祥，風吹和順」的詩句，是古代川、滇，緬、印西南絲綢之路的重要驛站和著名的僑鄉。

鄉村道路旁屹立著供人避雨的灰色的風雨亭，潺潺溪流和睡蓮間的具有明代風格的洗衣亭，依然有少婦在水邊的厚木板上搗衣洗菜，白鵝像唐詩描寫的那樣在龍潭裡悠遊。百年前建造的畫棟、雕梁、傢具、牌坊、文廟、匾額完好如初，雖被風雨褪盡色彩，卻更加賞心悅目，襯托出了靈秀鄉村的厚重古韻。這些都使和順具備了豐富的歷史文化積淀，積淀了濃郁的人文氣息並與這里田園牧歌式的鄉村秀美自然風光「珠聯璧合，相得益彰」。

過雙虹橋，來到和順鄉的水錐村，只見一棟棟密集的古宅環山而建，粉牆黛瓦，整潔美觀。宅屋間有一條條深幽的街巷，把整個村莊連為一體。看得出，這是一個規模不小，建築形制也經過規劃、設計的村寨，曾經有過輝煌。村上的幾處宗氏祠堂修得格外富麗，顯示著家族的威儀，讓人揣想到每一姓人家，經歷了滄桑艱辛後，在祖居故土上的耀祖光宗
河南開封朱仙鎮
河南開封縣的朱仙鎮，位於河南省開封市南20公里處，與廣東的佛山、江西的景德、湖北的漢口同為我國的四大商埠重鎮。相傳戰國為朱亥故里，亥居仙人庄，故名朱仙鎮。朱亥本是一位屠夫，因勇武過人，被信陵君聘為食客，以後曾在退秦、救趙、存魏的戰役中立下了汗馬功勞，因此，信陵君的蓋世英名也是與他發現和任用朱亥分不開的。

朱仙鎮的全盛時期是明末清初。當時全鎮面積為25平方公里，人口二十多萬，民商四萬多戶。鎮內街道縱橫、百貨雲集。賈魯河將全鎮分為東鎮和西鎮。明清兩代東鎮是重要市街。乾隆以後，因黃河決溢，鎮中屢遭水患，東鎮地勢較低，商賈多由東鎮移至西鎮。

朱仙鎮木版年畫起源於唐，興於宋，鼎盛於明清，歷史悠久，源遠流長，是我國四大木版年畫之一，

岳飛曾在這里大敗金兵，取得朱仙鎮大捷。岳飛曾有以五百精騎大破十萬金兵的壯舉，金兀術也不得不感嘆「撼山易，撼岳家軍難
江蘇光福古鎮
多年的悠久歷史，位於蘇州市古城西南28公里的太湖之濱，南鄰太湖區，西鄰太湖、北通長江，光福自有「湖光山色，洞天福地」之美 有「湖光山色，洞天福地」之美稱，有豐富的自然資源，享有「魚米之鄉」，「四季有果」之美稱；光福是傳統工藝之鄉，蘇綉的發源地之一，精湛的雕刻工藝巧奪天工；光福人文景觀，名勝古跡密集，吳文化內涵深厚，形成了多層次的旅遊專線，是國家太湖名勝風景區之一。光福主要的景點有鄧尉山塢、銅觀音寺、光福塔、司徒廟等位於鄧尉山塢，是我國四大探梅勝地之一。鄧尉梅花甲天下，以其歷史悠久，品種繁多著稱於世。明代文人姚希孟曾在《梅花雜詠》一文中說：「梅花之盛不得不推吳中，而必以光福諸山為最」，梅花盛開時，繁花似雪，暗香浮動；微風吹過；香飄數十里。山上有「聞梅館」、「梅花亭」清康熙年間江蘇巡撫宋犖題書的「香雪海」摩崖石刻和乾隆皇帝探梅御詩碑刻。周圍還有數百畝梅林，形成「登樓觀梅、入園探梅、進廊攬梅、登山賞梅」四大賞梅景點。
??銅觀音寺原名光福神寺，始建於梁代天監二年（公元503年）。幾經興衰，現存殿宇是清道光十二年（公元1813年）建築，宋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有個農民在光福神寺旁取土，挖得銅觀音像一尊，後送至寺中，於是被改為銅觀音寺。寺內殿宇富麗堂皇，除大雄寶殿，觀音殿，還有金剛殿、西方殿等。廊壁碑碣古刻，古香古色；寺後亭、台、池、榭、點綴雅緻；奇卉怪石，羅列其中；樹林青郁，景色迷人。
??光福塔又稱舍利佛塔。坐落於龜峰山巔，始建於梁大同年間，距今一千四百多年，1998年修葺一新。塔為四方七級，高38米，身邊寬5.18米。光福塔踞山臨湖，景色旖旎，猶如一幅洗煉的中國畫展現在遊人面前。登臨塔山縱眼四望，但見高處峰巒攢簇，低處層林疊翠，湖光山色，相互掩映，給人以「不在畫中，似在畫中」之感。
??司徒廟位於鄧尉山山塢的梅林叢中，相傳東漢大司徒鄧禹晚年就隱居於此。廟里供奉著鄧禹塑像，院內有當年鄧禹種植的漢柏四株，已歷1900餘年，清乾隆帝下江南巡視曾多次觀賞，並賜四株古柏為「清奇古怪」，洵為天下奇觀。明代《楞嚴經》、《金剛經》石刻保存在廟內。據此，江蘇省人民政府已將這組古刻公布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江蘇周庄
周庄位於江蘇省崑山市西南，「鎮為澤國，四面環水」，被譽為「夢里水鄉」，古稱貞豐里，是江南六個著名古鎮之一。其地理位置在蘇州老城和杭州西湖之間。
周庄雖歷經900多年滄桑，仍完整地保存著原有的水鄉古鎮的風貌和格局。鎮上有近百餘幢古宅，半數以上是明清之際的建築。六十餘座磚雕門樓。窄直的河道上橫卧著二十四座石橋，其中元至清古橋十餘座。全鎮以河成街，橋街相連，依河築屋，深宅大院，重脊高檐，河埠廊坊，過街騎樓，穿竹石欄，臨河水閣，古色古香，水鎮一體，呈現一派江南水鄉「小橋、流水、人家」的古樸幽靜。
波光粼粼的水巷，小船輕搖，綠影婆娑，返樸歸真的遊人會情不自禁地吟誦元代名句：吳樹依依吳水流，吳中舟楫好夷游。
來到周庄，沿著古老的青石板路往裡走，一幢幢凝固了歷史痕跡的明清時期的舊房、雕花的門樓、門前的石階、臨水的小橋在靜靜地迎接你，似乎在向你傾訴著周庄的寧靜與雅緻。周庄並不大，她的整個布局是由幾條「井」字形的河流分隔成塊，中有眾多小橋連接，依河築屋，依水成街，因而周庄之美就美在她的舊房、她的小橋、她小河裡的潺潺流水。
周庄人家盡枕河，水巷小橋多，全鎮共有二十四座古橋，構成周庄一絕。橋的造形有拱形、梁式，橋洞有單孔、多孔，材料有花崗石、武康石、青石，大小不一，風格各異，蔚然可觀。其中名聞遐邇的是雙橋，雙橋俗稱「鑰匙橋」，由石拱橋世德橋和石樑橋永安橋聯抉而成，橋面一橫一豎，橋洞一方一圓，構成奇麗的景緻。1984年，著名中國旅美畫家陳逸飛來周庄，為之流連不去，後創作油畫《故鄉的回憶》，此畫1994年由美國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長哈默買下後贈送給鄧小平同志，於是傳為佳話，周庄因此走向世界。
除雙橋外，中市街東的富安橋也引人注目。此橋初建於元至正年間(1341－1368)，明清問幾次重修。橋之四角有樓，飛檐朱闌，黛瓦粉牆，臨波拔起。登臨這座國內罕見的橋樓，周庄便一覽無遺了。
水鄉往來最方便的就是乘船。在交織的河道上，小船往來穿梭，船家與河岸上的路人，與石階上浣紗的婦女，與擦肩而過的船上人家輕快地招呼問候，互做買賣，猶如一幅恬靜的江南水鄉畫卷。
從雙橋沿北市街往南是明代建築玉燕堂，清初歸張氏所有，俗稱「張廳」。過門廳為天井，兩側廂樓，上下有明瓦窗戶。大廳軒敞明亮，柱礎為木質，是明代建築標志。大廳東有幽暗深長的陪弄，壁間有燈龕。至陪弄底，小河貼牆根而來，又穿水閣而去。至此拓一丈見方的水池，供船交匯和掉頭，四周砌花崗石駁岸。駁岸上是沿河人家的後窗，窗前有吳王靠，闌下有如意形纜船石。後院翠竹搖曳，花木扶疏，有一太湖石，玲瓏剔透，峰巒如飛燕，故稱「玉燕峰」。
除張廳外，周庄的標志性建築，還有具有徽派建築風格的七進五門樓的沈廳，殿宇森嚴、終日香火繚繞的澄虛道院，以及古往今來文人墨客吟詩詠賦的迷樓，這些都是古建築中的瑰寶。
正是周庄的橋，周庄的小河，周庄的老房，使得中國當代畫家吳冠中斷言：黃山集中國山川之美，周庄集中國水鄉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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